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刻《牺牲》为丁玲所选质疑

丁玲同志在《关于左联的片断回忆》中说:“除了文章,我想还应该有图画。我请求鲁迅先生支持,他叫我到他家去挑选。这是我和鲁迅来往的开始。我选了一张木刻,就是凯绥·珂勒惠支的《牺牲》,内容是一个母亲将自己的孩子交出去,这是为纪念柔石而选的。这幅画,刊登在《北斗》创刊号。”(《新文学史料》一九八○年第一期)。《辽宁师院学报》一九八○年第四期,发表了宗谌同志的《木刻<牺牲>是寄给<北斗>的吗?》,作了分析考证,认为木刻《牺牲》为丁玲所选接近事实。我对丁、宗二文,却不以为然。写出些意见和丁、宗两同志讨论,并求教于鲁迅研究专家们。     

也谈“四概念错误”

编者按本刊第八期发表了杨黛莉同志《关于“四概念错误”的质疑》一文,认为高中语文第二册逻辑短文《演绎推理》中“鲁迅著作不是一天能读完的;《一件小事》是鲁迅著作;所以,《一件小事》不是一天能读完的。”这一三段论,犯的不是“四概念错误”。对于这个看法,有些同志来稿,提出不同的意见。现将卢惠余等四位同志的稿件摘要发表如下。     

鲁迅小说中的“我”不是作者

鲁迅的小说有的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呐喊》、《彷徨》中共二十五篇小说,其中就有十一篇采用第一人称。在中学语文课鲁迅小说教学中,关于“‘我’这个人物是不是作者自己”这个问题,存在着分歧意见。有的同志认为,“我”是作者塑造的文学形象,不是鲁迅自己;有的认为,“我”就是鲁迅;还有的认为,在一部分小说中,“我”就是作者,在另一部分小说中,     

对“鲁迅早期五篇论文”提法的商榷

近年来,一些鲁迅研究者对鲁迅早年在日本用文言写作的《说鈤》、《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等文,作了认真的注释,这是值得称赞的工作。但有同志将这几篇文章笼统地称作“鲁迅早期五篇论文”,并作了过高的评价,我认为是不妥当的。鲁迅在将《人之历     

论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杂文《内外》

一九三三年三、四月间,鲁迅和瞿秋白曾合作写过《王道诗话》等十一篇杂文,另有一篇合作的杂文《中国文与中国人》则是十月所作。前边十一篇杂文中《王道诗话》是瞿秋白同志在鲁迅家中避难时所写,《伸冤》(瞿秋白原题《苦闷的答复》)、《大观园的人才》(瞿秋白原题《人才易得》)等十篇是秋白与鲁迅住在邻近的地方时所作。这些杂文都是瞿秋白与鲁迅交换意见后执笔写成,经鲁迅作了修改,并请人誉抄后,署上鲁迅的笔名寄给《申报·自由谈》和《申报月刊》发表,后来分别收入鲁迅杂文集《伪自由书》和《南腔北调集》。后一篇杂文是秋白夫妇已离开大陆新村鲁迅寓所②斜对面的东照里③十二号,迁居别处,邮寄给鲁迅,同样由鲁迅修改后发表。     

关于鲁迅作品某些注释的几种意见

本刊今年第三期发表了薛绥之同志《对鲁迅作品某些注释的异议》一文以后,陆续收到一些讨论这个问题的来稿,为了有助于深入研究鲁迅作品,搞好鲁迅作品的教学工作,现将来稿意见综述于下,供大家参考。关于《祝福》中的“新党”:李何林同志认为《祝福》中的“我”应是“五四”或“五四”以后的人物,是“提倡新文化新思想的新派人物”。认为“我”不属孙中山的革命派,“因为如果是孙中山的革命派,则离康、梁不远,两派还同时论争过,作者就不必说‘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所以认为这“新党”就不应该包括到“五四”时代,鲁四老爷所骂的     

《多重复句辨析一例》指误

《语文知识》今年第4期刊登了张文荣同志的文章《多重复句辨析一例》,我拜读之后,认为该文对那个多重复句所作的层次分析是不正     

更正致谢致歉

段祖昭同志对我《命题准则初探》一文中“例4”的推理结论提出意见,我认为意见的主体是十分正确的。正如段老师所作的那种方阵排列,若每行选出一个最高的,则最高的将分别是     

读书杂记

读书的流弊我是一向佩服鲁迅的,所以也一向比较留意报章杂志上所登载的有关鲁迅的文章。今年四月十四新民晚报上有—篇耳聆同志写的《鲁迅墓前的花木设计》的文章,认为在鲁迅墓前栽种樱花,“不甚相宜”,理由是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看见在樱花底下只知道游乐,不求上进的“清国留学生”,颇为厌恶。当时一看了之,并没有深思这个问题。     

《红楼梦》江淮方言的又一例证——“‘爱’呀‘厄’的去”之我见

《红楼梦》二十回中史湘云用“‘爱’呀‘厄’的去”向林黛玉反打趣,对这句话,人民文学出版社四册本无注。陈梦韶同志介绍鲁迅的解释是“唉呀我的妻”,李赐同志不同意鲁迅的说法,嗣后陈梦韶同志又逐点答辩,坚持鲁迅的观点;白江同志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较起来,白文解释较为可取,但有的地方言犹未尽,有的地方不甚妥当。兹陈愚见,就教于上述诸位同志和广大读者。     

也谈《论鲁迅》的论点

一九八五年第十期《中学语文》刊登了陈迅同志的《关于<论鲁迅>的论点》一文,陈迅的观点,我认为值得商榷。既然“论点是作者对所议论的问题所持的见解和主张”,那么,一篇议论文必定是感时、感事,有针对性而作的。明确写作的背景、目的,对搞清一篇议论文的中心论点是很有必要的。《论鲁迅》是毛泽东同志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他讲演的对象是     

《一件小事》的主要人物是谁?

鲁迅著名小说《一件小事》的主要人物,是知识分子“我”,还是人力车工人,历来存在不同意见。北京《中学语文教学》八○年第八期姚健同志的文章,江西《语文教学》八○年第四期唐荣昆同志的文章,又再一次系统地论述:是前者而不是后者。这个问题不仅直接影响到正确归纳《一件小事》的主题,而且关系到探索鲁迅前期的思想发展,不能不认真进行讨论、研究。     

冯雪峰同志论古典文学

在全国解放以后,我才开始读到冯雪峰同志的文章,其中《回忆鲁迅》和一系列有关鲁迅的论文给我影响很深,因此,我对雪峰同志就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印象:雪峰和鲁迅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每次读他的《论文集》等著作,总要想到鲁迅先生;每一次读《鲁迅全集》,也总要想起雪峰同志。今天写这篇《冯雪峰同志论古典文学》的时候,也还要不断把他和鲁迅先生联系起来。     

《二月》评析(二题)

一、肖涧秋形象试析柔石同志的代表作《二月》问世以来已历半个世纪了。伟大的文化革命主将鲁迅曾为这部标志着柔石创作道路上新跃进的长篇创作写了“小引”,给予十分中肯和热情的评介。《二月》出版后翌年,鲁迅又在《我们要批评家》一文中,将《二月》列为“优秀之作”之一再次予以肯定。《二月》以自己久远的艺术生命力,证实了它是我国现代文苑中一支历久不凋的花朵,显示了鲁迅当年属意《二月》的慧眼卓识,和为其倾注的心血的弥觉可贵。鲁迅为《二月》所作的“小引”,通过对小说中典型性格的精辟分析,深刻揭示了这部创     

《孔乙己》二题

一、“从容不迫”鲁迅的学生孙伏园曾经回忆道:“我尝问鲁迅先生,在他所作的短篇小说里,他最喜欢哪一篇。”“他答复我说是《孔乙己》。”“何以鲁迅先生最喜欢《孔乙己》呢?”其“好处”在于“作者态度的‘从容不迫’”。(《鲁迅先生二三事》)好一个“从容不迫”!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这是艺术描写最高的境界。我想,如果我们对鲁迅创作这篇小说的动机,有了更清楚的了解的话,对他的“从容不迫”就可以体会得更为深切。《孔乙已》到底是为什么而写的呢?统观全篇,联系到作者当时的思想状况以及他所处的社会情况来看,我认为,《孔乙己》是继《狂人日记》之后,作者提供的关     

“‘病句’不病”吗?——再谈“贵宾们所到之处……”

在《中国语文》杂志一九七八年第一期上,我写了一篇短文《谈目前流行的一种病句》,认为“贵宾们所到之处,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是一个主谓搭配不当的病句,有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中国语文》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上有几篇短文提出质疑,《天津师院学报》一九七八年第四期上徐世英同志发表《“病句”不病》一文与我商榷。我想再谈谈我的看法,就     

关于“戎马书生”的补充

上海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上正言同志的《鲁迅和郭沫若的两枚同名印章》一文向读者报告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鲁迅和郭沫若不约而同地有过“戎马书生”的称号,并且都以此四字刻过印章。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佳话。该文说:“郭沫若仿鲁迅以‘戎马书生’自喻,不正是他们‘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的又一证明吗?”我想对此作点补充:郭沫若的“戎马书生”的徽号,原是革命先烈孙炳文同志奉赠的,郭沫若欣然接受。郭老《怀亡友》诗写道:     

打造有温度和深度的鲁迅作品课堂

“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这句流行了多少年的校园童谣,折射出的是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尴尬地位.有人说鲁迅的作品因时代久远,难读难教,建议鲁迅作品最好能退出语文课堂.我不这样认为.因为谁也不是一开始就能读懂《论语》《孟子》的,关键是我们语文老师应该怎样引导学生走近鲁迅,走进鲁迅作品的文化长廊,使鲁迅作品中的长妈妈、祥林嫂、闰土、阿Q等活生生的人物与学生在时空隧道里相逢相遇.为此,我在教授《阿长与<山海经>》时,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尝试.     

对《药》线索板书的异议

徐耀武同志在《要在少讲多练上下功夫》(见《江苏教育》)1980年第4期)一文中,谈到“扼要板书,讲究艺术”这一问题时,举了鲁迅小说《药》做例子,在画出小说情节线索的板书简图以后,说:“这篇小说的情节结构特点是:两条线索交叉进行。……在小说一、二部分,明、暗线同时并行,第三部分,两条线索自然地交叉起来,第四部分,两条线索复叠为一。”这个板书设计,和所作的说明,值得商榷。徐文认为“小说一、二部分,明、暗线同时并行”,这是与原文意思相悖的。我认为在小说第一部分刑场买药的场面中,当华老栓用多年积攒的洋钱,换得饱蘸着烈士鲜血的人血馒头时,这两条线索就巧妙地通过人     

唐弢关于《同志的信任》一文的声明

五月二十五日,在海南岛举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上,著名文学家唐弢同志就方志敏的文稿《可爱的中国》是由谁传递给党中央一事,作了口头声明。唐弢同志曾写《同志的信任》一文,是《鲁迅的故事》一书中的一篇,记述方志敏临刑前将《可爱的中国》手稿托人转交鲁迅,后由鲁迅转交党中央的故事。近年来,这篇文章一直选为中学语文教材。问题的产生是:一九八一年《书林》第三期上发表了胡子婴同志一篇文章,题目是《我接交〈可爱的中国〉手稿的经过》,说方志敏同志的《可爱的中国》手稿是由她保管传递给党中央的。这篇文章发表后,不少读者、中学教师写信询问此事,方志敏同志的后代方兰夫妇也曾多次要唐弢同志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