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祛魅"后的社会历史批评

传统社会历史批评的历史观服从于历史总体性的规约．服从于历史宏大叙事的逻辑原则。而新的历史观则认为历史是一种阐释，具有开放性，它服从于阐释者的理论视城和立场。传统社会历史批评的文学观基于它的历史观，文学因此被历史化了，文学叙事具有历史元叙事的特征。而新的文学观则强调文学的叙述功能，叙事是一种象征，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不是反映关系而是想像关系。社会历史批评应该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吸收新的理论养料完成对自身的改变和补充。     

袁世凯到蒋介石——中国近代社会嬗变动因之比较

<正> 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由于传统社会遭到外来暴力的侵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激荡,冲突与变更,跌宕起伏的社会大变局中也演出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喜剧,白脸红脸竟相亮相,构成了一幅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全景式的画面。历史是人的活动的结果,历史人物则是历史的弄潮儿。     

马克思与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比较研究

马克思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的主要相同点和不同点在于:1.关于意识形态的存在问题: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没有历史”,且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观念的上层建筑”而存在;而阿尔都塞则认为意识形态尽管没有历史(指的是意识形态一般,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具体形式),但却永恒存在,而且意识形态是作为一种社会结构而存在;2.关于意识形态的意义或功能问题:马克思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扮演的是“阶级社会的维护意识”,在全部人类历史中,则承担着人类文化发展的载体的角色;阿尔都塞则认为,意识形态以其“物质性”特征发挥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而在全部人类社会历史中,意识形态则承担着主体建构者的角色,即意识形态的功能,就是将“个体召唤为主体”。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哲学审视

“市民社会”、“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世界历史”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三个重要理论维度。当前 ,我国正处在改革攻坚、社会加速转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关键时期 ,在这一重大的历史紧要关头 ,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为指导 ,准确理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内涵、本质及发展趋势则尤为重要     

论朋友

人类是社会动物。一个人在社会中不可能没有朋友。任何人的一生都是一场搏斗。在这一场搏斗中,如果没有朋友,则形单影只,鲜有不失败者。如果有了朋友,则众志成城,鲜有不胜利者。因此,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任何国家,任何社会,没有不     

西湖历史文化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杭州是一座有着深厚底蕴的历史文化名城,西湖则是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根与魂。在新课程改革的浪潮中,作为历史老师,怎样让西湖历史文化成为《历史与社会》     

泰特勒和严复翻译三原则之比较

本文从社会历史环境、理论背景和实践经验三方面,分析了泰特勒翻译三原则和严复翻译三原则相似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社会语言学下的汉语研究

汉语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背景著称。在研究汉语的过程中,无论是历史比较语言学还是结构主义语言学都有其重要的作用。本文则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证明汉语研究中应该结合历史、社会文化和汉语自身的特点,使我们的研究方法更合理。     

社会语言学下的汉语研究

汉语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背景著称。在研究汉语的过程中,无论是历史比较语言学还是结构主义语言学都有其重要的作用。本文则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证明汉语研究中应该结合历史、社会文化和汉语自身的特点,使我们的研究方法更合理。     

毕节地区彝族土司则溪制度述论

毕节地区历史上彝族土司则溪制度是毕节地区彝族历史文化在政治和法律方面独特性的集中体现。就其职能而言,它是军政合一的政权组织形式;同时,它同九扯九纵以及家支制度是紧密相连的,九扯九纵是则溪制度中的职官制度,而家支制度则是则溪制度的基础,是其宗法化的体现。则溪制度、家支制度、九扯九纵共同构成了毕节地区彝族社会三位一体的内部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对则溪制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毕节地区的历史文化,从而为毕节试验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和理论参考。     

从社会中来，到社会中去——我对新教材《历史与社会》教学的认识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李大钊曾说过：“把过去的社会生活纵向去看，便是历史：横着去看，便是社会。”这句名言深刻地揭示了历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钱穆老先生也说过这样一段活：“要研究社会史，应该从当前亲身所处的现实社会着手，历史传统本是以往社会的记录，当前社会则是此下历史的张本。     

浅析“市民社会”——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市民社会"这个词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明确地将市民社会作为政治国家的对立物,这一区分启发了马克思,但马克思没有停留在这一区分上,而是站在现实和历史的角度,深入到社会物质生产关系层面继续深化了市民社会的内涵。虽然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认识对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理解有着一个启发的意义,但二者出发的立足点是有着根本上的不同的。在现实意义层面上,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认识则更大。     

论历史评价中的道德倾斜

历史评价的本质决定了主体的价值观、社会道德因素渗入的必然。主体是社会的主体,主体的需要是社会的需要,其价值标准善恶标准则受到所处时代、阶级等的制约。道德归根到底都是阶级的道德,历史评价中的道德倾斜表现为阶级倾斜。马克思主义历史评价中的道德倾斜具有科学的内涵。     

法理的社会学分析

法理亦即法本质。法本质隐藏于法现象，法现象则根植于社会历史。社会既是社会实体，也是社会关系或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实际上是拥有不同的给利能力和加害能力的社会实体所生成的利害格局。以此为基准，社会历史呈现为平等、冲突、合作三种类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机制，法是社会结构的动态反映，也是社会实体的博弈结果。法的本质在冲突社会首先是暴力集团的意志，而在合作社会则更多社会理性。意志或理性，均受制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因而法本质最终是利害格局的历史诉求。     

从隋末唐初的几个历史人物看皇帝对人才的制约作用

人才,历来被认为是治国安邦、发展社会的重要因素。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不乏重用、发现人才则国家富强,反之则改朝换代、国破家亡的事例。这都强调了发现人才、重用人才的重要性。但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人,在不同的环境里,表现各异:在一个环境里做了不少坏事、错事,而在另一个环境里,则能够做有益于人民、国家的好事。其原因何在?本文拟以隋末与唐初的几个历史人物为例,做一剖析。     

名虽易而实未变——析中国法制史上的刑、法、律

中国历史上的刑、法、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用法和含义上的异同,但其实质作用则是一致的。它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中国社会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的变革,表现了中国法制文化的演绎和发展。     

论马克思恩格斯以人为本的社会历史观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以人为本”的社会历史观。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历史观只见经济关系而不见人,这是一种曲解。马克思恩格斯把“现实的人”作为全部人类历史的前提和出发点,认为人类历史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社会历史发展的目的性则在于人自身的需要,根本旨向就是要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地发展。只有以这样的历史观来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用这样的历史观为指导来确定我国现阶段的发展战略年口奋斗目标,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科学的态度。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与钱穆《国史大纲》比较研究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钱穆《国史大纲》在有关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动因、主体等问题上,表现出了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代表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中国历史的两种不同认识。《中国通史简编》强调经济基础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认为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直接推动力,而中国历史在这两股力量的推动下不断从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发展,合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国史大纲》则力图证明中国历史是在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推动下,以士大夫阶层为领导,于和平的环境中以舒齐的步骤不断进步,有异于在斗争中凸显其活力的西方社会。有关中国历史认识的这种差异,一方面反映出其撰述者用以考察中国历史的指导思想有别,另一方面则折射出面对历史巨变人们所采取的应变对策的不同。《中国通史简编》第一次系统地说出了革命者对中国历史的全部看法,而《国史大纲》则更多地代表传统知识分子面对国家民族危机所采取的应变策略。不难看出,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不仅受制于其历史观,同时也与其对现实社会的思考和历史前途的憧憬密切相关。     

试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作用和伟大意义

本文认为,某一历史事件的作用、贡献和地位、意义是不尽相同的。作用、贡献是侧重于事件本身对社会历史的影响;而地位、意义则是以历史的长过程、社会的大剖面为座标来审视历史事件的位置。从这观点出发,本文分别从8个方面讨论了三中全会的历史作用、贡献和历史地位与意义。     

历史主体行为与历史结果论析

历史主体的行为与其历史结果的联系存在多种表现形式 ,而其根源则是因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有自身的内在规律 ;社会基本矛盾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而直接原因是历史发展中合力的作用。认识这多种表现形式及其根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