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职务犯罪中技术侦查手段的运用与限制

技术侦查手段能否在职务犯罪中运用存在一些认识问题及制度障碍,然而技术手段在职务犯罪侦查使用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应当允许使用.技术手段属于强制措施可能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在使用时也应遵循几个基本原则,如程序法定原则、合目的性原则、最底限度使用原则以及权利救济原则等以保障其合理使用.同时,在现行制度下检察机关使用技术侦查手段还要注意防止不适当的侵犯职务秘密和个人隐私,强化自我约束并接受外部监督.     

我国特殊不起诉制度的审视与构想

从特殊不起诉制度的教义学分析入手,结合特殊不起诉制度的价值分析,从适用标准不明晰和救济制度缺失两方面对《刑事诉讼法》特殊不起诉制度进行审视,同时对我国特殊不起诉制度的完善提出构想,即明确适用条件和程序、扩大适用范围、完善相关的救济制度、完善被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的保护制度,以期对我国特殊不起诉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跨区域网络犯罪的管辖问题探析

当前我国打击网络犯罪面临着犯罪地管辖模式失灵、指定管辖失范以及并案侦查缺乏监督三大管辖问题,原因在于我国立法思路不科学、侦查中心主义带来的外部监督乏力和诉讼保障制度不健全。对此,应当在坚持以犯罪地为中心的基本管辖原则下,明确指定管辖范围和程序,探索一定程度上的集中管辖,同时强化法检监督制约和程序制裁,以期实现刑事诉讼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任务。     

我国拘传制度的运行实践检讨与规范续造——以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9条为靶向

拘传是我国刑事诉讼中强制性最弱的一种到案措施,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占有重要地位。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对于拘传的适用都有明确的限制条件与适用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了拘传措施适用的条件与程序。拘传措施的立法目的在于限制嫌疑人人身自由,防止其逃匿、隐匿以及妨碍作证,利于保全证据及时查明案情,保障当事人基本人权。实践中由于立法规定不统一、规定模糊、缺乏外部监督等原因导致拘传措施实施中出现了功能异化。从保障人权、完善刑事强制措施角度看,应从统一立法规定,明确拘传行使主体,区分传唤与拘传,规范拘传行使程序,增设拘传救济程序等方面进行完善。     

诱惑侦查之法律规制

诱惑侦查是刑事诉讼中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通常分为"犯意诱发型"和"机会提供型"两种类型。本文对诱惑侦查的概念、分类等问题作一简要评述,并对如何完善诱惑侦查进行阐述,明确了该侦查手段的适用主体、范围、条件、程序等。     

法国诱惑侦查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借鉴

近年来,随着诱惑侦查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愈加广泛,相关的法律问题也随之凸显出来。《刑事诉讼法》中对诱惑侦查的含糊其辞,混淆了诱惑侦查与技术侦查的概念;在何种案件中适用诱惑侦查、前提条件等都不明确,现有的合法性认定标准不合理。现阶段,我国诱惑侦查批准权归公安机关,而诱惑调查批准权归属不明,并且没有设置监督机构,易造成诱发侦查、调查机关权力滥用;而且,能够有效救济被追诉合法权益的途径有限。与国内立法、司法实践相较,同为大陆法系的法国诱惑侦查制度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借鉴法国成功的经验,在我国明确诱惑侦查的概念及适用的案件范围与条件,确立"客观为主,主观为辅"的合法性认定标准,实行完备的司法审查制度,进一步完善对被追诉人合法权益的救济,从而使诱惑侦查的优势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未成年人特别侦查程序构建的初步设想

我国现有的刑事程序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关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多与审判程序相关,涉及侦查程序极少.由于侦查程序是诉讼的基础程序,关系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正确处理,有必要针对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设立特别的侦查机构和侦查人员、建立合适成年人参加侦讯、律师法律援助前移、强制措施谨慎使用等系列权利保护性制度及法律监督措施,构建未戍年特别侦查程序制度,以实现社会安全和未成年人权益的双重保护目的.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刑事诉讼程序的影响

在新的历史时期,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更为人性化的刑事政策导向。宽严相济中更多强调的是要根据不同的案件情况和其所处的复杂的社会关系群落来综合考量以决定宽严的选择和尺度。这种刑事政策的推行势必对刑事诉讼的各个程序产生重大的影响,具体而言包括减少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特殊侦查措施的明确和采用;不起诉范围的扩大;案件审理分流机制的多元化和非监禁刑的推广和扩大适用。     

英国对滥用程序行为的制裁——以证据的丢失、破坏为例

英国“侦查程序滥用制裁规则”的根本理念在于通过刑事司法设立刚性程序性制裁,遏制各种损害人权以及威胁司法廉洁的违法侦查行为。判例和学说在此理论的形成以及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形成了两大类程序性制裁。前者被界定为侦查程序滥用是基于“权利保护原则”,后者则被界定为侦查程序滥用是基于“司法廉洁原则”和“司法抑制原则”。两大类都有独立的判断标准、证据规则以及救济程序。中国欲在司法实践中防止出现侦查机关引起的证据丢失、破坏行为,则必须在刑事诉讼中构建一种常设、刚性的程序性制裁机制。     

死刑执行救济程序研究

死刑执行救济程序是限制死刑适用的途径之一。我国的死刑执行救济需要在《刑法》中增设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有权请求赦免或减刑的条款,赋予救济的实体依据;《刑事诉讼法》中明确死刑执行救济的决定权主体和适用对象,明确特赦和减刑理由及其程序,明确死刑判决生效到执行之间适当的时间间隔。     

侦查权利救济措施探析

没有救济的权利,公民权只能是光鲜的一纸具文。在刑事诉讼法中既规定有侦查机关调查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的权力装置,也有防止国家刑事侦查权被滥用,防止公民权利被侵害的装置。在现实中,由于对前者的规定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没有建立起侦查权力违法的制裁机制,而后者的权利规定中,不少又只具有原则性、概括性或宣誓意义,当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受到损害时,往往是救济无门,造成了在侦查阶段权利和权力的失衡状态。要扭转这一状况,必须完善侦查权利救济权的立法机制,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救济权。要建构司法中心主义下的侦查权利救济制度和人身保护令制度,确立特殊救济措施——人身保护令制度。     

在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运用技术侦查的正当性研究

在职务犯罪日益智能化、科技化的新形势下,技术侦查是一种有效的侦查手段。但技术侦查是以牺牲公民权益为代价的手段,应寻找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点,对技术侦查运用的正当性进行诠释。该文着重从技术侦查措施设立的必要性和技术侦查在法律规范中的体现这两个方面,对技术侦查的正当性进行探讨。     

刍议技术侦查措施在我国职务犯罪初查中的运用

伴随着新时期职务犯罪高智商性、隐蔽性及反侦查能力强的特点,我国现有的初查手段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已远远不能适应办案实践的需要,成为制约初查功能发挥的瓶颈．因此,急需引入一些特殊形态下的技术侦查手段,以加大初查措施的力度,完善初查措施体系,更好地实现初查的目的．     

诱惑侦查的适用困境与规则重构

随着"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推进，侦查权滥用所致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现象被严格禁止。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方式，诱惑侦查在服务于打击犯罪的同时亦需关照人权保障之价值。鉴于当前诱惑侦查存在适用范围模糊、缺乏有效监督、证据制度疏漏等适用困境，呈现出明显的"重打击、轻保障"倾向，以专门的司法解释和相关的典型案例为指导，科学划定其适用界域、加强内外监督一体化、统一证据合法性标准，应不失为诱惑侦查法治化的一种有益进路。     

侦查程序律师辩护权保障刍议

充分保障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是完善诉讼结构的需要,也是更好的保障犯罪嫌疑人各项权利的需要。2012年刑事诉讼法在保障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是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为侦查模式控辩双方不平等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律师会见权尚未得到彻底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没有进步。由此,需要在思想观念上尊重辩护律师的主体地位、完善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充分保障辩护律师的会见权,以确保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的完整实现。     

困境与进路：司法审查原则与中国审前程序改革

现代司法审查原则以自然正义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为支撑，要求未经法院的司法审查，任何人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者科处其他刑罚；未经法院审查，不得对公民实施逮捕、羁押等强制措施以及其他强制性侦查措施。我国刑事诉讼机制中长期以来缺乏司法审查的理念，现行审前程序中的诸多制度设计存在着背离司法审查原则的现象，对此应当贯彻司法审查原则通过制度重构予以矫正。     

我国刑事侦查模式探析

刑事侦查行为的失范主要表现为滥用强制措施,专门调查行为的任意性,规避法律等。其根本原因在于侦查控制机制不够健全,表现为超职权主义的行政化活动。必须提高有关侦查制度的立法质量,确保律师介入侦查阶段,健全侦查机构,对强大的侦查权进行制约,对弱小的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予以扩张,加强侦查监督,确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明确违反法定程序的法律后果。     

刑事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探析

人权保障作为人类一项最基本的道义,是各国刑事诉讼发展的重中之重。维护和保障人权既有利于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又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民主精神。通过研究分析我国人权保障的现状,与我国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的司法实践和立法现状相结合,找出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即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不够明显,侦查机关的强制处分权缺乏有效的司法监控。而完善刑事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需要做到确立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同时也要建立侦查司法审查机制。最终使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从而更有利于人权保障的发展。     

比较法视野中的刑事搜查证明标准

刑事搜查是侦查机关获取犯罪证据的有效侦查手段,它也是可能侵犯公民人身权、隐私权以及财产权等基本权利的强制措施。因此,国外主要法治国家均对侦查机关的搜查行为规定了严格的证明标准或条件。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搜查法律规范非常粗放,侦查机关的搜查行为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侦查机关无须向第三者证明采取搜查措施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对公民的基本权利造成损害的搜查屡见不鲜。借鉴法治国家的成功制度和技术性规定以完善我国的搜查实为必要。     

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权利告知规则之完善

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权利告知规则是保护犯罪嫌疑人人权、知情权的必要规则,目的在于平衡侦查机关和犯罪嫌疑人的关系。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犯罪嫌疑人权利告知规则方面并没有明显进步,导致司法实践中向犯罪嫌疑人告知权利时存在告知的时间、内容、方式、后果等方面的差异。实有进一步从微观技术上规范之必要,以期实现对人权的保障,提升刑事司法之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