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视野下的晚清书写语言变革

在论述晚清至五四时期的书写语言变革,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型的问题上,学者们多从语言的现代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需要以及现代语言学视角进行研究,但却忽视了近代传媒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以至于五四时期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书写语言后,胡适还认     

规范汉字的定量

所谓定量,就是确定现代汉字的规范数量。自古至今汉语书面语有两种文体,就是文言文和白话文,这两种文体用到的字有同有异。文言文和白话文都要使用的,如"人""出""远";只用于记录文言文的,如"缧""赇";只用于白话文的,如"哆""嗦"。在古代,传世的经典,如典谟训诰等,都只能使用正统文言文;而流行民间的各种俗文学、各种实务文件,如契约、药方、账簿等多用白话文。正统文言文占据书面语的支配地位,各种白话文不登大雅     

被遮蔽的风景：清末民初北京白话报刊演说文

直至世纪末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主流叙述线索仍然沿用五四白话文运动导师胡适的历史评判,完全否定了清末白话与现代白话文衔接的可能性。自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断言五四的白话文是＂话怎样说便怎样写＂,清末的白话文＂却是由八股翻白话＂,后世史家往往不假思索地接受之,视之为不刊之论。     

语言变革与中国现代传媒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白话文运动实际上是传播符号的更新与转换。文言文之所以被白话文所取代,最根本的原因是文言文不能适应现代社会信息传播的需要,现代传媒要用现代化的语言符号作为承载和传递信息的工具。白话文“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能够更准确地表达现代社会的新思想、新事物,使信息的内容更加明晰,更易于为大众接收和理解。随着受众群体的不断扩展,现代传媒的社会功能得到放大,在社会变革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近现代媒介的功能如何由党见本位转向民意、舆论本位——以白话文运动为转折点

舆论的主体是公众,是大多数人的意见,媒介并不总是代表舆论。在近代中国,媒介仍然只是少数上层阶级的讨论平台,以党见、派见为本位,政治动员的舆论建构部分依赖于意见领袖与人际传播。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白话文运动在这一社会环境下发生有其历史必然性。媒介语言的变化使得"在特定阶层内部的信息流动,借助白话文和报刊,向社会普罗大众扩散",对媒介功能由党见本位转向民意、舆论本位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创造社的光芒

五四时期作为中国文化由古典型范向现代品格衍化的重要契机,以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作为文字的载体——出版物,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质的飞跃,编辑思想、排版形式、文字内容、装帧等皆以新的面貌与内涵,同代表着封建传统的形式进行着交突,把白话文从日常生活推至前台,取代文言文成为中国的书面用语。让语言趋向实用化、大众化。进而传播民主、科学的思想,感染民众,号召民众,与统治中国逾越千年的封建制度,作了一次比较彻底的诀别。     

回忆商务印书馆(三)

新文化运动和商务的政治态度的转变。“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也是一个新文化运动。这个运动对商务印书馆来讲,最具体的就是商务出版的书,首先是杂志,是用白话文呢,还是用文言文?当时,报纸副刊已用白话文,《新青年》杂志以及其他进步刊物也用白话文了。当时商务很保守,一切刊物杂志还是用文言文。我当时和沈雁冰同志都喜欢写白话文,但是怕所内老先生知道了不好,所以不敢用真     

没有水银的镜子——读《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札记

没有水银的镜子──读《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札记王生平传统似乎在冥冥中捉弄人,五四时代举国若狂反文言文,但是却趋之若鹜地去读反白话文的林琴南翻译的西方小说,包括鲁迅、郭沫若一代名流。另一方面,当今的“国学热”倒过来,公开承认或推崇古圣先贤,认为他们是未来...     

语言的长征

本世纪初,中国白话文挑战文言文的时候,它似乎不仅仅是一种交际工具,不像"天下之公器"。白话文本身已彰显特定的人文价值,已经自动履行着民主、科学、大众化、现代性等表达功能,与旧体制相对抗。在这个时候,形式就是内容,载体已成本体。白话文是反专制的语言,是反道统的语言,是人民大众通向现代化的团队口令和精神路标。一切阻碍政治和经济变革的腐朽势力,似乎都只能在文言文的断简残帛中苟活。     

五四时期的出版业：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推手北大核心CSSCI

五四运动极大地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展开,也为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五四时期,随着白话文的普及、印刷技术的更新、政党社团的发展以及大批优秀出版人才的出现,出版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版产业格局基本形成。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五四时期,出版业为新思想、新观点提供了发表阵地,各种思想、观点的交融、碰撞又催生了文化派别的分立和现代学科的建立,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代报刊白话文化的嬗变趋势与内驱机制

中国近代报刊话语言述方式由文言文转向白话文,是近代中国纸质传媒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过渡的表现,主要经历了四个时期,其演变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原因。传播理念的转变、印刷技术的革新和文化观念的突破,是推动中国近代报刊白话文化大众化趋势的内驱力。     

清末民初文学传播活动中语言符号的变革

民国初期文学传播活动中语言符号的变革,首先是通过抨击文言文的弊病、倡导白话文的优势而实现的。清末民初掀起的白话文运动,对文学传播活动中语言符号的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其虽然存在显著的局限性,却对之后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近代白话报刊的产生及意义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倡导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宗。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一文中,称胡适是“首举义旗”的白话文运动“急先锋”。但是,白话文的胜利并非胡适等人振臂一呼的结果,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将文学交给大众的事实,从清朝末年就已经有了。”胡适也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以及《四十自述》等文中屡屡提及近代白话文运动,认为新文化运动时期对白话文的提倡,不过是这种运动的继续发展。     

论五四时期舆论研究的现代转型

五四时期,在李大钊、徐宝璜等人的努力下,中国的舆论研究实现了两个重要的现代转型,即政治舆论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转型和舆论研究的专业化、学科化转型,这标志了中国现代舆论学的产生。这两个传统迄今仍然是中国舆论研究的两个最重要的学术传统。     

五四时期梁漱溟文化思想的检讨和反思

梁漱溟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五四时期梁漱溟最重要的文化思想成就是其创建了将西方哲学、佛教哲学与中国儒家哲学相融合的"新孔学",开启了现代新儒家,提出了独到的文化哲学理论和"三个路径样法"的东西文化比较观。今天我们重新反思五四时期梁漱溟的文化思想,对于建构中国现代新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搅活一池春水——论五四时期副刊文化主体与副刊文本建构

五四时期,一批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新型报纸副刊名家云集,积极引领时代文化潮流.它们在传播新思想、建设新文学、促进现代中国文化转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晚清谴责小说对现代小说的影响

晚清谴责小说是在清末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继承了我国古代小说的章回体形式和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同时也影响了五四时期现代小说的形成和发展。     

早期电影与“五四精神”互动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电影社会学视角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五四精神'本质上是一种爱国精神,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所有先进思想的浓缩和升华。它以救亡图存为原初动机,以促进现代转型,追求民富国强为基本旨归。早期电影对'五四精神'的传播与践行发挥过无可替代的功用,而'五四精神'在引领早期电影的创作走向,提升其思想境界等方面也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全方位、多角度地深入探讨两者的互动关系,既是对'五四精神'的重新体认,也是对电影研究的深化拓展。     

白话俗语词研究的百年历程

白话俗语词包括方言词和口头语词。中国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用汉语写成的文献多至亿万,然而"五四"以前,作为书面语,文言文一直占着统治地位,只有在小说、戏曲等作品中才采用白话。文言文被认为是雅的,白话文被认为是俗的。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经学为根基和核心的,儒家思想一直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居于正统地位,成为封建社会精神生活和道德观念的基本准则,以十三经为代表的儒家著作也被奉为钦定的经典。在尊儒崇经风气的影响下,作为经学附庸的传统训诂学仅仅     

雅俗之辩：晚清媒介转型与文人书写体式选择研究

晚清之际,从书籍到报刊的媒介转型开启了文人书写语言的雅俗转型,并对后世的文人书写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漫长的典籍媒介时代,中国文人在书写实践中形成了“趋雅避俗”的价值观念,且一直规范指导着文人群体的日常书写行为,然而报章媒介的崛起催生了“去文返质”的通俗白话书写。为了改变典雅书写的惯习,坚持通俗化书写的文人群体以“信息传递观”为文人的典雅化书写祛魅,同时将通俗化白话语言与民众启蒙、开启文明等理念相勾连,为通俗化书写正名,推动了书写观念的转型和价值信仰的革命。本文采用文化心理学方法,剖析晚清文人在媒介转型和雅俗之辩中的书写选择、身心阵痛,并尝试对人类历史中媒介、语言与文人之关系作出诠释性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