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明初松江文人的时代悲歌——试析王逢、邵亨贞的史诗

王逢、邵亨贞是元末明初的松江文人,其描绘时代变迁及个体心境的诗作折射出其所生活时代的实况。他们用真实而贴切的语言记录战争的惨烈、百姓的伤痛、自身的遭际、时局的不堪。反映出陵夷剧变的社会情状与文人心态。     

疏离:现代文人的一种生存姿态

现代意义上的疏离即远离政治、社会,单纯地作为一个文人,文学不再是求取功名的工具,只是文学而已,有其自身存在的社会意义和独立价值。疏离问题首先是个人问题,相对于传统文人的个体性的疏离,现代文人的疏离感表现为一种集体情绪。当个人问题成了一群人的姿态时,便成了社会问题。     

六朝琅琊文人与江南文学

六朝时期琅琊文人南迁,为南北文学的交流沟通、为提高江南文学的水准作出了贡献。主要体现在文学艺术创作的融合性、开拓性、丰富性。琅琊文人作出贡献的原因一是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影响;二是门阀世族制度为某些人才的成长提供了政治上的特权、经济上的优势、源远流长的家教和世代相传的文化积累,三是社会动乱激荡为南渡琅琊文人的成长提供了广阔的政治舞台和实践机会,四是个人的主观势力是南渡琅琊文人成长不可忽视的又一重要条件。     

鲁迅与正始文学

鲁迅立足于正始时期的社会生活对正始文学进行把握,并通过品评正始文学、文士来讽喻现实世界.而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正始文人与鲁迅在精神上产生了共鸣,他们都有着对生命意识的悲剧体悟以及对个性自由、人格独立的追求.这种精神气质反映在文学上,鲁迅小说的狂人形象与正始名士有着深刻的血缘关系,同时,鲁迅的杂文也深受正始文学哲理思辨色彩的影响,有着令人折服的逻辑力量.     

鲁迅与正始文学

鲁迅立足于正始时期的社会生活对正始文学进行把握,并通过品评正始文学、文士来讽喻现实世界.而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正始文人与鲁迅在精神上产生了共鸣,他们都有着对生命意识的悲剧体悟以及对个性自由、人格独立的追求.这种精神气质反映在文学上,鲁迅小说的狂人形象与正始名士有着深刻的血缘关系,同时,鲁迅的杂文也深受正始文学哲理思辨色彩的影响,有着令人折服的逻辑力量.     

建安"文的自觉"化的"人的觉醒"

建安文人一改此前文人对待文学和文人的态度,在文学活动中既表现出相对的独立自主权,又具有明显的视己为文学家的价值取向,并把当代文才非凡、具有一定文学实绩的文人,皆冠之以“文人”、“作者”等称号。这不仅是“文的自觉”在文人创作主体和文学批评主体上的彰显,而且是“人的觉醒”在文人文学活动和文人自身文学价值上的体现,是建安“文的自觉”化的“人的觉醒”。     

万历庚申年的松江佘山——以万历四十八年为坐标谈明末清初余山文人的词作

在明末清初的特定时代条件下,明王朝国势日颓,清兵南下迫在眉睫,一些江南雅士却终日流连在松江的青山绿水间携妓唱酬。万历四十八年是朱明王朝内外交困的时期,但是文人却并没有因国势的危机而一改栽花种草的闲情雅致和优美婉约的文学创作风格。所以以万历四十八年余山文人的词作为切入点,看到的不仅是一时一地的文学成绩,更可以略窥整个晚明时代士大夫的精神面貌。     

万历庚申年的松江佘山——以万历四十八年为坐标谈明末清初佘山文人的词作

在明末清初的特定时代条件下,明王朝国势日颓,清兵南下迫在眉睫,一些江南雅士却终日流连在松江的青山绿水间携妓唱酬.万历四十八年是朱明王朝内外交困的时期,但是文人却并没有因国势的危机而一改栽花种草的闲情雅致和优美婉约的文学创作风格.所以以万历四十八年佘山文人的词作为切入点,看到的不仅是一时一地的文学成绩,更可以略窥整个晚明时代士大夫的精神面貌.     

从《被偷换的孩子》看中国文学与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文学奖百余年来为国内文人所关注,尤其在日本作家获奖后,仿佛中国文人得奖是必然的事。但奖项对人文理想主义和对现实社会的关注,中国文学却涉及很少。作家们应放下功利主义,认真、积极表现中国社会现实状况,引领社会思想方向;而不是为了得奖而写作。     

从南朝模拟诗作看其对建安游宴文化之接受——以谢灵运、江淹诗作为例

建安文学以其强烈的时代色彩、浓郁的悲情、张扬的个性在中国诗歌史上辉映千古,建安时代的游宴文学活动亦令无数文人向往。魏晋之后,文人对建安文学的模拟非常盛行,特别是谢灵运和江淹,他们以拟古形式体现了对建安文学的接受,初步奠定了建安文学之于南朝文学的典范地位,在整个建安文学接受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憨山和王阳明的《大学》解看晚明儒佛交融的内在深度

王阳明借用佛教心性理论阐释《大学》，憨山也从佛教角度分疏《大学》，两人解读《大学》的思维理路大致相同：畅明本体的内在精神超越。王阳明是儒家向禅的靠近，虽充满禅意却不失儒家情怀。憨山是佛家向儒家的靠近，虽隐含救世情怀但终归于佛家。儒佛两家相互交融却不失各自的主体性，这成为晚明儒佛合流的重要特征之一。     

论汉乐府的艺术风格及其影响

汉乐府包括庙堂乐歌与民间歌诗,在继承、发展<诗经>和<离骚>的基础上形成了粗犷、质朴、廓大、深厚的独特风格;同时,对六朝诗、唐诗、明清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章结合汉乐府的有关篇章,具体阐述了其艺术风格和对后代文学的影响.     

民歌与明代散文创作

明代民歌数量剧增,曲调众多,反映生活的内容十分丰富,艺术感染力很强。明代民歌不仅流布于民间,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而且波及文坛,对明代文人的诗歌、散文、戏曲等文学体裁的创作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为明代散文创作的理论与实践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之路。     

明代诗词关系与词体演进

词在明代的地位非常尴尬,不仅不能与旧体文学领域的诗文分庭抗礼,甚至也不如通俗文学形式的小说戏曲被当时人看重,以探讨其中的原因为线索,论述了词体在明代的演进与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诗词异同之辨.     

论明人整理宋集的成绩

明人对宋集的整理,是在元代图书典藏、刊刻的基础上进行的。明代公私对宋元遗籍的搜集和保存,应当说是相当重视的。明人整理宋人别集的贡献,突出地表现在对宋人别集的刊刻、抄录等方面。另外,在宋人别集的重辑、选编和注释上,明人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明末清初中州诗坛的文化背景与心态构成

明末清初,诗歌有着显著的地域性特色。就中州一地而言,可谓名家辈出,但也贰臣频现,有着典型的易代文人的人格心态,这与中州文化的思想传统密切相关。梳理其文化背景、心态构成对诗风流变的影响,对建构当时的历史空间和诗坛风貌有重大意义。     

明代人对明代女性散文的编撰刊刻

判断文学作品的地位及影响,必须考察文学刊刻状况。明代女性散文的编撰刊刻经历了零星出现、数量增多、繁盛的过程,明代人主动对女性散文加以阅读和品评,说明女性散文作品已经进入当时人的视野,展示了他们对女性散文的关注。这个过程还与当时文艺思潮相呼应,或推波助澜,或水涨船高,体现出女性散文编撰刊刻所受到的特定时代氛围和编纂者刊刻意图的限制。     

明代常熟诗文述论

常熟文人的诗文创作,在整个明朝代不乏人,到了晚明则更显光耀。明中叶的桑悦、徐恪及晚明的顾大章、瞿式耜都有好诗传世。顾大韶的小品文,瞿式耜的政论文、家书,瞿昌文的纪行文也各有特色。     

明初乐府诗的创作趋势与特点

明代初期的乐府诗创作,既受元末以杨维桢为代表的＂铁崖乐府诗派＂的影响,又有着其自身的特点。从乐府诗的类别而言,明初乐府诗的创作趋势,主要是集中在＂古乐府＂、宫词类乐府、旧题乐府三个方面,并因此而形成了三股创作潮流。明初的＂古乐府＂,主要是指＂杨维桢式＂的古乐府诗,其中既包含着旧题乐府,更多的则是一些＂自创新题＂的新题＂古乐府＂。因＂宫词事件＂而兴盛于皇族的大型连章体《宫词》,成为了明初乐府诗创作中的一道奇观。从复古的角度进行旧题乐府的创作,并使之具有即事性、讽喻性等特点,是明初乐府诗创作的又一道风景线。     

自我放逐与游戏人间--略论宋代艳情词的成因及分类

在中国文学史上 ,通常有“唐诗宋词”之称 ,词在宋代是一种新兴的抒情诗体 ,它是为了符合文人、士大夫、以及广大市民阶层对生活享乐的追求而产生的。宋代艳情词的产生有其原因 ,而且有其存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