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成为媒体

在传媒业竞争高度激烈的美国,越来越多的受众厌倦了传统媒体那种循规蹈矩的样式,一位杂志的主编曾抱怨:“所有的报纸看起来都一样,一样的格式,一样的字体,一样抱怨着当地事务的专栏,一样的性爱建议,一样为5000字封面故事留下的空间,连报社的工作人员都是一样的……”那种自上而下集中式的传统媒体传播模式正在经受考验。在美国,由“我”来提供信息,由“我”来设置“报道议程”,以“我”为主体进行传播的多种个性化媒体形式如雨后春笋般萌芽和生长,并且拥有了自己忠实的拥趸。■博客越来越多新闻博客出现。其中,有些博客是传统媒体的记者,他…     

忆军报初创时的通联工作

1955年军报初创时，人员主要是从各大军区报社抽调，我就是从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社调到军报的。当时，还没有社址，我们办公、住宿都是在前门外大栅栏附近的几家旅馆里。我到报社后，被分配负责通联组的工作。我们和记者处住在同一旅馆。通联处成立前，由记者处处长李希庚兼管我们的工作。记得他不止r次地对我说：“你们的担子重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出报没有稿件不行，你们要千方百计地组织稿件！”开始，调到通联组的还有郑李、唐铃二同志。我们三人都是刚从下面调到总部的，对全军情况不熟悉，向哪里去组稿，连通信处也摸不清。真…     

记者是个"早起"的职业--记第五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庹震

1984年11月25日,首届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三百多名优秀新闻工作者欢聚一堂。颁奖台上,一位新闻界老前辈对获奖的经济日报记者庹震说:“你是今天到会人员中最年轻的一个。”这一年,庹震25岁。庹震在大学学习的是经济学专业,对新闻他是从零开始起步。报社领导的培养,老编辑、老记者的帮助,加上个人的勤奋努力,二十年间,在新闻事业的实践过程中迈出了扎实的步子:1982年8月进报社,很快在采编岗位上崭露头角5;1993年当选第四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1994年被评为高级记者,当时只有35岁;1995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及荣誉证书。1984年起,先后任经济日报总编室负责人,工交部副主任,记者部副主任、代主任、主任,经济日报编委兼记者部主任。1996年任经济日报社副总编辑至今。他一边承担一定的部门和报社管理任务,一边坚持采写和组织编发新闻报道。     

记者请不要丢掉"诚信"

当记者是我中学时代的梦想。范长江等老一辈记者的职业风范一直为我所景仰。今年７月，我从大学新闻系毕业当上报社专职记者就整整６年了。记者这个特殊职业确实给我不少磨砺，不少人生体味。记者，总是在对轰轰烈烈的社会“说长道短”，而社会对记者的评说则不被人注意。有些被采访对象给我聊过记者，褒扬已印象不深，对记者的贬斥和反感却让我久久不能忘记。他们在评价记者时所表现出的对记者职业道德和人格的怀疑，严重挫伤了我的职业荣誉感。虽然我已过了不知天高地厚的年龄，那种如鲠在喉的感觉总使我想为此写点什么，和我的同行们共勉…     

不变的“岗亭”

至今仍记得到报社面试的那一幕。那天上午,我准时走进一间办公室,忐忑不安又故作镇静地看看其他几位,连我一共四个。不一会,进来一位老记者和蔼地与我们交谈,其他几位立刻叽哩哇啦地说成一片,仿佛已是面对考官。我便有些自惭形秽,“笨嘴拙舌的还想当记者！”还好,第一个就叫到我,长痛不如短痛,行不行总得过这一关,我怀着些许鸡充凤凰的歉疚走进考场。 还好考官并没有问我“你觉得自己适合当记者吗?”一类眼下挺时髦的问题,考官只是问,“你为什么想当记者?”这不用瞎编,也不必自诩,我放下     

记者应学会“说话“

写下这个标题是缘于听了一位乡党委书记的一大段“议论”。他是这样说的: 那一年,你们县报的一位记者到我们乡的一个山村采访,我也一同前去。找到了采访对象——一位老农民后,那位记者拿出笔和笔记本,并用比较纯正的普通话开始发问:“请问,一亩田能打多少粮?”从没见过世面的老农民一看这架势,慌了;加上他听不懂普通话,结果慌得一句话也讲不出     

记者与“记者招待会”

这两年记者越发忙了。不过,有些记者忙得是否对头,可就难说了。前不久有位老记者告诉我,他认识一个年轻记者,一天采访四五个单位,忙得晕头转向。我当即产生疑问:如此“高速度”,能做到深入采访吗?老记者诡秘地一笑:“是去开会,而且一般只开半截儿。”我明白了。现在,记者招待会“遍地开花”。连一个小饭馆开张,也可以开个记者招待会。有的记者     

“土记者”写稿要有“土味”

基层通讯员队伍中有一大部分是农民通讯员或业余通讯员,文章写的是与农民息息相关的事,因而被称为“土记者”。 我做为一名基层文化工作者,业余时间写稿已有7个年头。一直把自己当作“土记者”来看待,每年写稿近200篇,在市级以上用稿100多篇,稿件命中率达98％。别人总认为我和报社编辑有关系,发的是“关系稿”。其实,我写稿不离“土记者”身份,每篇稿件具有二种“土味”。一是文章     

说长道短

记者要“记” 记者要记笔记,这可能会被人讥为正确的废话。其实不然。 有一回,某地一主要领导人在一次重要会议上发表讲话,当地报社派记者采访,领导讲话次日也见了报。不料见报当天那位领导人便打电话到报社,说记者强加于人,见报稿中的那些话他并没有讲。原来派去的记者只是到会务处拿了领导讲话打印稿,转一圈就走了,并未老老实实坐在会场里认真听会、记录。而那位领导碰巧那天又没有照本宣科,基本上是脱稿讲的,这就使惯于按材料“写”新闻的记者碰了一鼻子灰。     

莫把业余当“职业”

一位农民通讯员写稿着了迷,不分忙闲闻讯便出征采写,短到一句话新闻,长到四五千字的通讯,但因写作盲目性,半年来连一条一句话新闻也没被采用。自己家承包的11亩责任田却几乎被草荒吃掉。可他为了报上有名,电台有声,前些时又卖掉了200斤红薯干,去省报社送稿了。我敬佩那位通讯员在写稿方面吃苦耐劳、勤奋不息的精神。但是,又不同意他的做法。我们是业余通讯员,不需要“时刻”写稿不止,“业余”乃本职工作以外的时     

一无所求而有所求

在我们这个二十来人的编辑部里,论年龄,许法新同志大概是最老的一个。可巧的是,他也是我的一位最老的同事。我初次和他见面,是在一九三九年。屈指算来,四十六年,那已是非常遥远的往事了。抗日战争初期,我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后来到了贵阳,当了《贵州日报》的记者。这个报社到底有几位记者,我一直没有弄清楚。那时候的记者这个行当,叫做自由职业。白天在外面跑跑,到了晚上七八点钟,才到报社的编辑部去,随便找一个办公桌坐下,写几条消息交给编辑,便又走了。在那里,我经常碰到一位青年记者,瘦脸宽额,长衫革履,颇有一点神气的味道。每次见面,我总是淡淡地和他打     

新闻媒体的社会干预意识

前些时，云梦县几位农民来报社投诉农机质量问题，其中一位说：“我就相信你们报社能帮我们解决问题。”因为几年前，他也到报社投诉过农机质量问题，记者电话与厂家交涉后，第二天厂家就派人来解决了问题。这一次，为赔偿问题，几位农民与厂家扯了两个多月都无结果，只好找到报社。记者一边采访，一边做协调工作，前后奔波了半个多月，最后，厂家同意赔付一万五千元钱，几位农民非常满意。他们说：如果媒体不干预，问题肯定无法解决。     

辩证法在新闻写作中的应用

一位老报人曾说:记者写稿要有点“辩证法”。调入报社当记者一年多来,写了一些稿件,也有一些体会,也确实尝到了应用“辩证法”的甜头。下面,我就所写的几篇稿件,谈几点体会。“大题小做”与“小题大做”刚进报社,社领导找我谈心,谆谆告诫我要从过去的新闻干事进入现在的角色,实     

“传帮带”需要制度保证

当前,报社人员“进进出出”,已经是管理者必须面对和正视的问题。一家报社要维持良好的发展状态,报道质量上不能大起大落。办报风格的传承,要求管理者从战略高度来看待“传帮带”,使报社人才队伍保持一定的连续性。过去,在很多报社,“传帮带”是一项不成文的规定。例如,新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一般都会跟即将退休的老记者一起跑一条线,等过一年半载,老记者退     

发行大战中的一个镜头——当了回“老报童”

眼下,正值报刊发行大战如火如荼。我们的报纸占多大市场份额?读者有什么意见和要求?报社决定把编辑记者“撒”出去,卖一期晚报,搞一次“火力侦察”。作为报社领导之一的我,也品尝了当“老报童”的滋味。我领了20份《襄樊晚报》,到襄樊西城5个卖报点叫卖。那天下午3点左右,我到襄城鼓楼商场门前叫卖。因没5分钱找,我只收4角钱卖出去一份《襄樊晚报》。一位80多岁的白发老奶奶见我这干部模样,指着我厉声问道:“你一月几百元工资也卖报,抢我的生意呀！?”我连忙上前解释,并询问她卖《襄樊晚报》的情况。她不客气地说:“你们的报纸来得晚,有时下午四五点钟到,有时第二天上午到,一天只卖十多份。”     

李庄如何告别"权"、"利"磁场

1986年,李庄从《人民日报》总编辑岗位上退下来,时年68岁。他当时是退居二线。他对夫人培蓝和孩子们表示,退就完全彻底退。何谓“完全彻底退”?他用行动表明,首先是完全彻底地把党和人民曾交给自己掌握和使用的那部分权力交回给党和人民,连交权后全力运转的惯性驱动都自觉加以警惕。他说绝不能以“发挥余热”对新领导及报社的工作有半点干扰和麻烦。他还说也不要因不甘寂寞去“发挥余热”,“在这里挂个社会闲职,那里兼个团体闲差”。他认为热衷于挂“闲职”兼“闲差”图虚名赶热闹打发寂寞是现象,实质是可从中获取好处(利)。李庄深知“挂名…     

一无所求而有所求

在我们这个二十来人的编辑部里,论年龄,许法新同志大概是最老的一个。可巧的是,他也是我的一位最老的同事。我初次和他见面,是在一九三九年。屈指算来,四十六年,那已是非常遥远的往事了。抗日战争初期,我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后来到了贵阳,当了《贵州日报》的记者。这个报社到底有几位记者,我一直没有弄清楚。那     

"追星"与"杀星"

人才辈出、星光灿烂的“发光体”每天都被竞争激烈的新闻媒体所关注,近日有颗“神童星”和“影视星”就俨然成了记者“抢新闻”的追逐目标。所谓的“神童星”是只受过一个月的正规教育、14岁就考上北大研究生的王大可;“影视星”则是身患晚期肝癌刚刚做完了肝移植手术的著名演员傅彪。如果说新闻人物是拿来被“炒”的话,二位就分明是被“炒”得煳锅的“猎物”。据9月7日《城市快报》报道,当记者向刚刚结束体检的王大可表明身份、希望能跟他聊几句时,没有任何先兆,大可竟然撒腿就跑。记者穷追不舍经过多时守候,傍晚终于在大可的寝室见到了王大可和他的父亲。警惕性极高的大可一见有陌生人进来,就立刻躲进寝室内的卫生间。直到采访结束,大可始终不肯出来,并在洗手间里大声喊道:“我每天要学11个小时,很辛苦,你们不要再来找我了!”情绪很激动,其父也表示:“这是最后一次接受采访。”而此前的另一家媒体报道,也有这样一个细节描写:当记者敲他的宿舍门时,他问:“谁呀?”然后打开一条门缝,经过交涉得到他的允许才能进入他的宿舍。王大可并非“呆子”还是个孩子,他有资本和能力“撒腿就跑”,但与其相比,病情暴发得异常突然的傅彪就“跑”不动了。据报道他的父母因年老体弱早于他...     

莫要“嫌贫爱富”

有一家报社总编说，他去年收到几封来自亏损企业的信件，反映一些记者患了严重的“嫌贫爱富”症。效益好的企业里记者整天象走马灯，而亏损企业门可罗雀，多年难见记者的影子。他们诚恳希望报社派记者到穷厂走走，向报社道道企业的苦衷。有的记者为什么会“嫌贫爱富”？除了正常采访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在内？有的人去富厂采访，除了吃好住好以外，还能捞到“红包”等灰色收入。而去穷厂，至多是招待一餐便饭而。特别是近几年来，有偿新闻之风盛行，花样不断翻新，新闻发布会接连不断，“新闻穴头”应运而生，记者拿“红包”司空见惯，记者…     

上海"第一洋菜农"

与13年前在上海种下第一棵蔬菜时一样,62岁的美国人朗杰士始终在媒体前保持低调。朗杰士在上海被称作“洋农民”,他的“农场”是外国人在此地投资时间最长的“常青树”。尽管如此,他对记者提出的采访要求大部分时候都报之以“NO”。不仅对媒体,对于其他中国社会中常见的“参观”“评比”之类活动,他也一概拒绝。其园艺场所在的乡镇农业部门曾有意把他300亩大小的种植基地列作“现代农业示范性基地”,朗杰士同样谢绝了。他的理由十分简单,因为在上海种菜,是“我的实验”,也是“我的生意”,更是“我的享受”,是“我自己的事情”。与上海共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