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伦理视野下的高等教育投入

责任伦理以宽广的研究视野和对社会现实独特的把握方式,为我们研究经济社会发展中涉及的伦理问题提供了崭新的理论范型和实践操作范式。高等教育投入并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除了受制于经济基础外,它在宏观上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在中观和微观层面则与社会及其成员的价值观念、道德选择等因素密切相关,其中洇渗着的责任伦理问题非常突出。面对高等教育飞速发展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高等教育各投入主体要成为利益和义务共同体,有必要把各自的伦理责任置于责任伦理视野下加以厘清和明晰。     

论服务行政对行政伦理责任的诉求

政府管理在经历了统治行政和管制行政两个历史阶段之后,必然走向服务行政。服务行政是公共行政的本质回归。从历史的视角剖析服务行政的深刻内涵,指出行政伦理责任是服务行政的内在诉求,进而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探讨行政伦理责任由以实现的路径。     

立足“三观”,学以致用——哲学常识复习建议

立足“三观”,是从知识复习来讲的,即微观吃透、中观建构、宏观整合;学以致用,是从能力训练来讲的,主要指学会运用哲学原理来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一、立足“三观”,全面夯实基础知识(一)微观吃透。指通过质疑、追问、思考,弄懂考纲上每个哲学概念的内涵。例如意识、社会意识、认识、价值观这四个概念,各是什么含义?内涵是什么?外延包     

新媒介伦理建构的基本维度:责任伦理

现代社会的新媒介化生存与新媒介化风险的现实需要确立以“责任”范畴为核心理念的新媒介责任伦理.在新媒介化风险社会的背景下,新媒介责任理论的出现不仅使传统伦理学迈向了一个新的领域,同时也赋予了传媒伦理学新的道德维度.新媒介责任伦理学的建构应以技术伦理、规范伦理和德性伦理为内在维度,形成现代传播伦理的新模式.     

企业伦理与当代企业领导者的德性

企业伦理是经济伦理的主要内容,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和管理过程中应该遵循的伦理道德规范的总和。企业伦理的实质是企业社会责任,其目的是使企业成为对社会负责的企业公民。企业伦理可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对企业领导者的道德素养的研究属于企业伦理的微观研究层次。当代企业领导者应该具备责任担当的意识、诚信正直的操守、民主平等的态度、关爱他人的情感、求实进取的精神等企业伦理素养。     

教育改革背景下的教师专业性与教师责任

教育改革不仅影响了学校教育的运作方式,也改变了工作于其中的教师的专业性及其责任承担。管理主义的专业性、商业式的专业性,正在取代建立于知识、自主与伦理基础上的传统专业性。作为专业性之核心的教师责任在变革中亦发生着增加、加剧、缩小等变化。考察教师专业性作为地方性概念及教师自身建构的概念,是宏观视角下的备择路径。对教师责任的理解,则需要引入共享责任的观点。     

关于技术责任的伦理审视

当代技术责任伦理建构的基本维度极其趋势是：（1）当代技术责任伦理建构的方法论：个体伦理与社会伦理的统一。解决一切技术引致的现实的社会冲突和生态危机必须诉诸各种社会力量的关系协调,人类需要培育和运用一种以个体伦理与社会伦理相结合为内涵的道德实践力。（2）当代技术责任伦理建构的基本原则：“风险社会”的批判与维护。     

德育双基：内外建构与优化整合的一种操作模式

德育双基在宏观层面指人格教育和法纪教育两个方面,在中观层面包含了15个基础性德目,在微观层面则指以“知耻—感恩”范畴为核心的系列教育活动。学校德育双基具有三个特征:本质/一般性、生成/建构性、“反哺”/互动性。德育双基对内建构并完善个体自我的人格,使之从“个我”走向“大我”;对外整合并优化学校教育和社会环境。实践表明,德育双基是学校德育走向系统、高效的一种成功的操作模式。     

研究性学习的教育特色

研究性学习课程管理的主体趋向多元化,由学校、教师、学生、校外专家、家长共同协作完成。下面分别介绍研究性学习过程中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管理。应予说明的是,这里所谓宏观、中观和微观管理都是以某一高校为视点的相对意义上的概念。     

差序格局理论的重新诠释与框架建构

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是理解中国社会的核心构念,对中国社会有着强有力的解释.然而目前差序格局理论至少存有三个争议问题,在分析和探讨这些争议的基础上对差序格局概念的理论内涵进行重新诠释,进而建构出差序格局的一个理论框架.差序格局可以从三个层次来分析,即微观层次的人际关系,中观层次的“社会圈子”,以及宏观层次的乡土社会、江湖、庙堂或者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从微观层次到宏观层次的递升,不仅实现了从关系到结构层次的跃迁,也铸就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国同构”,“家”和“国”从这个意义上实现了统一.这一框架较清晰地涵盖了一个多维立体的差序格局理论,对于丰富差序格局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宏观视域下高校辅导员专业化建设的路径研究

高校辅导员的专业化建设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是指从国家政府的视角推进辅导员专业化的系列措施;微观层面是指辅导员个人的专业化成长的过程。从宏观看,辅导员的专业化建设包括学科专业化建设、教育专业化建设、人格专业化建设三个方面。在师范院校设立辅导员专业,构建辅导员专业的学科体系是推进学科专业化的重要途径。加强辅导员的团队管理及实现研修培训的常态化是推动辅导员教育专业化的必然选择。把好辅导员的入口关、注重辅导员的人格取向是推动人格专业化的重要途径。     

网络文化的失范问题及其规制

从网络文化自身属性的视角剖析了网络文化失范问题,从文化根源探究了网络文化失范的原因,揭示了网络文化失范问题的本质。认为从强化主流价值观对网络文化建设的引领作用、培养高度的网络文化自觉、建立并完善网络文化规制体系、提升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度等方面人手,构建全方位的规制体系并加以逐步完善,才能让网络文化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需求,摆脱失范问题带来的困扰。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普通大学成人教育课程体系构建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构建成人高等教育课程体系必须着眼于发展二字,着眼于自身的发展,着眼于教育的发展,着眼于社会的发展。文章在分析以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普通大学成人教育课程体系构建现实意义的基础上,浅析了如何从宏观的理念层面构建普通大学成人教育课程体系,最后从微观的操作角度给出了几点建议。     

内外兼控：和谐社会视野下行政伦理建设的路径选择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行政伦理建设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在要求和目标上的一致性,决定了行政伦理建设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的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中,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可以从内部控制与外部控制二个层面来进行,内部控制的手段主要是重塑和谐社会视野下的行政伦理价值体系,外部控制的手段主要是构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行政伦理制度体系。     

面向文明风险的责任伦理省思

当代社会是风险社会,尤其是人为制造的文明风险占据着主导地位.传统的责任伦理资源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在应对文明风险提出的挑战时面临着诸多的难题,如漂流中的责任主体、处于弱势的伦理责任对象、濒于失效的伦理责任监督机制等;伦理困境的存在昭示出我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需要加强责任伦理建设.超越风险挑战所引发的伦理难题的理论出路就在于转换责任意识的伦理思维范式、确立责任原则的伦理价值导向及实现自律与他律的完美结合.     

当前医患关系的社会学解读——以嵌入性为视角

从嵌入性视角看,应从“社会人”的角度,将医患关系中的主客体作为整个社会关系的一部分进行分析,而且在处理医患矛盾冲突时,要将医患双方纳入整个社会结构体系中,从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层次寻求解决医患矛盾冲突的方法与途径。     

鲁迅上海文化观的历史启示初探

鲁迅对上海文化的建构主要以批判性、否定性姿态作出。对道德感情的偏执和对崇高话语的坚持,造成了鲁迅的批判上海文化话语的切入角度之“狭”,而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的洞悉又导致其批判上海文化话语的切入程度之“深”。鲁迅的上海文化观为后人审视上海文化提供了重要启示。     

大学治理:一个整体性框架

从治理的经济学和政治学渊源出发,在整体上探讨了国外大学治理研究的代表性观点,发现其中组织的视角具有重要地位。在理论层面,运用“人及其思想”的研究范式,主要从理念、目标、结构和制度、机制、主体以及文化六个层面系统梳理了我国大学治理研究的代表性观点。在实践层面,概述了我国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政策框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关于大学治理研究的三维多层框架,其中,三维是指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研究维度,多层是指以文献和实践为基础形成的多层次分析结构。该框架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以知识增长为目标的大学治理研究。     

对消费社会中消费伦理范式转变的期待

消费社会以惊人速度在世界蔓延，它主要以消费为显征．消费主义的价值取向加剧了经济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浪费现象严重，影响了人类可持续发展．消费的时尚化改变了人们的传统伦理观念，消费伦理的旧范式难以解释现代社会的经济变迁．在回顾传统伦理关系时，构建一种不失时代特色而又被世人普遍接受的新消费伦理范式成为人们的期待，以弥补社会经济发展与伦理道德建设之间不平衡所造成的断裂和真空．     

教育法的可诉性探析

教育法的可诉性是指教育法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当发生教育法律纠纷时,可以被当事人和纠纷解决机构加以运用的属性。衡量教育法是否具有可诉性的标准有三:一是权利义务主体与内容是否明确;二是法律责任是否明晰;三是是否有法定的主体和程序来认定并追究这些法律责任。以此来衡量,我国教育法的可诉性存在着权利内容不确定、义务主体泛化、法律责任缺失、救济途径狭窄等问题。鉴于此,在创制和修订教育法律时有必要从以下方面着力:建立一套健全的、具有可诉性的教育法律责任体系;明确纠纷解决机制;禁止使用鼓励性规定;提高教育立法透明度,增加公众对立法过程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