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可食无肉,不可画无竹

谈"竹"色变 我只有5岁时,父亲就去世了,那是1958年.我是这个家庭的第六个孩子,也是唯一的男孩.父母和五个姐姐对我宠爱有加.父亲早逝,母亲就把所有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小小年纪,逢年过节饭桌上,母亲让我坐正位,家族中的各类祭祖活动,也由我代表家庭出席,我俨然成了父亲的化身. 大约是读小学低年级时,有一天我因身体不适请假回家.进门却发现,屋内地上、桌上,就连床上也满是书籍和字画.我的突然出现,让母亲有些惊慌失色.母亲说,本想等你长大些再同你讲的,你看这幅墨竹,画得多好,这是清代大画家郑板桥的画."郑板桥"、"墨竹"就这样留存于我的脑海里.以后每到大年夜,母亲都会从箱子里取出那些字画让我看,还千叮万嘱不要到外面讲.     

三鲜汤里的爱

父母年纪大了,身体状况很差。终于,父亲病重入院。母亲坚持要去医院照顾父亲,但她的身体也很不好,我们都不让她去。母亲让我给父亲做三鲜汤喝,     

回忆过去的岁月

<正>我是在战乱的年代里1931年出生的。出生后妈妈带我非常不容易,因为我父亲就没有管过我和母亲的生活,可以说他是很不负责任、不称职的父亲。为此,母亲带着不满周岁的孩子到处折腾。抱我到过母亲的同学家住过,后来又到叔伯叔叔、婶婶家呆过。母亲是很要强的人,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不久母亲遇到一位学过助产工作的郭姨,她的丈夫死了,不愿意在封建的大家庭里坐守。母亲也是在盛京医院学过助产工作,就这样两个人合开了一个小诊所,自己心情好多了。孩子仅一周岁怎么办呢?没办法只能把     

闲扯生死

关于生死,这是两个秘密.怎样的出生,对本人而言那只是过去的事情;于现在,即便是孩子的父母,那也是他人的事.关于生,父亲的感受如何也赶不上孩子的母亲,但母亲的感受无论多么惊心动魄也不能替代婴儿的感受.     

重访景云里

正父亲鲍文蔚原是北京外国语大学资深法语教授。退休后,双亲来上海我处小住。自1934年秋他们离开上海就再也没来过,这次算是旧地重游。母亲是广东人,却出生在四川北路横浜桥一带,俗称"正宗四川北路广东帮"。因此,到后不久,我们一起去寻找母亲当年的旧居。一个晴朗的午后,换乘两部公交车,我们来到四川北路海宁路口。我们沿马路径直向北,很决就到了横浜桥。再向北,不知不觉来到山阴路大陆新村附近。我指着一栋红砖红瓦的房子对父亲说:"大陆新村9号,     

一个传销头目的自我救赎

开篇:父母的"善意谎言" 2008年5月,在深圳市下沙派出所做协警的王赓新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电话中,母亲告诉他,自己要做一个手术,需要人照顾,让他和父亲商量一下. 此时的王赓新已经有近两年的时间没和父亲通过电话,自2006年被父亲从传销窝点拉回家关了一个月后,王赓新一直没有回过家.     

项英女儿项苏云：我和我的父亲母亲

我与父亲的12天我平生与父亲相处,只有短短的12天时间。1931年,母亲在上海生我时,父亲已经到苏区去了。所以,我一出生,父亲并不在我身边。我两岁的时候,母亲看我能离身了,就也要去与父亲一起参加革命,于是她把我托给了陶行知在英租界办的孤儿院——上海劳工幼儿院。后来,国民党     

深情泪盈栀子香

近几日,我的心绪烦乱极了.看着越来越沉默、越来越消瘦的母亲,我的心痛如刀绞. 父亲去世已半年了,和父亲相伴近30年的母亲从此再没有露过一丝笑容.她下班后总爱独自呆在卧室里.我很爱父亲,也深知父母在这风风雨雨中的相濡以沫、恩恩爱爱,因此在父亲去世的那些日子里,我总是小心翼翼地绕过有关父亲的话题,惟恐自己不经意碰破母亲心灵的伤口.但是沉默也不是办法,"这样下去,她挺不了多久的!"大姨和小姑常常焦急地提醒我.     

一位日本遗孤的中国情缘

美保子的回忆 1945年8月,12岁的美保子在睡梦中被母亲粗暴地摇醒, "战败""回国""快"这些词语在慌乱的父母口中反复出现,美保子和姐姐一起匆忙地收拾着远行的包裹.家里好多东西根本带不走,江渡一家老小背着简单的行李随着"开拓团"的其他家庭一路向南没日没夜地奔跑.年幼的美保子累了、困了、脚上磨出水泡了,但是平日慈祥的父亲就像一只愤怒的狮子,不允许他们有一刻的停留.他们身上的包裹随跑随扔,到最后已所剩无几,父亲和母亲怀抱里还有更年幼的弟弟妹妹.     

感谢共产党

我的命是共产党给的,能活到今天一是感谢父母、养父母、最重要的还是得感谢共产党! 我出生在吉林镇来县三十里外的贾家围子,小的时候家里很贫穷,母亲因病早年过世,父亲被日本人抓了壮丁,家里就剩下我们姐妹四人.我们在没有父母的情况下,大姐领着我们就在一个废弃的炮楼里住了一阵儿.我体弱多病,得了一种在当时叫稀屎劳的病.我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大姐每天照看我将我抱在怀里,饿了大姐给一口小米就着一口小葱,哭了还是这个,大姐看看我奄奄一息的样子非常难过,四人生活又非常困难.     

林语堂与赛珍珠的绝交往事

赛珍珠生于1892年,比生于1895年的林语堂大3岁。赛珍珠的父母是传教士;而林语堂父亲也是传教士,母亲是基督教信徒。只是赛氏父母是到中国传教的美国人,而林语堂父亲则是在中国传教的中国人。     

名人的母亲

把卓别林推上舞台 查理·卓别林的父母都是歌舞艺术家.他的父亲是男中音.小查理父母很早就分开了,他可能跟父亲学过踢踏舞,后来其父因酒精中毒去世.他的母亲汉娜·希尔,艺名莉丽·哈维,是一家声名赫赫的轻歌剧团的舞蹈和歌唱演员.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

李大钊(1889--1927)是将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而且也是传播唯物史观最为彻底地的革命家.1889年10月29日,李大钊在河北省乐亭县出生,幼年名耆年,字寿昌;后更名为李大钊,字守常.李大钊的父亲在他出生前就离世了,母亲也在他出生不到16个月时撒手人寰,祖父李如珍将他养育成人.李大钊在非常贫苦艰辛的环境中度过了自己的幼年时代.     

施滉:从美共中央中国局书记到中共河北省委书记

<正>从反对"大清华主义"到跟共产党走1900年,施滉出生在云南省洱源县一个小学教师家庭。父亲赵少甫因出身贫苦,入赘施家。后来,施家贫穷了,靠父亲做小学教员的微薄收入已养不活一家数口,母亲就在赶集的时候去卖豆腐来补助家用。5岁时,施滉随父亲到昆明读小学,后来又就读于云南省中等军医学校。1917年,施滉考入清华学校,开始了他真正意义上的     

隐姓埋名的地下工作者(上)

母亲离世后,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父母留下的照片非常少,1949年以前的几乎没有. 记得小时候,曾看到过父亲穿着长衫、戴着圆形眼镜的一张照片.之所以印象深,是因为1967年底"造反派"来抄家,照片被当作罪证搜走了,而且一定是搞丢了,因为我再也没有见到过那张照片.那是个寒冷的黑夜,"造反派"抄完家,就把父亲押走了.他被押出了家门,再也没有回来,那年我十四岁.     

五岁的眼睛:迎接解放那刻

1949年,我五岁. 进入4月以来,我已经很长时间未见到父亲靳以了. 自1946年来到上海,我一直跟着母亲住在蒲石路(今长乐路)的外婆家.虽然父亲在那年夏天也随复旦大学的大队人马回到了上海,虽然我们在江湾学校教师宿舍庐山村也有了自己的家,但我一直没有住过去.而父亲是每星期都来蒲石路的.我还记得父亲一来,我们在外婆家的那间不满七平方米的小屋只能在床上加一块木板,父亲母亲和我就挤睡在木板上,我睡中间,母亲睡里边.父亲轻轻一动弹,木板就会发出轻微的咯吱声,这时分我感到幸福极了!因为包围在两个亲人之间,尤其是父亲.我枕着父亲宽大的手臂,安然入睡.因为,自我在重庆的嘉陵江边出生,我就一直没有离开过父亲.无论朝起暮落,我都能听见父亲爽朗的声音.尤其是他每每下课回家,都要抱着我踱到江边,去看江水,去看船只,去闻那江边潮湿的风,去听船夫们长长的拉纤声……     

“李夫工程”传奇

半个世纪前,一位苏联公民与中国妇女在天津结婚,生育姐妹二人。尔后,父亲携长女回国,从此音信断绝。43年后,苏联女儿致函天津今晚报,请求寻找中国母亲。现在,妹妹已是美国公民,母亲已移居美国。分别属于中、苏、美三国国籍的亲骨肉是怎样团聚的呢?     

幸运的一生

我家的"儿童歌舞团"鸿兴坊是近代上海石库门建筑的一个代表,在上海虹口区。1917年8月28日,我就出生在这里。那时候,我爸爸周苍柏是上海商业储备银行的职员,母亲董燕梁是大家闺秀,成家后,在父亲的支持下,学会了弹钢琴、拉小提琴,显示了良好的艺术天赋。在我不到一岁的时候父亲调到了上海     

“福地榕城”：作家笔下的人文福州

“我只知道有蔚蓝的海／却原来还有这碧绿的渺这是我的父母之乡!”1911年,冰心从山东烟台返回故土,看到闽水泱泱,发出了此般惊叹。她的故乡有一福星高照的名字——福州,乃有福之州也。     

回望永不褪色的“红色熔炉”

正我的祖籍在江苏盐城,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在家里,我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有两个弟弟,祖母和一位残疾的叔叔同我们生活在一起,大家庭全靠父母种地为生。父亲患了肺结核病,又没钱得到很好的医治,40岁就去世了,那年我才11岁。父亲去世后,全家人的生活重担全部落到了母亲的身上,虽然我和姐姐都帮着母亲干农活,但毕竟不是强劳力,日子过得十分艰难。除了贫穷,我们还要逃难,日本鬼子经常到我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