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经学谶纬化的过程及其动因

西汉后期出现的经学谶纬化思潮是汉代思想发展史上一种重要的现象。研究汉代思想史，不能不考察经学谶纬化的过程，今、古经学派对于谶纬的态度及其与谶纬的关系不完全相同。儒生的方士化是经学谶纬化的前提，而“学随术变”则是导致经学向谶纬化方向发展的最基本的动因。     

两汉之际的谶纬论略

从本质上说，谶纬是以天人感应为理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诠释手段、以经学与神学合一为根本理念的一种独特的学术现象，是今经学制约君权、指导政治的内容的自然延伸。在特定政治背景下，谶纬被一些人所利用，为争夺王权服务。东汉初年，统治为了巩固君权的需要，有意识地对谶纬加以改造，使其失去了对政治的干预作用，而成为解说封建伦常的某种工具。     

论“谶纬之学”对汉代公文的影响

汉代风靡一时的“谶纬之学”一方面以天人感应作为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与儒家经学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对汉代政治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其丰富的内容、绚丽的辞采又呈现出有助文章的一面。公文作为政治活动的工具及文章的一部分,受谶纬影响颇深。汉代公文言祥瑞灾异之风的盛行及公文文风的转变均与“谶纬之学”相关。     

谶纬与汉代童谣

谶纬是汉代的一个重要思潮.它对汉代的政治、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从谶纬的思想基础、童谣的起源、谶纬对汉代童谣的渗透、谶纬化的童谣对汉代政治的影响等四个方面,阐述了谶纬和汉代童谣的关系,以及它对童谣和政治的影响.     

两汉经学谶纬化之缘起与发展

兴起于西汉的谶纬之学,通过依附于官方哲学——经学获得国教神学的地位。由于儒学方士的融合,"学随术变"的思想推动,谶纬与经学相互吸收,互相利用。通过神化经典、神化孔子使谶纬与经学地位平分秋色;经学借助谶纬,迎合统治阶级对谶纬的迷信,以此来维持其现有地位。在两汉,无论是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经学谶纬化顺应了时代潮流,成为中国思想史上值得研究的一种重要现象。     

两汉巴蜀经学略论

经学在巴蜀地区的大规模传播始于西汉文翁立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巴蜀经学就以汉代中央博士官所传今文经学为主。进入东汉以后,更是与谶纬、灾异之学相结合,形成了这一时期巴蜀的儒学学术风尚。在东汉中后期今文经学即将被古文经学取代的前夜,巴蜀经学达到了自己的顶峰。     

试论两汉之际儒学的神化

两汉之际是一个喧嚣动荡的时代，经学中的一派——谶纬于思想界悄然兴起。它对圣王的神化，对圣人的神化，以及其独特的政治历史观，大大改变了先秦儒学的面貌，使汉代儒学披上了神学的外衣。两汉之际儒学的神化是思想史上值得研究的现象，本文就其神化的原因、内容及其影响作一探讨。     

汉代文学研究的“新”收获——评《谶纬与汉代文学》

近期以来,汉代谶纬文学研究逐渐升温,不少相关课题被立项,论著亦日渐增多。吴从祥博士的《谶纬与汉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便是第一部专门研究谶纬与汉代文学关系的著作。多年来,吴从祥博士一直致力于汉代谶纬研究,该书是他多年艰辛研究的结晶。此书可谓是近期汉代文学研究的"新"收获,其"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经学辩论与东汉论说文的变化

汉代的经学辩论是讲学和著述之外的又一种重要的经学学术活动,它以辨明学术是非和切磋交流、倡导学术为目的。经学辩论有力地冲击了烦琐僵化的章句之学,导致了追求义理明通和崇尚理论著述的风气。受其影响,东汉论说文在形式上多问难之体,在论证方式上形成了实证求真和思辨析理的特色。经学论辩是汉代经学通向魏晋玄学以及汉代散文通向魏晋文章的桥梁。     

谶纬的起源

谶纬的起源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儒学独尊,经学兴起。武帝独尊儒术以后,经学成为官学。此时虽然还没有谶纬的名目,但经学却已经在思维方式和思想倾向等方面为谶纬的出现埋下了伏笔,今文经学的穿凿附会、衍附缘饰几可说是谶纬的先导。第二个阶段:王莽篡汉,纬学盛行。王莽篡汉,还是顺着经学为汉确立合法性的理路寻求自己的合法性,不过增添了许多额外的内容,主要是正式确立了汉为火德、汉家尧后等。这些内容为     

蜀汉政治思想探索

蜀汉政治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因为社会控制的放松和社会需要的增多,儒学独尊的局面被动摇,诸子之学勃然兴起,其中刑名、兵家之学最受重视;不过儒学仍然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儒学分为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谶纬化的经学三大流派,地位平等,共同为蜀汉服务;由于蜀汉以正统自居,两汉史成为蜀汉的重要政治工具,是蜀汉政治思想方面的一个特色。     

文化融合与高等教育

春秋至汉，中国南方的楚文化逐渐与中国北方的周文化融合，形成以儒道为主体的汉文化，促进了汉代太学的建立，东汉以来，以佛教为代表，印度文化传入中国，中印文化融合为东方文化，带来了宋代书院的兴盛，然后，西学东渐，东西文化融合，正在形成世界文化，在此过程中，中国近代大学开始兴起，历史启示我们，在文化融合日益迅速的今天，中国高等教育既要生生不息，弘扬本土人文精神，又要厚德截物，促进文化融合。     

试论汉代后妃谥号

谥法源于西周,秦时短暂废除,西汉恢复。西汉时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位拥有自身谥号的皇后,直至东汉,后妃有谥逐渐成为定制。西汉后妃多从帝谥,东汉后妃普遍有自身独立的谥号。东汉后妃美谥居多,但谥字所蕴含的道德内涵与生前行迹未必完全相符。由于身份地位限制,后妃谥字与皇帝多有不同。与后世相比,汉代后妃谥号用字更为质朴平实。     

“述礼乐,备王道”——论孔子对《诗》的经典地位的重新确立

关于孔子之于诗学的贡献,人们所论甚伙,似已难以置喙,然大多数评论都忽略了孔子言《诗》的背景,即西周礼崩乐坏,诗教式微的现状。孔子于此重新赋予《诗》以经典意义,并将其作为其学术承传的一个重要文本,这对后世的诗学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通过查考可见,孔子对《诗》的＂备王道＂、＂述礼乐＂的诗学定位,恰恰开孟子、荀子诗学阐释的王道派和政教派的分野之端,而汉代《诗》的经学化阐释,也多围绕这两点而开。     

东汉后期社会分裂原因略探

东汉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次大统一时期，封建政治，经济都得到长足的发展，但东汉后期，社会却出现了分裂，本文认为东汉后期社会分裂的主要原因是豪强地主田庄经济的恶性发展，豪强地主田庄经济的发展，使得东汉王朝虽是统一的封建王朝，但远不如西汉王朝中央集权那样强大，封建国家那样强盛，最终导致东汉后期社会的动荡分裂。     

熔经式典儒雅醇厚——东汉文风刍议

东汉文风典雅,主要表现为三个特征:一是根据儒家经义立意;二是行文博采经典文辞,语言排偶化;三是意态雍容,表达含蓄。西汉文学本有典雅趋势,东汉文学则将“典雅”发展到了极致。这是因为,中国文学向来有崇雅传统,更重要的是东汉朝廷大力提倡儒学,文学对经学的认同感愈益增强,文士创作不像后世文学重在抒发个人情志,而是多出于经世致用的政治目的。     

张衡诗赋创作与汉代文化融通

儒道互补,《诗》、《骚》融通,南北合流是有汉一代文化大交融背景下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考察张衡的诗赋创作可以发现,这一文化现象在东汉中叶已趋于成熟。融汇了儒道诗骚精神内蕴的张衡诗赋作为那个文化大交融时代的文学载体,不论是在文学史还是在文化史上都具有不容忽视的特出的典范意义。     

儒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化与汉末流弊

两汉近四百年将儒学官方意识形态化,是汉末诸多流弊产生的根源。比如因为过于相信德化的效果而轻视了法律的威慑作用而造成的法制松驰的现象;因能否在社会上拥有儒家教诲的孝、廉、敦厚等名声,决定了能否进入仕途而造成的求名之风兴盛的现象;因社会对道德的高标一格而造成的社会风气的虚伪不实现象;在政治思想领域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抹煞、对学术思想的理解片面,死板等因素而造成的政治思想的僵化、教条等现象等。上述由儒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化所引起的社会流弊,正是汉末魏晋时期政治思想嬗变的源头。     

屈原作品称经的文化背景

今本《楚辞》以传释经的编纂体例是刘安定下的,屈原作品为经,述骚作品为传。在儒家还未取得绝对统治地位的西汉初期,楚人刘氏建立的汉朝对楚文化的优秀代表屈骚十分推崇。即使在提倡尊儒的汉武帝时期,"悉延百端之学"的文化政策也为屈原作品提供了称经的文化空间。随着楚文化与各地文化融为一体,形成了统一的汉文化,汉朝政府无需再以楚文化自我标榜,儒家思想在社会意识形态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屈原作品称经的真相逐渐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