从刑事诉讼法律的变化谈立法的人性化

一部好的法律,是体现人性化的法律,是将人情与国法两者完美融合的法律。当代立法要借鉴古代人性化法律制度,围绕国情民意展开,充分考虑司法实践对法律的运用实效,构建人性化立法制度。     

中国法律史课程思政路径分析

中国法律史课程以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为学习和研究对象,系统讲解中国古代法律制度规范和司法实践。对于当代而言,其内容已是过去式,但从过去式的法律制度中汲取合理元素服务于当代法治建设,并对学生进行法律文化自信教育,是中国法律史课程教学的重要任务。运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充分发掘中国古代法制中德法融合、严明吏治、契约自治、司法原情等理念和实践的历史价值,不仅能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也能坚定学生的法律文化自信。     

"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现行立法中的缺失及其存在的合理性

作为中国法律传统中的一个典型制度和古代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亲亲相隐"体现了鲜明的人伦精神,而我国现行立法中的相关规定舍弃了这一制度,这其实违反了人性与人伦道德,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也不利于保护人权及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危害日益显现。"亲亲相隐"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符合刑法谦抑精神的要求,体现了对人性的呵护和关怀,反映了法律制度改革的要求与方向。     

论佛教戒律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

佛教戒律即是佛教规定的教徒必须严格遵守的规则.佛教戒律传入中国后在中国演变发展,同时影响中国古代法制.其影响主要表现为:佛教戒律观念对法制的渗透;佛教戒律在法律制度中的体现;佛教戒律对司法实践的影响三个方面.其影响具有鲜明的中国和时代的特点.佛教戒律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对当代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     

慎刑观:中国古代主流的刑法观

中国古代主流刑法思想是慎刑思想。这一思想的形成主要受人本主义与民本思想、仁政说和人性论的影响,并在立法和司法中体现出来。对这一理念的研究不仅可以加深对中国传统司法文化及其历史价值的理解,而且对建立当代法治社会和政治文明社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从中央苏区的立法及司法实践看梁柏台的法制思想

梁柏台是中央苏区立法及司法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在他起草的法律法规和进行的司法实践中都体现着他的法制思想。其法制思想主要表现为:法律应为政治服务;法律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法律为民思想;实事求是原则。这些思想贯穿于中央苏区法制建设的全过程,并对以后我国的法制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拒绝作证制度法律分析

拒绝作证权是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传统的证据规则,英美普通法系国家也普遍有相似的证据制度。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及西方国家的司法实践均表明拒绝作证制度有其正当性、合理性,我国对此方面的立法一直徘徊不前,建立中国特色的拒绝作证制度对完善现行刑事法律法规有积极意义。     

论“直接适用的法”——以立法与司法实践为视角

直接适用的法是当今国际私法中一个新的理论问题,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目前,许多国际组织在起草国际公约、许多国家在制订其国际私法立法时,已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体现"法律直接适用"思想和精神的条款.针对中国在该领域存在的空白现状,通过比较研究,为直接适用的法在中国的立法模式及司法实践提出相关建议,以期在目前国际私法典的设计工作中,对直接适用的法的规范及适用有所体现,实现立法的健全与完善.     

先秦儒家法律思想对中国当代法律的影响

作为＂百家争鸣＂中最早形成的学派,儒家思想支配了中国古代法律几千年,渗透于古代、近代的立法、司法活动,也影响了当代法律的思维方式。本文拟通过对其基本内容的阐述,分析其对中国当代法律的影响,着重其积极的一面。     

中国近代独立审判制度建构述论

中国近代就司法审判制度的革新而言,通过移植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在司法改革中遵循分权原则,致力于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离,实践司法独立是司法改革的最大亮点。由于清末司法与行政的分立依旧以皇权为终极根据,决定了司法独立虽然在法律层面上得到体现,但在实践方面只能处于"能言不能行之"的状态;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独立审判制度的建构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司法独立的实现程度是相当有限的,有些司法独立制度规则的存在也仅具有象征意义。     

浅析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适用

法治精神不仅要求立法上科学地规定犯罪与量刑,也要求司法上实现罪刑法定化,以体现人权保障的时代精神。对罪刑法定的理解因人而异,但都应当客观公允地对“法”作全面理解,对“法定”准确把握, 处理好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矛盾;罪刑法定取代类推制度,但是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还应当主张;罪刑法定并不当然否定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在量刑和定罪方面同样适用,司法体制改革中应当限定基层法院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论清末"新政"时期的刑法变革

20世纪初,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中开始“新政”,法制改革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刑法首先修订,在经过近十年的前期准备和制定工作后,公布了《大清新刑律》;该法在法律体例形式、刑法罪名、刑罚体系等方面都发生了变革;并在法律中确立了刑法礼法分立、罪行法定、法律平等和刑罚人道主义等现代刑法原则;刑法的变革使原有中华法系走向解体,是中国刑法发展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但在当时中国社会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也启示现代人要更新传统的刑法观念,树立现代刑法意识。     

论儒家法治思想对中国古代刑法的影响

学界通说认为,中国古代法律是以刑为主,诸法合体。中国的法制史其实就是一部刑法史,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主要就是刑法思想。中国古代,以"德主刑辅"为核心的儒家法治思想,对中国古代刑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章论述了儒家刑法思想的基本内容,指出儒家的伦理道德很多被转化为刑法规范,对立法、司法以及守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论我国单位犯罪中个人刑事责任的承担

单位犯罪中个人的刑事责任,在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少争议。从单位犯罪中个人刑事责任的承担这一角度着手,希望为追究单位犯罪中个人的刑事责任提供合理途径。首先界定了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的范围;其次,对责任人员的刑罚适用从主刑和附加刑的角度进行分析;最后,提出非刑罚处置措施作为刑罚的必要补充,并指出其适用的依据和要求。     

毒品犯罪死刑的国际考察及其对我国的借鉴

二战后,世界范围内死刑在逐步被限制并走向废止的同时,由于世界各国面临毒品犯罪的严峻形势,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2000年的20年间,世界上毒品犯罪规定死刑国家的数量却出现了明显增加。当前,虽仍可认为"国际法并未完全禁止使用死刑",但死刑的废除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毒品犯罪死刑废除并未得到我国当前立法的支持,但鉴于运输毒品罪的特殊地位和其社会危害性,立法上或司法上先行废除其死刑的适用,对于减少我国死刑的适用、推进我国毒品犯罪死刑的废除具有现实意义。     

列宁的法制思想初探

列宁是社会主义法制实践的开创者，其法制思想丰富而系统。他明确提出了国家政权必须通过法律来掌握、巩固和治理的思想；重视立法，主张党对立法的指导，坚持立法的民主、统一和随形势发展的需要不断立、改、废原则、；强调严格执法和守法，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和加强司法队伍建设；注重法律监督，督促司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依法办事，发挥国家权力机关和人民群众在执行、监督法律中的作用，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保证法律全面准确的实施，从而更有效地治理国家。列宁的法制思想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理论宝库。     

性贿赂犯罪化研究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腐败已经成为各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中的最大障碍之一,而贿赂犯罪则首当其冲。在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日渐提高的今天,性贿赂以其独有的特征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成为各国贿赂犯罪的应有内容之一。但我国受形式主义及司法实践中的“计赃论罪”观念的误导,至今未将其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本文通过分析当前性贿赂犯罪的现状,纵观中国古代的立法例,横向比较西方国家的立法,阐明了我国当前切实可行的做法应当是通过立法解释将贿赂罪的犯罪对象扩大解释为物质性利益与非物质性利益,把性贿赂纳入贿赂罪之中。     

论刑法中的复权制度

复权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刑罚消灭制度,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采用。然而我国刑事立法当中鲜有提及,刑事司法亦未有规定。鉴于复权制度在激励犯人自我改造、实现再社会化以及实现刑罚特殊预防等方面所起的卓越作用,我国刑法应当引入复权制度,以期完善我国的刑事立法。     

谈唐代对官吏赃罪的惩治

唐代在总结前代立法的基础之上，对官吏赃罪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唐律对官吏赃罪的认定和惩罚规定得颇为周密与具体。但是唐代各个时期的执法力度是不平衡的，司法实践中惩治赃官的收效亦有较大的差异，这与统治者的立法思想和执法行为均有直接关系。封建法律严惩贪官污吏，对于保障社会经济的顺利发展与维持安定的政治局面，是非常重要的。     

论我国刑罚中的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

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是刑罚目的的两个方面,受传统法律文化、历史条件等诸多条件影响,两者孰重孰轻始终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随着立法与司法领域的国际化进程加速,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之后,刑法理论与刑法实践都注重与国际刑法接轨,妥善处理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关系,恰当评价两者体现在立法领域和司法领域中的作用,对于刑罚理论的科学完善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