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译者主体性的视角看厄杰顿《金瓶梅》英译本

传统翻译理论对译作的评价标准仅限于"忠实"与否,自翻译文化转向以后,意识形态、赞助人、译者等众多因素被引入翻译评判标准。该文以译者主体性为研究视角,从译者的"能动性"和"为我性"两个方面研究厄杰顿《金瓶梅》英译本,发现在翻译过程中影响译者译介的主要因素,及译者是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对译作产生影响。     

意识形态对译者翻译心理的影响

在复杂的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心理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意识形态的作用不容忽视.本文试图从意识形态中政治因素、社会变革因素、伦理道德观念等几个方面,探究这些因素对译者翻译动机,翻译选择心理以及源语理解和译语产出产生的影响.意识形态渗透译者心理的方方面面,但也不能忽视译者主体性的作用.     

论文学翻译中意识形态对译者的影响

文章探讨的中心在于意识形态对译者的影响。翻译行为并不是简单复制原文。而是体现了译者意识形态的文化政治行为。本文从历史的角度,考查译者在译语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如何理解阐释原文、选择翻译策略,在译语环境中建构所需文化。     

沙博理《新儿女英雄传》英译本译者主体性探析

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与译者受动性及其译者、读者、文本之间的主体间性密切相关,本文以《中国文学》创刊号刊载的《新儿女英雄传》沙博理英译本为例进行探讨。在翻译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下,通过分析该译作中的回目、译序、标题、熟语、歌谣等的翻译,让我们了解在受制因素突出的情况下,译者如何平衡、协调制约因素与主体能动性及其主体间性关系,从而确保译介效果。这在当今"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形势下,对于翻译研究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有效的借鉴。     

译者主体性在文化翻译中的研究——以《红楼梦》两个译本为例

译者是翻译的主体,由于诸种原因,其文化地位在中国多元文化系统中却一度被边缘化。其实,在文化翻译活动中,译者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文章以《红楼梦》两种译本为例,探究在翻译活动中译者如何进行文化改写,论证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受到意识形态、政治动机以及语言文化等因素影响,创造性地将原作以源语转化成目的语。译者即如架在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之间的桥梁。     

意识形态因素对《名利场》不同中译本的影响

本文结合勒菲弗尔的操控学派理论从意识形态的视角分析《名利场》的两个中译本——杨必译本和彭长江译本,对比两译本所体现的不同翻译倾向,并进而证明：翻译过程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包括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和译者所处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两部分。而两种意识形态交互影响,使译者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并产生了不同的翻译结果。     

翻译活动中译者身份的变迁——从韦努蒂《译者的隐身》谈起

本文从译者作为作者、读者和创作者的特殊身份出发,探讨译者身份的变迁。回顾了西方传统翻译中译者的身份,指出译者在传统翻译中处于被动、从属的地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韦努蒂的著作《译者的隐身》进一步指出传统译者处于"隐身"状态,译者需要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从而对于提高译者的地位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译者也完成了从隐形到主体的变迁。     

从意识形态层面看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以《汤姆叔叔的小屋》英译本书名翻译为例

在漫长的翻译史上,译者作为翻译过程中最活跃的主体,角色尽管没有发生变化,但其地位却从长时期地隐形走向凸显。尤其是在西方"文化转向"之后,译者的地位问题得到了应有的关注。在翻译过程中,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是约束和限制译者三要素,其中,后两个要素同意识形态紧密联系,也是意识形态的体现。文章尝试以《汤姆叔叔的小屋》三个英译本书名的翻译为例从意识形态层面来分析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从而验证在翻译过程中意识形态直接操控译者,但同时也是译者在艺术再创作过程中其主体性的体现。     

论译者主体性在《红楼梦》译作中的体现

从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入手,指出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所体现的三个方面。即译者的主导作用,译者的主体意识,社会环境对译者的影响。通过对比评论《红楼梦》两个译本中一些句子的译法进一步展示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体现。     

从《买花》英译看译者主体性

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是源语与译语、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中介。译者主体性表现为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应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始终,其主体性不仅应体现在译者对原作的选择、理解和阐释上,还应体现在翻译策略上。本文以白居易《买花》的韦利译本和许渊冲译本为例来看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小斯当东《异域录》英译研究

译者的意志性及社会身份对翻译行为和翻译质量的影响是译者行为批评关注的对象.社会历史环境、译者自身的心理因素等多种存在决定了译者的意志性并最终导致其译者行为.19世纪初期,作为兼商人、外交官、汉学家等多重社会角色于一身的小斯当东选译《异域录》的行为反映出他是受社会人意志主导的译者,其翻译策略则彰显出他是受译者意志主导的社会人.     

马礼逊《中国通俗文学译文集》探析

马礼逊的《中国通俗文学译文集》是他来华后第一部关于中国的英文著作。《译文集》篇幅不长但内容涉及广泛,同时也反映出作者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评价。通过翻译个案分析,揭示出译文中彰显的译者的文化身份,马礼逊在归化儒家文本,使之基督教化的同时折射出译者的传教士身份和基督教文化影响的意识形态。英国读者由《中国通俗文学译文集》产生的对中国的评价,除译者因素外,还显示出其受到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的影响,可以说译本(译者)和阐释者(读者)共同建构了当时英国视野中的中国文学、文化形象。     

从红楼梦诗词英译看译者对原文的创造性改写——以霍克思英译《咏白海棠》为例

多年来,翻译界强调译文要忠实原文,但英诗和汉诗产生于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化环境,有着不同的音韵、形式和传统,如果忠实地进行直译,一般都会破坏诗的美感。本文以《红楼梦》小说中《咏白海棠》为例,探讨诗词翻译中译者对原文进行的创造性改写及其效果,并进一步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主体性的发挥。     

《阿Q正传》两个英译本的对比研究——从译者转换策略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角度

文章以《阿Q正传》的两英译本为研究对象,依据“意识形态理论”、应用统计学方法从历时角度考察不同时期、不同民族文化语境下的译者意识形态与其翻译转换策略的关系.调查数据显示杨译本为异化本,拉译本为归化本,译者翻译策略受到各自民族、时代文化语境的制约.译者在意识形态内容方面翻译策略与总体翻译策略相一致,但自身在分布上存在细微差异.     

马礼逊《中国通俗文学译文集》探析

马礼逊的《中国通俗文学译文集》是他来华后第一部关于中国的英文著作。《译文集》篇幅不长但内容涉及广泛,同时也反映出作者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评价。通过翻译个案分析,揭示出译文中彰显的译者的文化身份,马礼逊在归化儒家文本,使之基督教化的同时折射出译者的传教士身份和基督教文化影响的意识形态。英国读者由《中国通俗文学译文集》产生的对中国的评价,除译者因素外,还显示出其受到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的影响,可以说译本(译者)和阐释者(读者)共同建构了当时英国视野中的中国文学、文化形象。     

浅谈《论语》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

在《论语》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目的性对其译文风格的形成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译者的主体创造性对提高译文质量和读者接受度至关重要;译者的主体限制性为译文设置了底线要求;译者的主体社会性又使译作具有译者社会性的烙印。所有这些,最终导致了《论语》译文的多样性。     

从《左传》英译看译者主体性

译文是译者思想的体现。鉴于《左传》的叙事性,从叙事学角度解析理雅各和华兹生所译的两部《左传》英译本,可从中窥见译者对文本的干预,从而深化对译者主体性的认识。这两位译者通过控制注解,重组叙事材料,选择叙事风格等手段实现对文本的干预。而这些干预手段的运用体现了译者的能动性、为我性和受动性。     

试论意识形态对译者主体性的影响

文章从社会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和译者个人意识形态的关系人手．研究分析意识形态在各个时期如何影响译者主体性：在意识形态共名时期,若译者个人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一致。则主流意识形态不会对译者主体性造成制约。若二者冲突,则主流意识形态可能削弱他的主体性,也可能因译者的反抗而不对其主体性造成制约;在意识形态无名时期,译者往往和他所认同的某种意识形态共谋,此时的意识形态起到了促进主体性发挥的作用。     

当代中国小说英译研究——以《来来往往》的英译为个案

本文从当代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对当代中国小说英译的影响入手,着重考察著名女作家池莉《来来往往》英译中社会意识形态、译者的使命和翻译策略选择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揭示当代小说英译与国家形象之间的关系。     

从《红楼梦》的翻译看影响译者顺应倾向的语境要素

在翻译的动态顺应过程中,译者总是会有意或无意地倾向于某些语境要素,形成不同的顺应倾向。立足于《红楼梦》二译本之上的分析表明,译者的顺应倾向由优势语言或文化、社会环境、文本功能以及不同的翻译理论等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决定,而译者总是在诸多限制因素中寻求一个最佳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