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政治合法性资源的重塑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学的一个关键性命题，是各个政权更是执政党应该首先解决的重大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需要深化对执政合法性的时代认知，不断拓展和汲取新的政治合法性资源，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合法性危机。因此，必须不断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政治合法性资源的重塑，以从根本上满足社会民众对政权本身的合法性诉求。     

苏共执政合法性意识的缺失及其后果

在苏共执政过程中，关于执政的合法性意识始终处于缺失状态。这在苏共执政的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不同的领导人也有不同的处置方法。苏共缺乏执政合法性意识的自觉，给苏联的政治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和教训。执政的共产党必须认真研究和把握执政规律，树立正确的执政理念；要善于体察民心民意，不断充实和开拓执政的合法性资源；要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改进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学会调适社会矛盾，协调各阶层的利益和要求等。这些历史教训值得社会主义国家认真汲取。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资源的变迁及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中,其政治合法性资源因不同的历史时期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和苏联榜样的示范构成中共的三大合法性来源.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前30年间,意识形态成为中共的主要合法性来源.在改革开放期间,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政绩合法性成为中共执政重要的合法性资源.进入新时代,中共执政合法性的生产和再生产模式又呈现出新的特点,即由过去的特定合法性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转向散布性合法性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从中共政治合法性资源建设的百年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到诸多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挑战与维护

执政合法性是社会成员基于某种价值信仰而对现存政治秩序和政权的认可、支持。中国共产党最初获得执政合法性是建立在革命合法性基础上,是历史的、人民的选择。21世纪,中国共产党处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申,其执政合法性面临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体制转型、社会结构变迁和功利价值等方面的新挑战。面对新挑战,中国共产党要重视发挥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功能,强化社会利益表达和整合功能,继续保持经济不断增长,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以维护其执政合法性。     

由苏共亡党思考我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

苏共亡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其逐步脱离人民群众,背离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丧失了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最终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和认可而导致的。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对执政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深刻反思苏共亡党的原因,吸取教训,认真研究我党执政合法性所面临的问题,巩固自身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从而避免合法性危机。这是现实和未来党的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论合法性视角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合法性主要反映的是人民对统治当局及其实施政策所持的态度,是说明执政党执政能力最核心的要素,也是其稳固执政的重要因素,巩固执政合法性基础要求执政党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增强执政的绩效基础;发挥利益整合作用,扩大执政的社会基础;发展党内民主制度,拓宽民众的意愿表达渠道;改变党的执政方式,强化权力约束机制。     

合法性：苏联剧变的一种解读

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的剧变是苏共及其政权合法性基础丧失的结果。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统治绩效曾经是苏共重要的合法性资源，但是，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并没有很好地培育这两个合法性基础，反而使它们不断地衰落和瓦解，以致出现了合法性危机。而当戈尔巴乔夫试 图以改革寻求合法性来源时，非但没有巩固原有的合法性基础，反而构成了对原有合性的否定，这是导致苏联剧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试论建国初期上海市民的翻身感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都必须一以贯之地进行政治社会化.翻身作为农村社会新气象的表征,在党树立合法性权威的过程中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接管上海之后,即着力营造市民的翻身感.通过政府的积极努力,城市民众获得了普遍的翻身,而承载于其上的感性体验,最终把上海民众引向对新政权的热爱与认同.事实证明:翻身这一命题对于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同样具有重要作用.     

作为传统政治话语的"民心":蕴涵及其功能

"民心"是一种中国传统的本土性的政治合法性资源.它是社会民众的一种政治心理现象,反映出人们对政治统治的认同,在概念表达上体现出了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得民心者,得天下"最能体现出民心与政治合法性的关系.以"民心"获取"天下"是传统中国政治合法性论证的基本进路.民心的基本功能就在于"得天下",论证政权统治的有效性和正当性.     

列宁晚年对俄共（布）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开拓与维护

俄国国内战争结束后,俄共（布）的执政合法性资源面临重重危机,列宁审时度势,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应有的高度责任感,不断开拓与维护俄共（布）的执政合法性资源：努力发展经济,巩固执政合法性的绩效资源;强化思想教育,充实执政合法性的理论资源;探索制度建设,开发执政合法性的制度资源;加强党的建设,丰富执政合法性的组织资源。以此巩固了苏维埃政权,也为无产阶级政党积累了执政经验。     

探析将文化自觉融入“基础课”备课过程

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简称＂基础课＂）是求知与修养相结合,系统化、理论化的课程。文化自觉是文化主体精神的自觉,高校基础课教师在备课中要＂自知之明＂,不断提高自身文化素养;不断进行自主学习,切合学生的特点;在备课过程中不断进行反思,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到达教学效果。     

关系、限度、制度：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政治权威合法性论析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把＂合法性＂概念置于政治管理与政治统治相分的框架之内,对我国政治权威合法性进行析解,是一个基本的理论课题。基于政治权威与合法性的关系及意义,揭示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政治权威合法性之困境,指出根本出路在于国家政治权威合法性的制度创新。通过制度创新确立国家权力、国家行动能力和国家权威的限度,以期政治权威合法性得以重构。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我们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在新世纪新阶段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是在把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社会建设学说和党自身的执政实践、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有机结合的基础上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才能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试论苏共执政能力建设的教训及其启示

苏联解体、苏共亡党。对自身执政能力建设重视不足无疑是一条重要原因。苏共执政后期。执政方式和执政体制上的缺陷日益明显。加上苏共长期以来对内对外奉行错误的执政方略，导致苏共执政环境日益恶化，执政资源逐步流失，最终动摇了苏共的执政基础，使之丧失了执政地位。这充分证明：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因而必须持之以恒地加强自身的执政能力建设。     

论老子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哲学启示

老子的道家哲学是具有浓厚社会政治思想意蕴的政治哲学,其“无为而治”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上善若水”是统治阶级在具体的施政过程中提倡高尚的政治道德和政治文明,“以正治国”讲建立公平公正的法律制度,这三个要素构成了有机的整体,对构建现代社会政治思想仍具有哲学启示和指导意义。     

道家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道家思想博大精深,道家文化蕴涵的独特智慧中蕴藏着丰富的精神力量,这些智慧为我们做好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永恒价值的方法论原则.这些具有恒定价值的思想智慧如“道法自然”、“无为而治”、“无为而为”等思想理念对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的拓展与执政能力的提高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思维、政治意识最重要、最基本的观念之一,是政治思想文明的重要标志和重要表现。政治合法性对于政治统治的重要性在于,它直接关系着一种政治统治权的权威与效能,关系着它的兴衰成败,生死存亡。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是有着其根深蒂固的合法性基础的。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主要由党的先进性、道德优势、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优势、卓著的政绩、宪法确立的执政地位所构成。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的拓展与执政能力的提高,是当前我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根本需要。两者之间存在着辩证的相互作用。一方面,党执政的合法性是其执政能力的基础,巩固和拓展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根本条件和根本途径;另一方面,党的合法性基础的拓展和巩固又有赖于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高本身即是对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的拓展和巩固。     

苏区思想政治教育传媒载体及其当代启示

苏区时期中共不仅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科学论断,而且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工作,明确要求“党要将红色报刊拿在手里”。新时期开展苏区思想政治教育传媒载体研究,探索苏区思想政治教育传媒载体的特点和成效,并在新媒体视阁下提出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合力”、“载体优化”、“载体外延”的观点。这对于丰富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理论,优化配置新媒体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具有重大意义。     

论党的执政能力和政治价值观建设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使命，与党的政治价值观建设密切联系在一起。任何政治动员或建设行为都必须符合一定的政治价值观，否则就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也就不具备合法性。所以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同时，必须重视党的政治价值观的建构，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价值观最根本的内涵就是始终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     

亨廷顿理论的启示与我国政治稳定的课题

亨廷顿关于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的理论对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具有借鉴意义。我们应从建设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培育健全的公民社会、构建新形态的执政党公信力来重构政党、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从而实现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