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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东阳王元荣任瓜州刺史的时间和卒年有下列之说 :宿白先生《东阳王与建平公》一文 :“据此可以推出元荣任瓜州刺史当在孝昌元年 ( 52 5)九月十六日之前” ,“又大体明确了元荣任瓜州剌史的最后时间 ,即在邓彦已任瓜州刺史的大统八年 ( 542 )十一月十五日以前”。《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 2 85窟》云 :“西魏特从中原派来鲜卑宗室东阳王元荣于孝昌元年( 52 5年 )出任瓜州刺史 ,一直延续到大统八年 ( 542年 )元荣去世 ,长达八年之久。”《敦煌石窟全集·3·本生因缘故事画卷》云 :“北魏孝昌元年 (公元 52 5年 ) ,宗室元荣任瓜州 (敦煌 )…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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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民 《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4,26(2):49-53
周绍恒先生认为，慧震卒于梁大同三年闰九月至五年七月之间，其还乡国的时间为普通七年九月之前，因而推出刘勰卒于普通四五年间的新说。笔者认为周先生引的史料有误，因而推出的结论不实。慧震与刘勰在定林寺撰经，功毕回乡国的时间应为湘东王第一次任荆州刺史的大同三年闰九月至五年七月之间，其卒年应为湘东王第二次任荆州刺史的太清元年正月至二年十月之间。因而，刘勰应卒于大同三四年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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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统一了中国 ,革除了州、郡、县三级政权重叠的现象 ,为隋唐地方政权制度奠定了基础。炀帝将商州 (北周初称洛州 ,宣政元年改称商州 )改为上洛郡 ,领有五个县 :上洛、商洛、洛南、丰阳、上津 (上津今属湖北省 )。其中的商洛县即原来的商县 ,隋文帝给它加了一个洛字。这是历史上把“商洛”二字连起来称呼地名的起始。其中的洛南县在晋泰始三年曾是拒阳县 ,但不久即废县。北魏又设了拒阳县 ,归上洛郡领辖 ,到西魏另立为拒阳郡 1,只领拒阳一个县。北周也是这样。至隋开皇三年废郡改称洛南县 ,归上洛郡属。隋代上洛郡的政权机构也发展了。郡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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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谭任桂州刺史的时间,《唐刺史考全编》据学界对杜甫《寄杨五桂州谭》一诗的系年将之定于肃宗上元元年(760),仅此一年。然而综合杨谭《兵部奏桂州破西原贼露布》及新旧《唐书》等有关材料来看,杨谭出任桂州刺史应在至德二载(757),离任应在上元二年(761)四月后,首尾共有五年时间。《唐刺史考全编》所定杨谭任桂州刺史的时间以及学界对杜甫《寄杨五桂州谭》一诗的系年,显然都把时间范围定得太窄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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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陶渊明《饮酒》诗的系年，说法大致有五：元兴二年癸卯说、元兴三年甲辰说、义熙十年甲寅说、义熙二年丙午说、义熙十二三年说。笔者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另提一说，即义熙十四年戊午说。其理由主要有三：一、从陶渊明于义熙元年乙巳辞官奔程氏妹丧，次年返园田算起，一纪后当是义熙十四年戊午；二、其所饮“名酒”当是官人所送，而王弘恰于义熙十四年任江州刺史；三、诗中许多内容与刘裕称“宋王”及废安帝立恭帝事相舍，而此事亦发生在义熙十四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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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师专学报》1993,(1)
杜甫与高适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左右在汶上相识时,杜甫约二十九岁,在思想上、创作上都还不大成熟。而高适年近四十,作为诗坛名家,边塞诗的创作已臻于顶峰。由于两人脾性相投,而成了忘年交挚友,至死不渝。 高适,字达夫,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人,早年仕途失意,后来客游河西,先为哥舒翰书记,以后又任淮南、四川节度使,散骑常侍。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五月,高适入川任彭州刺史。次年秋天,杜甫因关中饥荒,弃官由华州到秦州（今甘肃天水市）,于年底也辗转来到成都。高适在杜甫到成都后不久便写了《赠杜二拾遗》的诗,除对杜甫的生活表示关心,并以“传道招提客,诗书自讨论”及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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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夜渡无人舟自横。韦应物是中唐著名诗人。他的突出成就表现在山水诗方面,《滁州西涧》就是其中的一篇。他的诗,闲静恬淡,含蓄简远,颇得陶渊明的赏识。明胡应麟曾说:“有以高闲、旷逸、清远、高妙为宗者,六朝则陶,唐则王、孟、储、韦、柳。”(《诗菽》)从上面这首《滁州西涧》诗,可见他的这一风格。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初夏,韦应物自尚书郎出任滁州刺史。大约在兴元元年(784)或贞元元年(785)春,他罢滁州刺史任,但仍留在滁州闲居西涧约半年,于德宗贞元元年(785)秋改任江州刺史。诗大约就写在此…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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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战扬 《吕梁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4(5)
《宋代官制辞典》将东、西八作司误认为是两司,造成诸多不妥之处。东、西八作司设置于宋初,同属于八作司一司管辖。街道司最早设置于太平兴国二年(977),景德四年(1007)又将东西八作司和街道司并为东西八作司一司。天圣元年(1023)将东西八作司一司复分为东西八作司和街道司两司。街道司自设立至嘉祐三年(1058),隶属于三司河渠司,从嘉祐三年(1058)至绍兴十年(1140),街道司隶属于都水监,其后被废除。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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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124-128
唐肃宗元年建巳月壬子(宝应元年四月初三),楚州刺史崔侁上表,称有尼真如得天帝所赐定国十三宝。史籍对此事的记载分为两类:一是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等记载了楚州献宝的具体明目以及种数、枚数;二是《太平广记》等典籍对楚州献宝具体经过的记载添加了不少文学色彩,并对宝玉的种数、枚数做了修改。楚州献宝发生在安史之乱的特定历史背景下,要完全认识、解读此事件就需要在详细梳理肃宗末年中央及地方政治形势的基础上展开。楚州所献定国宝玉可视作一种复合型祥瑞,蕴含着肃宗的复古思想以及对安史之乱行厌胜之术等多重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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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峰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1,28(6)
关于韩愈故里和韩愈墓所在地的问题,历来都有分歧。通过对明天顺五年《大明一统志》、明成化二十二年《河南总志》、明嘉靖三十七年《河南通志》、清康熙九年《河南通志》、清康熙三十四年《河南通志》、清雍正九年《河南通志》以及清乾隆四十九年《大清一统志》的梳理和分析,我们认为,韩愈是修武人,韩愈故里在修武是毋庸置疑的。至于明成化二十二年《河南总志》、清乾隆四十九年《大清一统志》关于韩愈＂河阳人＂的含糊其辞的记载,缘于明侍郎耿裕成化二十一年《题韩家庄诗碑》的影响以及雍正至乾隆初年翰林五经博士继承权的纷争。但对于韩愈墓在孟县的记载,我们予以尊重,在此存疑。同时,对于历史上修武也有韩愈墓、韩氏祖茔而明清一统志、河南通志未予记载的状况,我们也持存疑的态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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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植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9):7-11
关于岑参的生年问题,学界意见一直以来众说纷纭。文章从唐代进士及第守选三年的应有之义出发,辨定其生年：岑参天宝三载春进土及第后,守选三年,于天宝六载春授官,其年三十,由此逆推,定岑参生年为开元六年;岑参在诗文中多处地方提及其年岁,以其开元六年的生年来观照这些诗文,则丝毫没有扦格斗氐牾之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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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建国初期,西域诸国不断要求东汉政权设置西域都护,均为光武帝所拒绝,最后置西域于度外。光武帝西域“无为”政策,根源于西域、东汉内部的问题,以及西域、匈奴、东汉三者之间的矛盾关系,是基于现实的比较明智的选择。光武帝西域政策虽然保守,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积极作用和影响于东汉前期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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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斌 《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7):33-37
今所存见的明刊本"李贽批评本"《西游记》,为无锡文人叶昼托名作伪的产物。卷首所附《西游记题辞》的作者"幔亭过客",为吴县人袁于令,生于公元1592年(明万历二十年),卒于公元1672年(清康熙十一年),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词曲家与小说家。叶昼托李贽之名所批评的《西游记》,成书于明万历三十九年前后,其所用底本,为唐光禄刻印于金陵世德堂的《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其批评主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西游记》宗旨的揭示,二即借批评以抒发对社会现实的看法,三为对《西游记》艺术的称道,四是对佛道思想的宣扬。其中,又以一、二为其批评的核心所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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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冰欣 《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6):64-65
《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序有"冷斋曲附乎豫章"句。李致忠先生《三目类序释评》认为其中"冷斋"当为鲁訔,"豫章"当为罗从彦。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认为"冷斋"当指惠洪,"豫章"当指黄庭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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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彦杰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8(3):90-92
两汉商人社会地位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总的态势是在不断地提高。西汉前期,由汉高祖的“贱商”到文景时的“惠商”,商人的社会地位在逐步上升。武帝时“抑商”导致大部分商人破产,地位一落千丈,但部分商人却坐上了高官,地位殊荣,商人社会地位处于两个极端。武帝之后,政策逐步宽松,商人、地主、官僚日益结合,社会地位有了更大的提高,一直到东汉无大的变化,所以说两汉商人的社会地位与当时的商业政策紧密相连。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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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散文名家刘开享年考辨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杨峰 《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10,25(5):6-9
刘开为桐城派中后期散文家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对于他的生卒情况,研究者多依据方宗诚或姚元之之说加以推算,将其享年定为四十一岁或者四十岁。根据刘开本人的行踪自述及其友人诗文中的相关记载,可知刘开乃生于乾隆五十四年,其享年实为三十六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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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给予诸葛亮极大认同，誉其具“儒者气象”。在程朱理学看来，诸葛亮的“儒者气象”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审去就、知义利、效忠贞、行王政、为王佐、安天命；指出诸葛亮具“儒者气象”的原因是个人“天资甚美”，不足在于“学术甚杂”，“习申韩之术”，程、朱在治国、修身上亦受诸葛亮影响；诸葛亮具“儒者气象”带给我们的思考有：其“儒者气象”实为东汉儒家文化教化之结果，故儒学未来发展当回归教化之路；儒、法关系在一定程度可相互融通；当今吏治亟须强化官员的道德自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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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田文镜及雍正朝的吏治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许宏芝 《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3):85-87
田文镜是雍正朝著名的“模范督抚”。康熙末雍正初的政局为田文镜的升迁提供了契机,田文镜为雍正的“严猛”政治树立了典范。“清官”加“酷吏”是田文镜一生的真实写照。田文镜的起用、升迁是雍正朝吏治的一个缩影,而雍正朝的吏治又与当时的政局紧密相联。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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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蓉彬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11(5):62-64,76
二月河＂清代帝王系列＂中的《康熙大帝》,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适当穿插传奇和话本式的艺术手法,通过许多具体的事例,突出地再现了康熙即位后在对国家的英明治理中对＂汉＂传统的学习与推崇,从各个方面接受并正确执行汉族政策,充分正视和运用＂汉＂的传统意识,为开创王朝鼎盛局面打下坚实的基础。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