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现代性叙事与性别主体建构”笔谈：言说娜拉与娜拉言说——论五四新女性的叙事与性别

刘传霞认为，娜拉——新女性形象是男性精英知识分子在面临着各种压力之时想象与设计民族国家以及男性主体的主要符码．言说娜拉成为五四男性精英知识分子重要的文学议题；现代女作家——现实中娜拉的自我言说是精英女性知识分子建构女性主体和探索人生意义的重要途径。女作家的创作表现了对各种既定规范的突围、颠覆，同时也昭示了在内外压力之下，现代知识女性对女性自我主体构想无奈的修改与放弃。中国现代男女作家对新女性的叙述既呼应，又对照，他者叙述与自我陈述形成了潜在的对话与抗衡，共同描绘与设计着娜拉——中国现代知识女性的天涯路程。王宇通过对五四时期著名的文化镜像“娜拉”的生产、接受的考察，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起源语境中性别政治与公共政治的复杂纠结，从而表明性别的问题实际上不仅仅指涉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问题，而是从根部与社会文化精神的走向、知识谱系的建构密切相关，性别研究已然提供了一条回望20世纪中国文化／文学现代性诉求的独特路径。唐欣认为，从性别主体的角度重新解读茅盾《蚀》三部曲中的两性情爱关系，可以小说中显在的身体叙事作为独特的切入视角。其中，身体话语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的表征，已然成为有效辨析现代主体生成的重要话语场地，它在性别主体建构、革命话语隐喻的多重视角中具有意义的多歧性与审美的多样性．从而也就为我们的重读提供了新的可能。     

延安文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本土话语体系——关于延安文学研究的再思考

学术界长期以来就存在着拿“五四”的审美标准和价值判断来衡量延安文学，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粗暴简单的推论和误判。延安文人在帮助中共政权普及新的政治、文化纲领，同时也依靠这一逐渐体制化的权力机构，建立起新的话语领域和范式，规定制约新的文化生产。如果说，西方现代性话语在中国“五四”理论旅行的结果，是使中国现代知识者建构一套旨在改造国民的灵魂，扫除封建积弊的启蒙主义西方话语系统，那么经过整风后的延安文人遵循着毛泽东指示，走一条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承担着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本土话语体系。     

空间隐喻与五四儿童文学的文化建构

五四儿童文学的文化建构本源于儿童与成人的空间张力,五四中国的文化空间为五四儿童文学想象中国提供了隐喻质素。具体而论,物理空间确证了儿童价值体系的中国境域,文化空间透析了中国社会分层的话语对峙。五四儿童文学先驱借助儿童镜像来呈示五四中国的现代认同与疏离,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建构民族国家的话语努力。     

近代知识精英的"国民"话语及其政治维度刻画——以梁启超和陈独秀为例

“国民”话语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其溯源于近代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的诉求。在此过程中。以梁启超和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精英于批判“国民性”的同时,参照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思想,建构了具有独立人格和权利自由观念的“国民”新意象。“国民”话语本身内在地涵盖了对公民身份的承认,刻画和标识了民众的政治维度,促进了近代以来公民社会的化育和生成。     

论"五四"时期沈雁冰"人的文学"观

“五四”时期的沈雁冰以“人”为思维中心,围绕着“人属于文学”的现代观念,从创作主体、对象主体和读者主体三维视角来建构他的“人的文学”的现代理论,充实丰富了“五四”“人的文学”观念的内涵,是对“五四”“人的文学”观念的一种补充,一个突进。     

"重述五四"与中国当代文学发生的历史逻辑

文学史事实并不是某种单纯的、中性的知识概念,相反,作为一种不能再现的既往之事,“事实”永远都是以一定的措辞建构起来的历史产物。因此,何种说法能够作为“事实”在文学史上得以呈现,实际上取决于何种权力操纵的话语拥有表述的权威。基于这一理论前提,所谓“重述五四”实际上是考察作为“当代文学”雏形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以及“延安文学”对狭义的“现代文学”,即“五四”新文学所做的历史评价。以期从前者对后者颠覆性的阐释、言说与重构中,揭示文学转折中“现代文学”裂解,“当代文学”建构的历史面貌。     

“全新中国”的文学想象——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种解读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为强调“全新中国”政治构想所推出的“全新文学”构想,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乌托邦意识.从其乌托邦意识形成和表现来看,农民子弟身份和浪漫主义诗人情怀强化了毛泽东文化实践和革命生活中的乌托邦色彩,直接影响到《讲话》“政治文本的文学想象”品质形成;从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来看,《讲话》是对《新民主主义论》的一次文学艺术方面具体出演,演绎的是社会发展形态的构想与展望,服从于毛泽东关于社会发展的乌托邦想象;从20世纪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角度来看,《讲话》所包含的乌托邦意识表现在对民族国家形象与文学形象的共鸣式叠合的理性诉求,是对历史的自行展开过程的一种高清度的把握.毛泽东借用乌托邦思想所显示的不满现存、指向未来的努力,使《讲话》文本和全新文学实践保持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体现了超越时代的历史性追求.     

论新时期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读"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新时期产生“重读”现象的原因有三:一是文学研究本身需要重读;二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界的自觉倡导;三是中国社会的变化。它以1985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经历了由依赖政治向回归文学本身的转变过程;前期是文学的“拨乱反正”,后期是拨“政治”反“文学”,贯穿前后的是五四启蒙主义精神。新时期中国现当代文学“重读”在履行文学批评的同时,承担了双重的启蒙任务,它为中国社会的转型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     

民权话语于中国之流变考论

“民权”是近代宪政运动中的重要话语之一。“民权”包含反君权、作为整体的国民权与个人的自由权利等涵义,主要呈现出“导向民主”或者“偏好自由”两个方面。“民权”话语的扩散与变迁并非一蹴而就,其经历了“议院说”、“国民说”、“民权主义说”三个阶段。“民权”话语始于对“开议院”的倡导,议院可使上情下达,从而使民有权;继而,以戊戌变法为界,梁启超使“民权”话语逐步获得了“国民权”的涵义;“民权”话语在其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则经由孙文的政治建构而使其逐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与“主义”。“民权”话语的生成与变迁与“议院”、“国家”等语词紧密相连,表现出“非自足”与“群体性”的特点。在“民权”话语的传播过程中,社会情势、文化习惯塑造着“民权”话语;策略框架理论也在“民权”话语的建构中起到了有效动员的作用。经由知识界的争论和探讨使“民权”有了相对固定的内涵,通过社会运动的倡导而使之成为共识性语词,又经过“三民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的传播指导立法,从而使“民权”进入一般民众的生活领域。     

对五四文学发生的历史回眸与当下反思

五四文学的发生一直是诸多学者无法纾解的心理情结。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作为五四文学的亲历者,由于他们的文化立场不同,解读五四文学发生的视角不同,于是众说纷纭。尽管后人对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的自我言说有所涉猎,但对五四文学的发生研究一直没有形成热点。直到20世纪80年代黄子平等人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后,五四文学的发生论研究才获得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从新式教育与五四文学发生的互动关系来解读五四文学的发生,一直是一个盲区。事实上,是新式教育促成了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现代文化心理结构的建构,也正是新式教育,促成了五四文学接受主体现代文化心理结构的建构。     

“代言”与“立言”——“民族主义”文艺与“战国策派”文艺辨析

长期以来，“民族主义”文艺和“战国策派”文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是相提并论的，被斥之为具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流派。研究证明，它们是两个性质迥异的流派。通过对其成员组成、文艺观、时代观以及理论渊源几个方面的辨析表明，“民族主义”文艺派是为国民党政治统制“代言”；“战国策派”文艺则为中国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殿堂中赢得一席之地而“立言”，同时还是实现该派“战时文化反思和重建”主旨的一支重要力量，自觉承担着五四以来改造国民性的重要任务。     

"五四"新文学源流研究述评及其反思

“五四”新文学运动发生以来,对“五四”新文学源流的研究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认识“五四”新文学运动提供了许多新的视角,却也存在一些问题。全文通过对“五四”新文学源流的评述,来反思其中出现的问题。     

现代新儒家对"五四"反传统的反思--以徐复观为例

现代新儒家中的主要人物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反传统”都进行过多角度的反思,其中以徐复观的反思最具代表性。他的反思主要体现在反对颠倒学术思想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强调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与传统思想文化应加以区分;拒绝形而上的穷究,强调传统与现代并不矛盾,力主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疏释;主张不应有中西之争,反对全盘西化,重视传统思想文化的历史考索;客观评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强调知识分子对传统和对历史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提出了“文化自觉”这一命题。     

“五四“时期叶圣陶的文学观

叶圣陶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著名作家 ,是文学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 ,其文学观在“五四”时期具有代表性。     

"五四"至抗战:中国现代文学"大众化"趋势的嬗变

“大众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条重要的发展脉络。“五四”时期诞生的平民文学观念开启了一条对平民社会“启蒙 认同”的思想认知传统;1928年创办的《大众文艺》表现出“左翼”文化阵营内部对“大众化”问题的歧见;19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使中国现代文学的“大众化”趋势加速向“左”转,“大众化”被等同于“普罗化”,这一过程中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缺失。因此,五四至抗战期间现代文学“大众化”趋势的内部实际上具有一个“双重指涉”的意义空间。     

民族文学的现代化即为“国民文学”——“国民文学”的形成与提倡

"国民文学"是在各个"民族文学"发展、融合、凝聚的基础上,在"国家"这一现代性民族共同体中所形成的新的文学形态。"国民文学"只能包括、凝聚,而不能替代和覆盖"民族文学","民族文学"的发展必然指向"国民文学"。当今世界各国,民族身份的现代化就是"国民化",传统"民族文学"的现代化就是"国民文学"。"民族文学"已经或正在被"国民文学"所吸收、所融汇,文学的"民族"分野日益模糊化,而文学的"国民"分野则日益明朗化。从"民族文学"发展到"国民文学",再发展到"区域文学",最后发展到"世界文学",是人类文学史横向发展的基本规律。因此,应顺应世界文化与世界文学的发展大势,强化"国民"及"国民文学"的观念与意识,促使"民族文学"向"国民文学"的进一步转化与凝聚。     

简论延安文学的文学特质

延安学不是以启蒙主义和个性解放为重心的五四新化运动的继续，也并非当代功利主义的“政治学”的源头。延安学是由中国现代社会政治革命孕育和民族解放运动催生的真正意义上的人民的艺，是一种有着相对独立完整的艺术体系和学特质的新的学形态。     

"政治审美化"的"纯粹"与"艰难"--关于"十七年"文学思潮内在机制和理念走向

“十七年”文学思潮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表现为鲜明的“统一化”和“一元化”状态。它一方面通过对1942年以后“解放区文学”传统的全面继承体现了政治与文学关系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又必须根据“新的时代”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要求对于那些在“战争语境”中产生的审美理念。进行不断的修正与完善。“十七年”文学思潮的发展过程,首先体现在一系列的“文艺运动”的交替更移中——“文艺运动”的过程,既是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建构”的实际步骤,也是确立“文学新秩序”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运动”不仅是文学思潮发展的主要载体和形式,而且从“文艺运动”之间的“间歇”中,还可以了解到当代文学思潮的发展节奏和主导趋向。在文学创作实践领域里。文艺思潮的发展与变化主要体现在提倡“写什么”、“怎么写”和反对“写什么”、“怎么写”的两个方面及其两个方面的张力与冲突。     

“爱省”而不“爱国”——湖湘文化精神与五四时期湖南报刊互动关系解读之一

在五四时期湖南的报刊话语中,反对来湘主政的外省军阀与主张“湘省自治”构成一条自始至终掀起惊涛骇浪的巨流.从文化动因分析,湖湘文化“政治本位”的精神特质在其中起着重要的规约作用.首先,“政治本位”者考虑的最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其次,“政治本位”者十分强调“天下”、“国家”、“社会”这样的关键词,敢于担当;再次,“政治本位”者有十分强烈的主政意识、执政意识和从政意识.但“爱省”而不“爱国”的这个“国”,是state,不是nation,是北洋军阀把持的政府,是黑暗腐朽的中国社会,而不是民族意义上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