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经学与诗学

汉代是古代诗学的过渡期,由于汉代经学的权威地位,使汉代诗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经学的影响,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汉代经学促进了诗学的发展;二是经学的今、古文之别导致了汉代诗学的不同特色和价值:三是汉代诗学受经学的制约.     

经学与汉代文论

经学作为汉代最权威的学术,对汉代文论的发展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其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经学家构成了汉代文论家的主要阵容,他们的文论思想也构成了汉代文论的主体;文论家的思想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受经学影响;经学家的经学阐释推动了汉代文论的发展。其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宗经意识的加强限制了汉代文论家的思想观点;＂依经立义＂的思维模式束缚了汉代文论的发展;经学的强势影响导致了文论研究范围的狭窄。研究经学与汉代文论的关系,是研究经学与后世文论关系的一把钥匙。     

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及其转变之原因

经学是汉代学术的主流，魏晋则玄学盛行，汉代学风和魏晋学风截然不同，自汉武帝表彰六经，独尊儒术后近300年来经学盛行，至东汉末，天下大乱，经学衰微；魏晋时期，则盛谈老庄，这是经学本身和当时社会环境的必然结果。     

王肃经学著述、学术渊源考辨

王肃是三国时期著名经学家,其著述颇丰,可与郑玄比肩。经考辨可知,王肃经学著述共计三十余种,其中完整传世的有《孔子家语解》,经清儒辑佚而部分存世的经学著述有近二十种。王肃遍注群经、贯通今古文经学,这与其治学"不拘一法"有密切关系,通过考辨可知,王肃学术渊源主要有五方面:传承家学,师承宋忠,扬弃郑学,吸收贾逵、马融之学,兼采众儒之长。     

两汉巴蜀经学略论

经学在巴蜀地区的大规模传播始于西汉文翁立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巴蜀经学就以汉代中央博士官所传今文经学为主。进入东汉以后,更是与谶纬、灾异之学相结合,形成了这一时期巴蜀的儒学学术风尚。在东汉中后期今文经学即将被古文经学取代的前夜,巴蜀经学达到了自己的顶峰。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相关影响探讨

从某种程度上讲,汉代的古文经学对于文学创作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汉代古文经学更多的是追求相对简明的文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长篇大论,也使得文学创作逐渐向由繁趋简发展。此外,汉代的古文经学更加讲究兼通,可以博采众长,文化创作过程中借鉴汉代古文经学能够使文章的表现题材更加包罗万象以及无所不至,增强文学创作的批判精神。本文就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相关影响展开详细论述。     

论王应麟的经学思想

王应麟是南宋学术史上极其重要的人物,一生著述宏富,其中在经学方面也有重要建树。王应麟所取得的这些成就,是他所一贯禀持的经学思想作用下的结果。他的经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重视对逸经、汉魏旧注的辑佚;兼采宋学;学求其是;经史贯通。这些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蜀学后劲——李源澄先生

李源澄先生著述甚丰,“所涉范围之广,所论亦颇精湛”。先生之论今古也,承廖季平先生及蒙文通先生之说而又更进,且明确提出以“经”与“经说”分别为说之论。先生以经学即是经义之学,“经学为中国文化之源泉”,为中国文化之总汇。是先生以经学即内圣外王之学,惟于历史中求经学,始能见经学之意义。先生亦提出“经学将来之正路”在于出入西人学术,吸取、改造西方优秀文化,排斥抵制西方腐朽文化,“反而求之六经”,弘扬民族文化中之优良传统,消除民族文化中之消极因素,从而兴起新儒学。     

两汉思想史研究的新成果——读《汉代诸子与经学》

清华大学张岂之教授曾以东汉儒家的发展为例，提出：“东汉时期儒学以两个途径吸取了早期儒学即‘人学’的优秀理论思维：一个是融合百家之学的精神，另一条途径就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从汉代起，经学便成为儒学基本思想学术内容的主要构件。此后，经学就如先秦诸子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一样，作为一门独立的思想学术形态，跻身于学林，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有关汉代经学的著述可谓是汗牛充栋，王继训教授的《汉代诸子与经学》独辟蹊径，以汉代经学发展为主线，     

郑玄研究论纲

为深入理解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文化,汉代经学大师郑玄是必须关注的研究对象。郑玄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一方面具体分析郑玄经学体系的诸建构内容,以便从横切面上为评说其经学造诣及其体系特征,提供其自身的价值判断根据;另一方面应从纵向的历时性和横向的共时性历史比较中,为郑玄在经学史上的地位及价值准确定位。郑玄研究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个基础性研究课题,十分重要。     

“因文求意”：桐城古文家吴汝纶的治经之法

作为清代最重要的文学流派,桐城派的经学研究受到尊宋思想的影响,秉持"义理"之说与汉学"考据"对立。吴汝纶却独辟蹊径,提出"因文求意"的说经方法。此法源自桐城派的相关古文理论,将古文天然具有的"辞章之学"视作治经一途。通过分析经书文章的结构规律和修辞特点等文法要素,诠释经文和经义,为晚清的经学研究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思路,并且改变了"辞章之学"在古文创作方面的单一运用方式,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经学研究方式,在古典学术领域与汉、宋二学分庭抗礼。     

许慎博采通人、兼顾今古文经的治经方法对经学发展的贡献

在汉代今古文经学派的斗争中,许慎的这种博采通人,兼顾今古文经的治经方法,充分体现出他的泱泱学者风度和博大的胸怀,为后世治经学者提供一种较为科学的训释方法的同时,在客观上也促进了汉代今古文经学的融合。     

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经学发展到宋代,出现了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是两汉经学的反动。二者的不同表现在治经目的、治经态度和治经方法上:一为治世,一为治心;一讲究师法、家法,一偏向疑经、辨伪;一重训诂,一重义理。同是宋明理学,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的心学又有分歧:朱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理”,穷理的方法是“格物致知”;陆学认为“心即理”,只要“格心”便可知理,不必读经,更不必费心于经注和考据。“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这句话,不仅极具宋学特征,而且典型地反映了陆九渊心学思想指导下的治经态度和方法。弄懂这句话的涵义,不仅有助于了解宋学特征,而且更有助于从本质上把握陆九渊心学思想的内涵,从而对其做出恰当评价。     

西汉经学的兴盛与西汉的散文创作

西汉时期,在各种原因的作用下,经学由原来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演变成了国家官定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经学的兴盛对西汉时期的士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改变了当时作家队伍的构成,既造成了他们精神气格的萎缩和思维的封闭,也培养了他们对政治的热情和关注、干预意识。这给此时的散文创作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其时散文言事说理皆大量援引经义,形成了典雅醇厚之风和摹拟因袭之气。另一方面,也使散文创作表现出较强的现实性和批判精神。     

西汉帝王与帝王之学及经学之关系

西汉经走向朝廷与帝王重视儒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汉初承袭秦法,执行“以吏为师”的思想路线。到汉武帝时,儒学战胜于朝廷,开始显露出“以师为吏”的政治端倪。经学是汉代的帝王之学,以武帝建元五年立五经博士为分界线,经学显示朝廷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西汉帝王从经师受业自惠帝开始,武帝以后,经学成为官学,经师与帝王的关系空前密切。是时,经师任太子太傅或太子少傅为常职,昭帝时蔡义以人主师拜相,开西汉人主师为相的先例,此后,人主师为相遂成惯例。尊重经师,以经治国是西汉武帝以后政治的基本特点。     

浅析汉代经学对神仙小说的影响

汉代是经学昌盛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神仙方术泛滥的时代。汉代人一面对现实世界予以充分肯定，一面又幻想到神仙世界中去邀游；一面学经、解经，沉浸于繁缛冗长的经学束缚中，一面又奇思异想，创作出扑朔迷离、上天入地的神仙作品。在汉代经学与汉代神仙小说的纠葛交错中，可以透视出汉代人丰富的精神世界。     

论东汉今古文经学的融合

自汉武帝"春秋大一统"后,儒家经典开始在最大范围内成为知识分子共同的经典。或为立功受禄,或为立德立言,总之形成了以儒家经典为对象的统一的经学。然而由于社会政治需要和治学方法的不同,经学截然分化为相互对立的今古文经学,并在以后的几百年岁月里不断因为政治利禄或道统因素发生激烈争斗,最后以东汉末的今古文经学之融合暂告一段落。通过对经学在两汉的四次纷争,尤其是在东汉的三次纷争的梳理,勾勒出经学在两汉的发展轨迹,进而分析东汉末今古文经学走向融合的根本缘由。     

论河西地区经学教育的来源

汉武帝时在官方推动下,经学教育在全国得以迅速发展传播,即使在边远的河西地区也得以普及,到五凉时期河西地区经学得到了较大发展。河西地区经学教育的来源主要有三方面：汉武帝时政策移民随之传播到河西,两汉之际经学家依附河西窦融,东汉时期河西豪族对经学的家族教育。     

经典的生成与文学的合法性——文化生产场域视野中的传统诗经学考察

传统诗经学经历了先秦、汉唐、宋元、明清等各具特色的不同阶段。这是一个漫长的由文化《诗经》到文学《诗经》的过程,即由经学语境生成文学语境的过程。本文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把《诗三百》由“经”而“诗”的现象放到文化生产场即文学场中去作整体考察和审视,以探寻经学和文学生成的过程及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