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从《纽约时报》的视角看晚清废除科举的必要

晚清的政治和全体国民所面临的是国际与民族千年未有的巨变和千年未遇的空前危机，晚清政治又是典型的“危机政治”，而导致“危机”的根源则是特殊的八股科举及其教育的滞后，造就麻木的灵魂包括愚昧的军官和愚蠢的政治家，因而，科举成为阻滞中国发展的关键。从《纽约时报》的攻击，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废除科举成为晚清当务之急。     

他山之石——从《纽约时报》的视角看晚清废除科举的必要

晚清的政治使全体国民面临着国际与民族千年未有的巨变和千年未遇的空前危机，晚清政治是典型的“危机政治”，而导致“危机”的根源则是特殊的八股科举及其教育的滞后：造就麻木的灵魂包括愚昧的军官和愚蠢的政治家，因而，科举成为阻滞中国发展的关键。从《纽约时报》的攻击，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废除科举成为晚清当务之急。     

“科举学”笔谈——“科举学”古今含义的演变

科举制是对中国历史上教育、政治、化等各方面起过重要影响的考试制度，“科举学”是近年来日渐兴起的以科举制及其运作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专学。由于“科举学”具有重要性、独特性、广博性、现实性和远大的发展前景，必将成为21世纪中国学术的一门显学。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为纪念中国科举制废止100周年，我们特约请“科举学”的倡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教授组织了这组“科举学”笔谈，以飨读。     

论晚清科举废止过程中相关利益集团的博弈

科举废止是晚清社会的重大变革,在此过程中,相关利益集团的博弈经历了三个阶段。戊戌变法开始后,保守派、维新派、洋务派进行着“枪手博弈”。维新变法失败后,执掌中枢的保守派与民间乡绅维持着“智猪博弈”。晚清新政以后,洋务派重回权力中心,统治集团与八股乡绅进行着“斗鸡博弈”。这一博弈过程反映了晚清科举废止中相关利益集团之间的理性挟择。     

“科举学”:“书院学”研究的重要基础

科举场域是科举制度在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的自身的发展逻辑。科举场域、科举资本、科举惯〉--j的研究领域与“书院学”研究有着内在的关系，“科举学”研究不仅是“书院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而且“科举学”研究拓展“书院学”的研究领域。     

“策学”与科举学

“策学”之名最早出现于隋代,是一个比“科举学”出现得更早的古老的词语。经过唐宋元明清的发展,“策学”与中国科举史相始终,曾经盛行过一千三百年。古代的“策学”就是准备应对经学、史学和百科知识考试的一门专学,是指备考科举中的策问而出现的专门之学。清代“策学”进入一个全盛时期,不仅“策学”文献种类繁多、发行量大,而且推陈出新,到晚清时期,还出现许多以西学或自然科学为内容的“策学”著作。“策学”文献对研究当时的科举制度尤其是其考试内容有直接的价值,从策问题目和对策内容往往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关注的重点、政治方向和文风的变迁,并为研究当时学术和文化提供一种特别的史料。“策学”研究成果日益丰硕,将从一个方面促使科举学走向繁荣。     

科举研究回顾及展望

科举是帝制中国实现精英和社会结构再生产的文官考试制度,是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生命力的保障制度,也是丰富和充实现代文明的学术典藏。历经千年岁月,跨越东西文化,科举研究以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充满持久魅力、弥漫深厚底蕴、散发永恒气息。回顾科举研究,由于社会、政治等综合因素的影响,科举研究历经曲折但保持前进。多学科深化研究、注重微观研究、加强国际交流则成为科举研究未来发展的可能。     

科举的“数量之累”

科举是一个统治者以权力、地位、名誉、金钱等各种社会稀有资源为诱饵而设定的圈套,民众在竞争社会资源的过程中不由自主地投入其中。通过自南宋至晚清的年均人口数和进士年均登科数的对比,认为科举的“量累”归根结底是由人口的增长引起。但是,与人口剧增给选举所带来的绝对压力相比,因报考人数在总人口中比重的增加所导致的对选举的相对压力,更能反映出科举的“量累”。     

晚清西学书院文学与科举教育探析

晚清西学书院产生于西学东渐和洋务运动的时代背景下,办学目的是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是对传统书院专注诗赋与八股文教育的革新.在晚清没有文化突变的时代环境下,西学书院中学教育仍是根本和基础,重视文学教育,也没有完全排除科举教育.西学书院最终变成了清末科举变革的前奏和先驱,清末科举改革造成了考试文体和内容新旧衔接的断层,西学书院的课艺成为改革后科举考试的模仿对象,成为新的场屋秘诀和新科利器.     

理性评价科举 推进考试制度建设——兼论科举、八股的联系与区别

在中国科举史上,围绕是否保留科举制度至少有过六次大规模的理论论争,其间科举制还曾经数次中断,但总是旋罢旋复,无怪清季有人断言,“终古必无废科目之虞”!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内部统治危机的加深,中国社会面临崩溃边缘,科举制度日益成为批评的中心。其结果导致了1905年光绪皇帝作出废止科举这一“可惊可骇”之举。重新检视科举在近代的遭遇,不能不说当年的“改科举”(主要是取消八股)与其后的“废科举”在观点上有重大区别。废科举后,包括严复、梁启超在内不少学者都对废除科举的做法表达过不同的意见,但这些意见往往为人们所忽略,清末以来种种对于科举制的以     

晚清科举革废与士的转型——论晚清小说《学究新谈》

晚清小说《学究新谈》生动地表现了晚清科举革废后士人的种种命运,以及他们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的复杂历程,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反映晚清科举革废与士的近代转型的小说,也是历史文献。其意义和价值应该值得重视。     

"科举学":求解科举研究的最大值

科举研究的范围主要涉及历史学,教育学,政治学,文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领域,任何单一学科都无法覆盖或囊括科举研究的所有内容。简略介绍近年来日本,韩国和美国研究科举的主要著作,便可“科举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科学研究已有成果的“科举学”理论的关系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关系。提出“科举学”决不仅是将已存在的大量科举研究进行叠加和组合,而是为了构建一个内容广博且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专学体系,力求提升研究者之“学”的意识,探寻科举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以求解科举研究的最大值。     

废科举与近代学校考试制度的创立

)在中国考试发展史上，近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以科举选士为导向的传统教育考试制度，历经千余年的演化，晚清已出现重重危机。由于科举选士标准与官学、书院教学内容长期不变，科举考试流弊加深，不能培养、选拔时代发展和社会需要的人才。为了应对“洋务”，挽救统治危机，清朝统治者开始兴办学堂，培养外语、军事、技术等洋务人才，     

"策学"与科举学

"策学"之名最早出现于隋代,是一个比"科举学"出现得更早的古老的词语.经过唐宋元明清的发展,"策学"与中国科举史相始终,曾经盛行过一千三百年.古代的"策学"就是准备应对经学、史学和百科知识考试的一门专学,是指备考科举中的策问而出现的专门之学.清代"策学"进入一个全盛时期,不仅"策学"文献种类繁多、发行量大,而且推陈出新,到晚清时期,还出现许多以西学或自然科学为内容的"策学"著作."策学"文献对研究当时的科举制度尤其是其考试内容有直接的价值,从策问题目和对策内容往往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关注的重点、政治方向和文风的变迁,并为研究当时学术和文化提供一种特别的史料."策学"研究成果日益丰硕,将从一个方面促使科举学走向繁荣.     

李鸿章与晚清科举变革

李鸿章本是科举之路的成功者,却在接触西学后批判科举弊窦,主张以经世致用为标准培养和选拔人才,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具有"抡才大典"之称的科举制度。他还极力奏请清政府设立算学一科,推动了晚清的科举变革,为之后的科举变废奠定基础。可以说,李鸿章不仅是科举时弊的批判者,也是科举制度的冲击者,还是科举之变的推动者,更是清季科举变革的先行者。     

清初文教政策与书院科举化关系论略

清初统治者通过实施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文教政策，诱导广大士人跻身于科举之途，士人数量急剧增加。然而，“储才以应科目”的官学只是作为考课机构存在，教学功能基本丧失，无法为士人提供求学之所。在朝廷政策的导向下，书院发展成为培养科举人才的主要机构，科举化成为其存在与发展的最大合法性。可以说，清初的文教政策是导致书院科举化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科举活动史视域下的跨时代科举人物探析——以唐文治为例

唐文治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工科先驱和国学大师,同时也是典型的跨时代科举人物.基于科举活动史的视野,纵观唐文治求学、为官和兴教的经历,科举是贯穿其间的关键词,他早年志于科举而勤读应考,中年得益于科举由学入仕,晚年图变科举无望而顺势兴办教育.通过分析唐文治所奏《请挽大局以维国运折》中所提的科举改革建议及其辅导门生应科举试的观念发现,唐文治对科举存废所持的是一种代表与时俱进的温和改良派的取向,与晚清立废科举和渐废科举的派系主张具有明显区别.受科举教育的深刻影响,为"保存国粹",唐文治弃政南归兴办教育,尤其是创办无锡国专的巨大成就,为后世树立了一座教坛丰碑.     

科举政治与科举学

科举政治是指以考试选拔为官员主要录用方式的官僚政治.科举时代多数中高层官员由进士出身,而科举牢笼天下英才,不仅能消弭反叛力量,所选拔者尤多报效国家的志士.科举与古代地缘政治、吏治、朋党等问题都有密切的关系.科举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从隋唐到明清1300年间,大部分政治精英从科举选拔出来,科举对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产生的影响利大于弊.科举政治研究从一个侧面有力地支撑着科举学,促使科举学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     

论清代科举制度发展的因革

清代定鼎之初,即宣布采行科举取士之制。沿袭相对较为完善的明朝科举是并不熟悉科举的满洲贵族迅速实现开科取士的便捷之途。在顺治朝建立清代科举制度框架的基础上,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不断调整与补充,科举制度步入了鼎盛,其缜密与完善程度远超前代。嘉庆、道光朝虽将多项科举制度发展成定制,但受内忧外患之冲击,科举弊端逐渐显露,衰败之势已逐渐显露。咸丰、同治朝,科举已无法沿着其制度之规定正常运作,发展新式教育、改革科举成为晚清有识之士之共识。至光绪朝,清廷虽对科举进行了局部改革,终回天乏力。清廷被迫下诏停废科举。     

晚清科举革废进程中政学关系的变化

废科举与兴学堂是晚清教育改革相辅相成、同步运行的两大工程,也是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的重要步骤.新式教育发展所带来的知识结构和教育管理体制的转变、办学主体和培养目标的多元化以及知识分子独立意识的觉醒等不仅直接或间接地促使“高度合一”的政学关系开始松动,而且也唤醒了现代教育的主体意识.全面考察科举革废这一历史进程是正确认识现代教育主体意识诞生的社会环境的重要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