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杨案”谈反兴奋剂规则解释方法

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诉孙杨和国际泳联一案中，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对《检查与调查国际标准》第5.3.3条及相关条款的解释。国际泳联反兴奋剂听证庭采用了严格的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作出了有利于运动员的裁决。而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庭采用了文义解释和目的解释，认为样本采集人员资质符合规定。根据瑞士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解释重要国际体育联盟的规则应当遵守对法律规则的解释方法，因此对于反兴奋剂规则条款的解读应遵循“客观解释”，以理解文本的措辞为起点，辅之以其他解释方法。由于不同的规则解释方法之间没有严格的位阶顺序，仲裁员的价值观、法律背景，以及案件的难易程度、影响力等将会影响仲裁员对规则解释方法的选择。解释学上的形式推理无法根除抽象规则适用时的不确定性，适用不同解释方法可能得出相互冲突的结论，这就要求仲裁员运用衡量法则权衡各方利益，提高规则解释的合理性和稳定性。面对反兴奋剂规则文本含糊不清的特殊情形，可以将不利解释规则作为补充适用的解释方法，但必须符合相应的适用条件，放宽对仲裁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     

反兴奋剂规则中未成年运动员的特殊保障

根据国际奥委会和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规定,未成年运动员有资格参加国际体育赛事,由此也被纳入反兴奋剂规则的调整范畴。2021年修订的《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从概念厘定、适用范围、举证责任、披露豁免和处罚标准等5个方面强化了未成年运动员的保护。国际国内反兴奋剂规则仍存在条款设置难以达成设定目的、保护规则缺乏深度、个人信息保护缺漏等问题。以此为鉴,我国《反兴奋剂条例》中应增设未成年运动员保护条款,修订《反兴奋剂规则》的公开披露条款,补充《反兴奋剂规则》中未成年运动员的例外规定,强化未成年运动员的个人信息保护,从而促进国际规则与国内法、国内规则的有效衔接,积极参与国际反兴奋剂规则在未成年运动员保护方面的创新与完善。     

中国运动员廖辉国际体育仲裁案件述评

2012年国际体育仲裁院裁决中国运动员廖辉的禁赛期从4年缩减至2年。该案反映出国际体育仲裁院在反兴奋剂案件中所坚持的一贯实践:应适用世界反兴奋剂条例来解决反兴奋剂规则间的冲突,格式条款的解释应有利于相对方运动员。此外,该案对协调反兴奋剂规则之间不同的处罚标准以及保障运动员的合法权益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启示意义。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诉孙杨案法律解读

孙杨拒检案经过国际泳联和国际体育仲裁院两次听证,成为国际反兴奋剂领域的经典案例。本文回顾了案件的基本情况,对案件在国际泳联和国际体育仲裁院的两次听证中运动员、国际泳联、国际泳联听证专家组、国际反兴奋剂机构的观点进行了梳理,并对其中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分析。运动员必须明确了解自己是被谁检查的,参加样本收集活动的每位官员都应经过样本收集机构适当培训、任命和授权。反兴奋剂规则不仅仅规范运动员,也规范体育组织,对运动员的严格要求同样适用于体育组织。兴奋剂处罚有类刑罚性,规则不够清晰导致争议的时候,应该仿照刑事处罚"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立法不明导致解释不清的后果不应由运动员承担。虽然客观困难存在,但既然反对在体育中使用兴奋剂是奥林匹克大家庭的选择,那么体育组织就必须为此政策买单,外包兴奋剂检查并非最佳选择。     

揆情审势、宽严相济:《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之新发展

《世界反兴奋剂条例》是国际体育界反兴奋剂斗争的纲领性规则文件,新修订的《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已于2019年11月在第5次世界反兴奋剂大会上通过,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2021年实施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强调反兴奋剂斗争的目的是维护健康价值以及保护运动员的权利,增设《运动员反兴奋剂权利规则》;将《技术文件》增列至世界反兴奋剂主要规则体系中;设立新的兴奋剂违规类型——阻挠报复举报行为;新增对社会毒品的单独规定;增设受保护人员、业余运动员2类主体;新增“情节严重加重处罚”条款;明确肯定“认罪协议”制度;删除“故意”构成要件中的“作弊”要素;修订“赛内”的定义;提高对公平听证的要求。中国反兴奋剂中心积极参与了《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修订的意见征集工作。中国参照2021年实施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颁布了全新的《反兴奋剂规则》。     

我国《反兴奋剂条例》出台的背景及内容

一、反兴奋剂立法的背景为了保护运动员的身心健康,维护体育竞赛的公正、公平,国际反兴奋剂斗争的力度日渐加强。早在60年代初,国际奥委会就开始领导世界反兴奋剂斗争。1988年,国际奥委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分别通过了《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国际奥林匹克宪章》,对各国政府和体育管理部门开展反兴奋剂工     

《反兴奋剂运动员权利规则》审思

《反兴奋剂运动员权利规则》是由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下属的运动员委员会制定,执行委员会批准通过的首个明确规定运动员在反兴奋剂活动中权利的文件。作为运动员参与反兴奋剂活动的基础,该文件的制定与修订争议不断,多集中于文件名称、法律地位及其内容中不具有强制执行力的部分。在体育组织的干预下,起草者修改了文件的名称并澄清“这不是一份法律文件”,使该文件的意义与价值存疑。建议在日后的修订中慎重考虑文件名称的匹配性,在厘清该文件与《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及国际标准关系的基础上,赋予其法律效力或给予象征性法律规则的地位,完善对受侵犯权利救济的指引,加快建立申诉处理机制。     

体育仲裁院（CAS）“奥委会规则”裁决述评

为了更进一步打击服用兴奋剂的行为,保持奥林匹克运动的纯洁性,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根据《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制定了＂奥委会规则＂。美国奥委会和国际奥委会之间因为服用兴奋剂禁赛处罚而不能在一段时间内参加奥运会的规则争议提交体育仲裁院（CAS）仲裁,CAS裁决运动员被禁赛期满后就有资格参加奥运会,否则就是对运动员的双重惩罚,违反基本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国际奥委会应对有关规则进行修改。该裁决维护了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基本权益,也有利于反兴奋剂规则的全球统一化。     

国际奥委会 反兴奋剂100年

回顾世界体育运动的发展历史,说起反兴奋剂斗争,首先要提及的体育组织就是国际奥委会(IOC)。毫无疑问,没有国际奥委会,就没有国际反兴奋剂斗争。在1908年奥运会上,意大利马拉松运动员多兰多·彼得里跑到终点后昏迷,被认为是服用了刺激剂士的宁。从那以后,小剂量服用士的宁就常被用作一种兴奋剂。为了夺取比赛的胜利,运动员们互相效     

反兴奋剂法律制度研究

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国际组织都努力采取法律的手段试图遏制兴奋剂在体育中的使用,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的反兴奋剂法律制度。创制这些反兴奋剂法律制度的主体主要包括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体育仲裁庭和各国政府。由它们所创制的反兴奋剂法律制度主要有兴奋剂违规行为种类、兴奋剂犯罪制度、反兴奋剂教育制度、反兴奋剂处罚机制和兴奋剂纠纷解决机制等。研究旨在为我国反兴奋剂法律的完善提供很好的借鉴。     

论奥运会体育仲裁程序

国际体育仲裁院有四类仲裁程序规则,奥运会赛事争议由该院垄断管辖并按照特设的仲裁程序规则进行仲裁。整个奥运会体育仲裁程序由《与体育相关的仲裁法典》、《奥林匹克运动仲裁规则》和《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典》第12章等三类规范所构成,其宏观流程可概括为六大环节。深刻理解此类程序规则的一般规律有助于衔接我国法制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并可有效维护我国运动员和国家利益。     

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体育仲裁实践述评——兼论《亚奥理事会章程》中争议解决规则的缺陷与完善

国际体育仲裁院特别仲裁处（CAS AHD）在雅加达亚运会期间仲裁了3起案件。特别仲裁处仲裁庭通过合理运用解释方法填补了《亚奥理事会章程》中争议解决规则的漏洞，对仲裁庭自身管辖范围进行扩大，保障了未取得正式参赛资格的运动员和国家（地区）体育协会的诉权。但仲裁裁决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有缺陷的争议解决规则。这种有缺陷的规则不符合奥林匹克运动追求善治的趋势，应参考其他区域性大型体育赛事的经验进行修改。第三方体育仲裁机构通过发挥准司法能动性，能够帮助完善体育自治。     

论奥运会重要事项及其变更的依据之憾与规则完善——从东京奥运会延期论起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不断蔓延的情势下，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联合决定2020年东京奥运会延期举办。这一着眼于人类生命健康安全的重要决定具有充分的伦理正当性，但也需进行是否符合《奥林匹克宪章》的合法性考察。通过对法治奥运已成为现代奥运的治理模式的揭示，认为奥运重要事项及其变更应以宪章为据，东京奥运会延期虽然符合由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的程序规则，却明显违反了宪章关于奥运会举办时间的实体规定。进而结合宪章为适应发展而反复修改的历程，分析了宪章在奥运会重要事项等方面规则仍存在的一些缺憾，强调法治奥运应奉行良法之治，使宪章更全面地覆盖奥运全局和及时回应奥运实践发展，对进一步修改完善《奥林匹克宪章》中奥运会等重要事项及其变更的规则与机制进行了探讨。     

体育组织章程或规则中强制仲裁条款的法律效力辨析

体育组织章程或规则中规定了强制性的体育仲裁条款,运动员必须承诺遵守该仲裁条款,才能参加相关赛事。从仲裁协议所要求的协商一致的同意要素来看,这种强制仲裁条款存在效力瑕疵。但出于维护体育自治以及高效解决体育纠纷的考虑,各国法院都不会轻易否定体育强制仲裁条款的效力。然而,德国慕尼黑地方法院与高等法院在佩希施泰因案中,对体育强制仲裁条款的效力提出了质疑,引发了国际体育仲裁机制合法性的重大危机。体育强制仲裁条款的社会合法性强于其规范合法性。可以考虑在兴奋剂领域变革意定体育仲裁为法定体育仲裁,或者至少在仲裁条款形式上进行改进,使体育强制仲裁条款能够清楚地为运动员所知悉和理解。根据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对国际体育仲裁机制的支持态度,中国法院会承认体育组织章程或规则中强制仲裁条款的法律效力。     

论北京奥运会仲裁的法律问题

《奥林匹克宪章》第74条建构出奥运会赛事争议的消解框架,该方案的核心特征是国际体育仲裁院的独家管辖与裁断。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奥运会赛事争议具有垄断性、强制性、透明性、悬浮性、极速性和竞技性,此类特征造就了奥运会仲裁机制的非常风格,同时,也对承办国法制环境带来冲击。如何应对2008年第29届奥运会对中国法制可能造成的影响,缔约、协调与礼让似乎是北京别无选择,但并非不是上佳选择的对治方案。     

权利抑或特权：奥运会参赛权法律性质辨析——平昌冬奥会俄罗斯运动员及辅助人员体育仲裁案例述评

俄罗斯国家奥委会遭国际奥委会(IOC)暂停成员资格,导致很多无辜运动员无法参加平昌冬奥会,国际体育仲裁院(CAS)平昌冬奥会特别仲裁机构处理的数起案件均涉及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问题。俄罗斯运动员在仲裁程序中败诉的主要原因是《奥林匹克宪章》规定:奥运会是IOC的专属财产、任何人不拥有参加奥运会的所谓权利、IOC可以拒绝任何人参赛而无须出具理由。IOC运用对奥运会的专属权利,无正当合理理由拒绝符合参赛条件的俄罗斯清白运动员参赛,有构成垄断的嫌疑。符合参赛选拔条件、且不存在禁止性限制因素(如兴奋剂禁赛处罚在身)的清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是他们的权利,而不是IOC赋予他们的特权。切实保护运动员参赛权利是各国法院和国际体育仲裁院在处理体育参赛资格案件中的一贯立场,平昌冬奥会仲裁庭的实践过于保守。奥林匹克运动体育善治的改革,要求必须对《奥林匹克宪章》进行修改,最大限度地保护运动员的参赛权利,实现《运动员权利与义务宣言》的宗旨。     

CAS 奥运会特设仲裁庭审模式研究

根据<奥林匹克宪章>第74条之规定,位于瑞士洛桑的国际体育仲裁院是奥运会赛事争议的唯一管辖机构,该仲裁机构的庭审模式直接构成北京奥运会赛事争议的消解方式.辩论式与纠问式、复审制与续审制、书面审与口头审、合法审与合理审这4对对立范畴是当今仲裁庭审模式的4种风格.鉴于国际体育仲裁裁决具有极强的时效性并关涉公共利益,由此决定国际体育仲裁院庭审模式应当倾向于纠问式、复审制、口头审和合理审,在这一宏观前提下辨证结合辩论式、续审制、书面审和合法审之优势.     

论国际奥委会的国际法主体资格

国际奥委会在瑞士国内法上是一种私法性社团法人，其在瑞士国内享有一定的特权和豁免。在奥林匹克大家庭中，国际奥委会处于领导者、组织者和纠纷裁决者的地位。在传统国际法学理论上，国际奥委会是否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一直存在争议；从私国际法的观点以及国际习惯来看，国际奥委会应当具备国际法主体资格。     

为2008年奥运营造一流法律环境,实现“法治奥运”

通过文献资料法分析了“法治奥运”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阐述了“依法治奥”是历史进步,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依法治奥”不仅是保护奥运知识产权的有效手段,更是“廉洁奥运”的根本保障。一流的法制环境促进奥运的成功与发展,成功的奥运呼唤一流法治制环境的保护和支持。为把2008年奥运会办成历史上最出色的一届奥运会,创造一流的法制环境是实现“法治奥运”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