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人的命运之曲——谈元杂剧中的文人形象及其意义

元杂剧中的文人形象主要有三类:怀才不遇的寒儒,风流狂放的浪子,愤世疾俗的隐士。他们是元代文人三种人生态度的真实写照,映射出元代文人群体在特定社会环境中存在着的普遍的文化心理状态,表现出他们的不满与抗争,梦幻与追求,从某种意义上讲,元杂剧是元代文人的命运之曲。     

元杂剧庄子形象研究

在元杂剧剧目中,有较多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剧本,然而以庄子为主人公的剧本并不多,今仅存史樟的《蝴蝶庄周梦》,李寿卿的《南华庄老叹骷髅》仅存残曲.本文通过分析、探讨元杂剧中庄子形象的特征及其成因,得出元杂剧中的庄子有思想平民化、形象圣人化、悟道过程曲折化的特征,该形象是在社会、道教、杂剧特征、文人心态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反映出元代文人的思想特征,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     

浅议元代文人地位变迁与元杂剧繁盛之间的关系

元代以前的文人通过十年寒窗苦读,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而一举成名,飞黄腾达,因此受到人们的羡慕和尊重。到了元代,朝廷78年不开科举,文人被抛离既定的仕途轨迹,社会地位一落千丈,因传统文化的解体而引起的心理错位和信仰破灭,更让文人墨客们无所适从。但元代文人并没有为身份地位的急剧下降而沉沦,落魄的文人发现了他们的疗伤圣药——元杂剧。大量文人加入到元杂剧的创作队伍,使得元杂剧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迅速流行于元代社会,元杂剧进入了繁盛期,并成为元代文学的代表。     

从《玉壶春》的爱情浅探元杂剧爱情剧之“知己”情结

在元杂剧爱情剧中,贯穿着元代文人士子浓稠不化的"知己"情结,他们将在现实中屡求不得的人生理想借助剧作中失意文人与红颜知己的相敬相知来实现。作家的人生价值理想也自然寄寓在这种知己情结之中,从而使其具有独特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感染力。《玉壶春》便可作其代表。     

呼唤科举:元杂剧中下层文人的生命呐喊

元杂剧作家的绝大多数是在科举教育的环境中成长的,他们的科举情结也自然流露于作品之中。在元代科举停废的情况下,元杂剧作家主要从下层文人的生活、遭遇、社会地位等角度呼唤着科举,以向世人展示下层文人的人生价值,从中也表达了下层文人对社会政治的关注和参与意识。     

从元杂剧中看元代妓女形象

元代,基于种种原因,文人地位发生重大变化,沦落至社会底层。他们开始用与以往文人全然不同的体会和目光来描写身边的人与事。与他们同在社会底层的妓女因与他们接触频繁,更是成为他们主要的描写对象出现在元杂剧中。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元代文人不再以赏玩的态度来描写他们,而是以平等的目光,体恤的态度来描写与她们的交往过程,将她们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描写,为我们展现了元代以前不曾有的鲜活美丽、真实动人的妓女形象。     

元杂剧中文人与倡优爱情婚姻观所蕴含的社会内容

元杂剧中的一系列士子与倡优的爱情戏,以独特的视角展现了元代文人的爱情婚姻观,深刻体现了元代社会生活的内涵.通过分析元代士妓爱情戏,来阐述文人形象、倡妓形象和商人形象所蕴含的社会内容.     

从元代士妓爱情杂剧透视元代文人心态与社会地位

本文从元杂剧中文人与娼优的爱情杂剧入手,阐述了元代文人的社会地位与心态.文章试图从文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多舛与杂剧中理想境界里的顺遂这两个方面来分析元代文人创作这一类士子与娼优爱情杂剧的社会根源与深层心理,从而把握元代的社会特征及其元代文人的心理和追求.     

文人的自我设计——从元代婚恋剧模式看元代文人的创作心态

在现存的150多种全本元杂剧中,反映婚恋题材的杂剧占了近1/3.这些婚恋剧有一个较为固定且与元代婚恋事实相悖的理想模式:富有才情的落魄书生都能婚姻美满,仕途顺畅.仕宦无望的元代文人意在借此模式来对失意的人生进行虚妄的设计,以弥补生活中的缺失.     

论元杂剧中书生形象的世俗性——以《张生煮海》及《柳毅传书》为例

在元杂剧中,书生形象与以往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同类角色有较大的差异。他们往往具有很强的世俗性,具体表现为：好色,贪财,精明而虚伪。可以将这些表现的原因归结为三点。即杂剧自身的属性;市民文化的崛起;文人地位下降,作者心态发生改变。这一表现在文学史上是值得关注的现象,同时对于我们了解元代市民生活以及元代文人心态具有重要作用。     

试论元杂剧中书生形象的阴柔倾向

元杂剧中的书生形象大都存在着一种阴柔倾向。这不仅表现在其外在形体动作上的阴柔特征，更重要的表现在他们为人处世的行为方式及其心理意识之中。他们的阴柔特征行为极大地伤害了女性们的真挚爱情和切身命运，也与他们本人敏感的自尊形成鲜明对比。这种现象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以文人书生为代表的男性的弱化昭示了元代特殊的文人地位，也从反面证明了女性的觉醒、进步和解放。     

元代文人的“阶级”及其成为心念的欲望

从仕途流落到市井，以创作为职业是元代文人开创的新局面，科举制给读书人“金榜题名”的诱惑，成了元代文人缘起于体制的结构性心态，元杂剧是他们欲望介体的展览。     

元杂剧中的游士形象之分析

元代科举制不兴和举荐制盛行,造成游士成为士人的主体。元杂剧塑造了许多游士形象,他们有两个共同的特征:一是他们的生存状况非常困顿,二是他们的结局相当完满。将之与元代游士进行对比,我们发现前者相似,而后者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剧作者们借助这些游士形象表达他们对造成元代士人不幸命运的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对传统士人生活方式的向往。     

神仙道化剧——元代仕子的精神寄托

在元杂剧的艺苑中,神仙道化剧堪称一株奇葩,它产生于宋,鼎盛于元。元代最高统治者为了加强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实施了废除科举、民族压迫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对汉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尤其是废科举对汉族仕子产生了巨大心理影响,儒生受到排斥,加上社会的动荡不安,人们朝不保夕,加剧了文人的幻灭感,于是,他们便企图逃往"神仙世界"以消解内心的块垒,通过神仙道化剧表达不满情绪,摆脱现实苦闷,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同时,他们也希望通过一系列神仙形象的塑造告诫世人,功名利禄只是暂时的,唯有成仙得道,方可获得永恒。     

论元杂剧中太湖石程式化的叙事作用及创新

太湖石是园林中的常用石种,在元杂剧中具有提供标志性地点、转变观察视角等程式化的叙事功能,且在插科打诨、抒情、修辞、表现元代文人梦想与审美等方面有很多创新之处。元杂剧中太湖石的运用,体现元代文人将园林置石思想初步地用于叙事。     

元杂剧中的商人形象

元杂剧对于商人的刻画是比较成功的,一方面发掘了他们性格中卑劣的部分,另一方面也刻画了他们普通、善良的一面,比较丰富地反映了元代商人的形象特征,是我们了解元代社会生活的一面生动的镜子。     

元杂剧包公戏中的小人物研究

元杂剧中的包公戏塑造了很多各具特色的小民形象,这些形象是元代社会现实生活中小民百姓的缩影,他们或是备受压迫残害,或是作恶多端。作者通过描写这些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来揭露元代社会的弊端,批判元代社会中存在的不合理,让观众、读者更好地了解元代社会中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     

元杂剧中“无赖”的类型形象研究

＂无赖＂是元杂剧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类型形象。这类形象的大量出现,是由于元代社会中真实存在的无赖们为元杂剧创作提供了现实依据。作者借他们以透视人生,针砭世情;以创造冲突,推动情节;以正反相称,塑造人物。他们在舞台表演中,还具有批判的模糊之美,丑角化的扮相之美,科诨的娱悦之美。无赖形象在杂剧中传达了丰富的意义。     

元杂剧中的浪子形象

由于元代文人特殊的社会地位,元杂剧中浪子形象频频出现。他们大多放浪不羁,不拘礼节,汉唐宋以来的传统观念在他们的浪荡形迹中消失殆尽。但在这表面现象后．我们又会看到浪子们在对传统进行最彻底的反叛时．其骨子里却是最容易妥协屈就的,在梦想与现实的矛盾之间。他们往往成为自己设计的剧本中永远的胜利者．他们用游戏人生来证明个体不容忽视的价值．而其软弱本性却暴露无遗。     

论元杂剧作家的基本思想特征

<正>每一时代的文学家总是以其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表达这一时代的心声，而作为时代代表文学的作家群体更是以其基本思想最充分地展示时代思想的特征。元杂剧作家也是如此。尽管他们各自的生活环境、生活条件、生活经历、思想性格等等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异，但是，元杂剧作家毕竟生活在大致相同的社会环境、社会条件中，他们大多数处于儒吏的社会地位（参见拙稿《元杂剧作家身分初探》，《晋阳学刊》一九八五年第四期），并以传统的文人士子的心态感受着时代精神、时代心理的冲击波。因此，当我们将元杂剧作家的全部作品（包括杂剧和散曲）加以综合考察，并把它们置于元代社会中作宏观研究时，我们完全可以在元杂剧作家思想的错综复杂状态中，勾勒出足以代表这一特定时代特殊阶层人们的基本思想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