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抉择:从关照自由到追寻正义──读《正义的追寻》

现代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是政治哲学的勃兴。从颇为正统的德沃金（R,Dworkin）到反抗传统的桑德尔（M．Sand-．el）,从崇尚古希腊的麦金太尔（A．Macintyre）到禀承黑格尔主义的福山（F．Fukrya－ma）,从捍卫个人权利的诺齐克（R．Nocik）到追求社会平等的罗尔斯（J．Rawls）,一大批思想背景不同、观点各异的政治哲学家脱颖而出,他们使政治哲学成为现代哲学研究的主流。在这场沸沸扬扬席卷全球的政治哲学运动中,中国的思想家从哲学的角度来理解正义问题并不多见,关于正义的"本土"学术专著则更少。胡海波博士的新作《正义的追…     

《辩证法的历险》与萨特时代

梅洛一庞蒂的《辩证法的历险》（杨大春、张尧均译，上海译文I叶J版社，2008）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但它与罗尔斯、诺齐克等人的作品迥然不同。为了真正读懂它，不仅需要了解作者一贯的哲学思想，而且需要熟悉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必须重温列维所说的“自由的冒险历程”（《自由的冒险历程：法国知识分子历史之我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个人媒体时代的中国网络广告

近年来，随着网络的发展，特别是网络博客的出现和流行，预示着个人媒体时代的真正到来。当个体成为“博客”之后，便拥有信息发布和知识生产的自主权利。他得以从一般的受众变成公众，自主地进人公共领域，对公共事务发言，同时也让个人的信息和知识与人共享。博客的时代正在改变个体的现实生存以及改变他的身份认同，最终将改变社会的面貌，重构国家、社会和个体之间的传统关系。同时，也促进了网络广告的进步。     

梁启超对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借鉴与背离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卓越的报刊活动家和新闻理论家，他继承了早期维新派的办报主张并吸收借鉴西方新闻理论的成果加以发挥创造，形成了自己的新闻思想，达到了时代的最高水平。然而，梁启超把新闻自由和平等民权作为振兴国家的工具，对其作为具体的个人权利也很少提及，忽视了对新闻自由观念自身价值的合理性，因而，梁启超的新闻自由思想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现代性的冲突

1982年哈贝马斯与福柯曾在巴黎短暂一晤。作为两大“思想阵营”的主帅,他们试图通过这次会面,能够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两个形同水火的知识体系之间达成某种程度的沟通,而且,知识界对他们这次会面的成果也怀着极大的期待。但事与愿违,两人根本谈不拢,甚至,在话语层面上,他们都像是各说各话。不过,这种会面不可能有第二次,因为两年后福柯就病死了。他的离世,带走了一个激烈的时代,但他所启发的那种思想在新保守主义的时代却像暗流一样渗透于社会和思想的各个领域。对于哈贝马斯个人来说,当初未能从福柯的思想中获取一种关于权力无所不在的灵感,的确是他的知识谱系上的重大缺憾。当他继续致力于他的未完成的现代性工程,并将其化为大欧盟的历史蓝图时,他无疑是在从事一项庞大的乌托邦工程。两年前欧盟宪法在法国的受挫,对哈贝马斯来说,悲剧性地证明了他的理论对手福柯的先见之明。当哈贝马斯回避无所不在的权力的时候,权力却暗中挖空了他的乌托邦大厦的地基,导致其最终的塌陷。话说回来．哈贝马斯对福柯的思想灵感的拒绝,源自他本人的理论构建的目标。如果他让福柯出没于他的理论大厦中,这一大厦在还未封顶前就将显出千疮百孔。为完成这一计划,他必须将福柯排斥在外,但在外面的福柯最终证明还是在里面。他是一个无孔不入而且到处捣乱的幽灵。于是,哈贝马斯成了一出历史悲喜剧的主人公:他在后现代的知识氛围中致力于构建一个未完成的现代性工程．而那大概是完不成的。     

基于国家形象建构的战争片女性形象分析

“一个国家的国家形象是指其他国家（包括个人、组织和政府）对该国的综合评价和总体印象。”①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评价,而观众可以通过电影来看到某个国家的形象。战争题材的电影对传播良好的国家形象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战争片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尤为如此。曾经有人提出一个乌托邦式的命题：战争让女人走开。事实上,战争中永远不缺乏女人的身影。     

法律职业与国家建设

晚近以来，自由主义的法治思潮在中国占据相当的话语优势。这种思潮的典型特征是强调维护个人权利，以制约国家权力。当然，这种思潮的出现有其历史背景。它针对的是过去几十年特别是“文革”十年出现的强调国家至上而忽视个人权利的普遍现象。但或许这也是一种矫枉过正。按照强世功的解释：     

试析公民个人档案知情权

现代社会已步人信息社会．信息对于个人、社会以及国家决策的影响与日俱增。与此相应，公民知情权和信息服务的社会化成为社会的热门话题。知情权作为公民个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在权利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和前导性的重要价值。个人需要依据真实、详尽的信息来对关涉自己的事务进行选择．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其利益。[第一段]     

私人档案管理中的公私权矛盾及解决原则

私人档案的管理是档案学研究中一个有趣的话题，其中私人所有权和国家监控权、个人隐私权和公众知情权、私人档案作权和合理使用的矛盾等，常常蕴涵着公权与私权的矛盾对立。随着公民个人权利日益得到重视，社会法制意识的逐步提高，公私权矛盾会越来越多地在私人档案管理活动中凸现，下将对私人档案管理中包含的公私权矛盾及解决矛盾的原则做深入的分析。     

图书馆权利的法理分析

本文从法学的角度，对图书馆权利的内涵、图书馆权利的存在形式及主体、图书馆权利的内容以及图书馆权利的法律依据进行了分析，指出当前我国图书馆权利属于推定权利，是公权利和私权利的集合体，它包含图书馆组织权利、图书馆馆员权利、读者个人权利3个方面。在同一法律关系中，图书馆组织、图书馆馆员、读者个人三者法律地位平等。     

人类性或世界性:新闻事业之另面

报纸具有“人类的”一面. 某次活动后有学生提出,他感觉我们提交讨论的文稿,似乎是在为张季鸾等“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其他的个人权利、理想主张、道德伦理等放在次要地位”的行为进行“无罪辩护”.当时很诧异,没想到会有这样的解读、误会和错觉. 实际上,在张季鸾等的眼中,放在第一位的不光是国家与民族,还有社会与民众.只是对日抗战的特殊情势,使他们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宁愿选择保大家重于保小家、重群体甚于重个人.     

殷永纯：从北大才子到乡村教师

尽管志愿者办乡村教育面临着资金来源、教师稳定、学校管理等问题,但殷永纯和他的同伴并不把他们的梦想视为一个“乌托邦”     

中国也可以拥有自己的自由和权利

2003年国家在法律上给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开辟了更多的空间。     

对著作权法权利限制的分析与借鉴

我国著作权法中的“权利和限制”是指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也不支付报酬而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西方国家的著作权理论称之为“合理使用”，其实质是对已经构成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出于社会的需要，法律规定其为“合理”。我国的著作权法因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这种“权利的限制”比伯尔尼和Trips的相应规定有明显的差距，当我国即将加入WTO的背景下，这样的差距自然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合理使用必须建立在“合理性”的基础上，当我国即将加入WTO的背景下，这样的差距自然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合理使用必须建立在“合理性”的基础上，过分地限制个人的私权，不利于体现国际公约的“必须符合公约的惯例”，势必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所以为使我国著作权法名副其实的地成为公民个人的财产保护法，合理使用规则必须进行修改。     

试论新闻报道侵犯人格权的预防

美国前总统杰斐逊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如果让我来决定,到底应该有政府而没有报纸,还是应该有报纸而没有政府,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杰斐逊所谓的报纸代表的就是言论自由,也就是指人民有没有话说的权利,更加具体的说法就是人民有没有权利公开、无拘无柬地谈论涉及他们自己的利益,涉及国家利益,涉及政府利益的问题,有没有权利公开讨论一切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实真相,     

梁启超对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借鉴与背离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卓越的报刊活动家和新闻理论家,他继承了早期维新派的办报主张并吸收借鉴西方新闻理论的成果加以发挥创造,形成了自己的新闻思想,达到了时代的最高水平.然而,梁启超把新闻自由和平等民权作为振兴国家的工具,对其作为具体的个人权利也很少提及,忽视了对新闻自由观念自身价值的合理性,因而,梁启超的新闻自由思想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档案开放利用中隐私权的内容

档案开放利用中涉及的隐私，是指档案机构所保管的档案中有关个人利益或专属个人特征的，且权利人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人信息。其主要内容包括：(1)隐私保密权，即档案中个人生活信息不被他人非法知悉的权利。权利主体与公众无关的个人信息和资料，权利人有权不对外泄露。(2)隐私维护权，是指权利主体有权禁止他人非法知悉、收集和传播涉及个人隐私的档案，     

章士钊言论自由观的演变——从“苏报案”到“陈独秀案”的考察

章士钊是近代中国有影响的报刊活动家,同时也是政治活动家和知名大律师。从苏报案到陈独秀案,他的言论自由观经历了从无意识到有明确理念、从强调言论自由的个人权利到重视言论自由的政治取向的发展过程。章士钊的言论自由观以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以个人权利为核心,体现了近代报人言论自由认识的较高水平。其言论自由观的演变对于我们认识言论自由意识在近代中国的发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习惯的力量——评汤普森《共有的习惯》

詹姆斯·斯科特在他的某本书里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何那些由国家推行的、出自善意的、现代主义的乌托邦计划大多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斯科特的研究不是基于逻辑推衍,而是经验和“实地调查”,而他选择的个案大多是第三世界的落后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中央集权政府具有强大威力,具有实现自己的意志的手段,而其领导人对现代化充满热烈的冲动,他们制定的现代化计划则把本国或本地区的传统、文化、地方性、历史、乡规民约等等通通当作落后的东西,欲以现代的理性的规划取而代之。这种现代主义的计划,有时并非国家行为,而是某些对现代化充满热情的地方政府或个人的行为。他们的目标,同样是想以一种拒绝地方性的计划来改造地方,其结果是破坏了地方的本有的社会生态。恰恰是在那些现代化开始最早的国家(例如英国),由于国家政体的民主性质,其权力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约,因此很难以行政的方式强制推行那些无视地方特殊性的计划。此外,由于现代化本身就是这些国家历史发展的一个内发过程(不是一个被强加的过程),因此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能够获得一种均衡。     

世界、国家与个人三重面向的“中国梦”——1933年《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专栏解读

20世纪30年代，《东方杂志》组织了轰动一时的“新年的梦想”征文活动。参与应征的知识分子从世界、国家与个人的三重面向构筑了立体的“中国梦”。在世界面向，他们梦想未来中国能民族独立，承担世界责任，实现世界大同；在国家面向，他们直面亡国灭种的危机，号召停止内争，一致抗日，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在个人面向，他们追求个人理想与国家前途、人类命运的统一。他们建构“中国梦”的立体思维和思想资源为今日的中国梦提供了历史借鉴与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