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激励、公司治理与绩效关系的理论研究

高管激励机制的设计和选择是一项庞杂的系统工程,需综合考虑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将对公司治理及绩效产生重要影响.在以往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从薪酬、股权和晋升三方面考察高管激励对公司治理及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单方面考虑高管激励机制对公司治理及绩效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将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和晋升激励纳入到一个整体进行分析,使三种激励效应之间相互补充,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公司治理的战略决策和实施过程.     

高管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R&D投入的影响——基于实际控制人类型视角

以医药生物制品业、电子业和信息技术业3个行业的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以2007-2009年为数据窗口,考察了不同实际控制人类型企业中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对公司R&D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最终控制人为国有性质的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与R&D投人间呈倒“U”型关系,在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性质的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与R&D投入不相关;高管股权激励在两种实际控制人类型的公司都能显著提高R&D投入,但非国有控制公司股权激励效应强于国有控制公司.     

高管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R&D投入的影响

以医药生物制品业、电子业和信息技术业3个行业的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以2007—2009年为数据窗口,考察了不同实际控制人类型企业中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对公司R&D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最终控制人为国有性质的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与R&D投入间呈倒"U"型关系,在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性质的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与R&D投入不相关;高管股权激励在两种实际控制人类型的公司都能显著提高R&D投入,但非国有控制公司股权激励效应强于国有控制公司.     

技术创新导向的高管激励整合效应—基于高科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基于创新经济学的组织控制理论推动了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从"价值分配"到"价值创造"的演进。本文从促进技术创新这个重要维度对高管激励效应进行重新界定与测度,并运用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2007~2010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对薪酬激励、股权激励以及控制权激励等主要激励契约之间的交互关系及其对技术创新的整合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股权激励在薪酬激励与控制权激励的双重调节作用下,对高科技公司的技术创新具有促进效应,即三者的整合,而非单一机制对技术创新产生作用;具体而言,股权激励与薪酬激励存在互补关系,与控制权激励之间存在互替关系。因此,以技术创新为导向,应在高科技公司内部建立以强化股权激励、稳定薪酬激励、弱化控制权激励为特征的高管激励整合体系。     

股权结构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差距一直是公司治理研究的重要方面,整理2011—2013年的3 395个上市公司的样本来研究股权结构对高管薪酬差距的影响。通过研究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以及不同性质的持股比例对高管薪酬差距的影响,得出结论:股权集中度与高管薪酬差距存在反向变动关系,股权制衡度与高管薪酬差距存在正向变动关系,而不同性质的持股比例也对高管薪酬差距存在不同的影响。因此,对于不同持股比例性质的公司,要使高管薪酬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研究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两个因素对其的影响,对于上市公司治理有重要的意义。     

管理者权力、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基于管理者权力理论,以2002—2009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公司高管利用权力影响股权激励对研发投资的效应.研究发现,相对于非经理控制型公司,经理控制型公司中高管的权力效应表现得更加明显;在经理控制型公司,高管可以通过权力影响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之间的相关性,对高管实施股权激励将减少研发投资的力度,即权力越大,股权激励对研发投资的激励作用越小.研究结论为公司有效实施股权激励方案提供了理论参考,同时也为深入探究公司治理和管理者权力效应提供了新的线索和证据     

基于内生视角的股权激励与企业研发投入研究

    本文采用2006—2013年期间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为研究样本,以逆米尔斯比率作为管理层私人信息的计量变量,采用Heckman方法估计管理层私人信息,股权激励实施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管理层私人信息与企业研发投入显著相关,即企业研发投入与股权激励实施具有内生性;在控制内生性基础上股权激励实施决策与之后三年企业的研发投入相关,即实施股权激励企业的管理层倾向于在之后的三年中增加企业研发投入。但结合样本选择模型结果,高管持股比例高以及高管薪酬高的企业越倾向于实施股权激励,说明实施股权激励是内部人控制的结果。因此,研发投入增加并不能被视为代理问题的缓解,实质是代理问题的表现结果,即激励效应与企业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是企业代理问题的表现结果,并非缓解企业代理问题。     

高管团队薪酬激励影响创新投入的实证分析

高管团队薪酬激励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投入？本文以企业高管团队薪酬激励政策与创新研发投入行为的关系为切入点，选取A股2009-2013年3862家上市公司作为观测样本，运用倾向得分法（PSM）克服样本选择偏误和内生性问题，综合采用多种匹配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整体而言，薪酬水平差距的提高并不能提高创新研发投入，但是股权激励却能对创新研发投入有显著正相关影响。（2）主板中股权激励对创新研发投入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薪酬水平差距在主板和创业板中都没有显著效果。（3）所有制性质对薪酬水平差距的影响不显著，但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股权激励变量与创新研发投入有显著正相关关系。（4）高新技术行业企业实施股权政策显著增加了企业创新研发投入，而薪酬水平差距则没有显著效果。（5）无风险投资参与的企业较有风险投资参与的企业对创新研发投入有显著正向效果。稳健性检验证实结论是可靠的。最后提出了高管团队薪酬激励创新投资的政策含义。     

上市高新企业高管薪酬及其效应的实证研究

高新企业是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薪酬是发挥其人力资本优势的主要激励手段,高管人员的薪酬是公司治理机制的核心内容之一。本研究对上市高新产业企业的高管的薪酬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对上市高新产业企业高管的薪酬水平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是公司的规模、业绩、公司所处的经济区域以及公司的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其中,公司的规模对高管的薪酬的影响最大。对高管的持股比例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是公司的规模、业绩及公司的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独立董事在董事会所占的比例、监事会规模并不影响高管的薪酬。高管的薪酬和公司的业绩显著正相关,高管的薪酬水平、持股比例和高管的薪酬差距明显影响着公司的业绩。本研究证实了高新企业高管薪酬的效应,建议对高新企业高管人员实行以市场为导向、以公司的业绩为驱动的薪酬制度,在规范的基础上大力推行股票期权计划,适当提高高管团队的薪酬差距,进一步完善高新企业的治理结构。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影响因素及其关系研究

本文从影响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因素出发,分析归类了包括公司业绩、高管持股比例、公司规模、在职消费等七个主要影响因素,指出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国有股比例、在职消费的关系,提出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科学设计薪酬评价体系、加强股权激励力度、明细薪酬披露等六个方面的建议。     

对我国三大股权激励模式的成本分析

试图从激励成本这个角度来分析股权激励的一些特点。首先给出股权激励成本的一般公式,然后对我国三大类比较成熟的股票激励模式逐一进行分析,得出它们各自的激励成本。从成本出发,分析这三类模式的一些性质。     

基于共同治理的管理者财务激励模型研究

结合资本结构理论,本文提出了财务激励的过程再造的基本模型。在模型中,如果债务没有风险,股东和经营管理者将会以一定比例共同去影响激励过程;如果债务存在风险,本文提出了债权人直接参与财务激励的过程,这与传统的激励过程可能有所区别,但显然这种方式更有效率。     

债权治理、创新激励二元性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型债权人视角下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基于关系型债权人视角,阐释了创新激励二元性特征及其在债权治理和创新绩效的路径作用,并将产权性质纳入整合分析框架,对产权性质在债权治理、创新激励二元性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展开探讨,全面揭示了债权治理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中国本土情境下,商业银行具有典型的关系型债权人特征,银行债权治理作用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约束性激励在债权治理与创新绩效关系中具有显著中介作用,而鼓励性激励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产权性质在二者关系中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国有持股比例越高,债权治理机制产生的约束性激励越发不明显,创新绩效越低。本文研究结论有利于在创新激励视角下拓展债务异质理论,并能够为企业创新融资实践提供重要科学依据。     

融资融券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研究

融资融券制度作为近年来中国资本市场重大改革之一,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尚未得到重视。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融资融券对高管激励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融资融券显著提高了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会计业绩及高管薪酬-市场业绩敏感度,说明融资融券提升了企业会计信息及市场价格信息质量,从而有助于提高薪酬契约的有效性,具有显著外部治理效应;进一步的机理检验发现,融资融券效用发挥在治理机制较弱的制度环境中更为显著,表明其作为一种替代性的外部治理机制而发挥作用。     

高管短期薪酬的创新激励效应研究

本文在控制高管长期激励的基础上，研究高管短期薪酬是否激励了企业技术创新，并探讨了外部监管对高管短期薪酬与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以2008-2016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研究发现：高管短期薪酬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增加了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并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外部监管对高管短期薪酬与企业技术创新二者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外部监管力度更大，高管短期薪酬产生的激励作用越发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企业可通过合理设计短期薪酬激励高管成为更优秀的创新者。     

高管短期薪酬的创新激励效应研究

本文在控制高管长期激励的基础上,研究高管短期薪酬是否激励了企业技术创新,并探讨了外部监管对高管短期薪酬与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以2008-2016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研究发现：高管短期薪酬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增加了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并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外部监管对高管短期薪酬与企业技术创新二者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外部监管力度更大,高管短期薪酬产生的激励作用越发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企业可通过合理设计短期薪酬激励高管成为更优秀的创新者。     

无米下锅抑或激励不足？政府补贴、企业绿色创新与高管激励策略选择

绿色创新已成为驱动中国制造业转型的重要路径。过度依赖科技政策的外生冲击而忽略企业内生激励机制,容易造成创新平滑失效和公共资源的配置扭曲。本文从财税政策与公司治理双重层面,重点探讨政府补贴与高管激励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整合影响。研究显示,薪酬激励的创新补偿效应能够提升财税补贴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平滑效果;相比之下,声誉激励对财税补贴与绿色创新关系的影响并不显著;薪酬激励与声誉激励的互补关系催生了激励组合的创新补偿效应,在薪酬激励强度适中的条件下,财税补贴能够实现对绿色创新的最优驱动作用。本文能够从公司治理视角揭示财税补贴创新悖论的成因,并为优化政府财税政策和企业创新激励机制,推动中国制造业绿色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

国内外学者历来高度重视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财务业绩之间关系的研究,却长期忽视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效率的潜在影响。本文通过手工搜集2004-2012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全部工业上市公司的研发数据,运用Green(2005)提出的真正随机效应随机前沿分析模型,在控制公司个体异质性的前提下实证检验了高管货币报酬和持股对企业研发效率的影响效应。经验证据表明: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研发效率显著正相关;高管持股比例与企业研发效率之间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研发效率之间的具体关联模式并非恒定不变,而是会受到区域市场化程度、所有制性质和行业特征等企业内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股票期权激励与资本结构决策

最优契约理论与管理者权力理论是解释高管薪酬激励效果差异的两种重要理论。本文基于资本结构决策视角,从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以及最优资本结构的偏离度两方面讨论了以上两种理论的适用性问题。研究发现,与未实施股权激励的样本相比,实施股权激励的样本有着更快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且其与目标资本结构的偏离度也更小,支持最优契约理论。在控制了遗漏变量、样本自选择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国有样本中的股权激励与资本结构决策并不存在上述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优化企业的薪酬激励机制以及完善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均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公司治理对高管薪酬激励敏感度的影响

以2004年为研究窗口,筛选出沪深两地1001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选取2004～2007年四年年度财务数据,从公司治理的角度,选取大股东持股比例、薪酬委员会、高管持股和独立董事制度四个特征,考察了公司治理对高管薪酬敏感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公司规模和年度效应之后,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管持股与高管薪酬敏感度负相关,表明大股东持股比例和高管持股可以减轻委托代理关系,降低薪酬激励的水平;薪酬委员会制度在薪酬方面相比于独立董事制度更相关,薪酬委员会设立可以提高薪酬敏感度,而独立董事与薪酬敏感度没有相关性,这似乎说明独立董事制度尚待加大执行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