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能提升企业研发努力？——基于价值链和组织行为双重视角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价值链和组织行为双重视角拓展企业研发努力的内涵，结合中国产业实际，运用2005—2013年36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数据，比较分析环境规制对清洁生产型和污染密集型行业中企业研发努力的影响。结果表明：从价值链和组织行为双重视角看，环境规制对清洁生产型和污染密集型行业中企业研发努力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在价值链视角下，环境规制与清洁生产型行业研发投入、专利申请数量和新产品产值显著负相关；环境规制与污染密集型行业研发投入呈显著的倒U形关系，与专利申请数量呈显著的U形关系，与新产品产值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在组织行为视角下，环境规制与清洁生产型行业技术改造和独立研发显著负相关，与消化吸收再创新显著正相关，与合作研发之间的关系不显著；环境规制与污染密集型行业技术改造、合作研发和独立研发之间均呈显著的倒U形关系；与消化吸收再创新之间的关系不显著。     

环境规制、政治关联和企业研发投入——基于民营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基于民营上市企业数据,实证结果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第一,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企业研发投入;第二,政治关联企业研发投入水平更低,政治资源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第三,政治关联的负向调节作用弱化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基于实证结论,监管者应强化环境规制督察职责,避免民营企业通过寻租手段规避环境规制并提升企业创新行为的激励以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长期竞争力提升.     

环境规制扰动、政企关系与企业研发投入

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对环境规制扰动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效应以及政企关系在其中的调节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首先,环境规制扰动对于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面临更强环境规制扰动企业的研发投入更少;其次,政企关系对于环境规制扰动与研发投入之间关系具有调节效应,即政企关系越密切,环境规制扰动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效应越弱;最后,当既有环境规制水平较低时,环境规制扰动对于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效应更为明显。     

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的双重影响研究

环境规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生态技术创新，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难以为环境规制的制定提供有力依据。本文通过剖析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的双重影响机理，基于中国30个省份2005-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Sys-GMM估计法测度三种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均呈现先抑后扬的“U型”曲线关系；FDI、要素结构和研发投入显著促进企业生态创新，产业结构和教育投入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并没有表现出预期的正效应。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的间接作用受FDI、要素结构和研发投入影响，其中，环境规制通过FDI、研发投入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产生正向影响，通过要素结构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产生负向作用。     

环境规制、规制俘获与企业研发创新

本文以2010~2015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就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影响以及规制俘获行为对于环境规制与企业研发创新关系的调节效应进行考察。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创新活动具有显著地促进作用;规制俘获负向调节环境规制对于研发创新的促进效应;企业异质性方面,规制俘获对于重污染行业以及产品市场竞争优势较弱企业环境规制与研发创新关系的负向调节效应相对更大;地区异质性方面,规制俘获对于位于规制俘获活跃地区以及环境规制压力较小地区企业的环境规制与研发创新关系具有更大的负向调节效应。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环境规制的最优跨期决策研究

以供给侧改革为理论出发点,利用1995—2014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不同时期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时期I,环境规制挤占了生产的研发投资,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负向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在时期II,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呈"倒U型"关系,通过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间接影响为正,这与时期II创新能力和研发投入水平明显增强密切相关。据此提出,应注重环境规制实施的阶段化差异,加强环境规制,深化环境治理供给侧的改革,有效平衡环境规制和研发政策,并给地区和企业一定的积极适应期,通过增加创新投入、进行技术改革使得创新能力增强。     

高管海外经历多元化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国籍的维度

以2009-2019年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高管海外经历多元化程度是否会影响企业研发投入决策,并进一步分析企业不同研发强度和股权集中度对二者之间关系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在国籍维度上,高管团队海外经历多元化与企业研发投入呈倒"U"形关系,高管团队在一定范围的海外经历多元化有利于企业研发投入的提高;研发强度高的企业,高管团队海外经历多元化对研发投入的正向和负向影响都被强化;而随着股权集中度的提高,高管团队海外经历多元化对研发投入的正向和负向影响都被弱化.建议政府继续加强制定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完善体制机制,企业搭建合理而具有多元化海外经历的高管团队结构、形成持久竞争力.     

董事会、资源约束与创新环境影响下的创业企业研发强度——来自创业板企业的证据

基于中国创业板企业的数据,从企业内外部视角实证检验了董事会、资源约束和创新环境对创业企业研发强度的影响。研究表明:董事会规模、董事会持股与创业企业研发强度显著正相关;企业规模、研发人员比例与研发强度显著正相关;好的创新环境有助于促进创业企业研发投入,但区域知识产权保护会在一定程度抑制创业企业的研发投入。     

政府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与绩效的影响——基于生物医药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以中国生物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2012—2015年数据实证分析政府补助的规模与连续性对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的影响,以研究政府研发补助政策的有效性。研究发现,企业研发投入与绩效显著正相关,政府补助可以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而政府补助的规模对于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存在负向调节作用,政府补贴的连续性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调整企业研发补助形式等建议。     

专利质量导向下企业专利数量增长能力重塑

转型经济情境下,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演进过程中存在“数量-质量”核心矛盾。秉承“专用、通用和权变”能力特征视角,基于305家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先采用DEA方法将公司专利数量增长能力解构为三种子能力,再比较这三种子能力对企业专利质量的效用,以及环境不可预测性在此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识别了专利质量导向下企业专利数量增长能力的优先级自低至高次序：研发规模控制能力→技术领域内效率提升能力→技术领域选择能力。环境不可预测性越强,该次序越有向以下路径重塑的倾向：研发规模控制能力→技术领域选择能力→技术领域内效率提升能力。该发现基于能力特征视角突破了技术创新领域的“数量与质量替代”逻辑,调和了理论分歧;并对本土企业如何通过技术创新能力重塑实现从增加努力程度向改变努力模式的转型,以实现专利数量和专利质量的均衡提出建议。     

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因素——基于我国制造企业调查数据的研究

利用我国制造企业2005年的调查数据,研究相关因素对企业研发支出及研发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所在省份人均CDP)及是否有外商投资企业与研发支出的绝对值和强度之间均呈显著的正向关系;企业规模与研发强度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但与研发支出之间只呈不显著的正向关系;出口导向与研发支出间呈不显著的正向关系,与研发强度之间则呈显著负向关系;亏损企业的研发支出显著低于盈利企业,但其研发强度却高于盈利企业;没有发现财务杠杆与研发活动之间存在显著关系.     

企业专利申请类型的影响因素探析——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考察了企业专利申请类型的选择,在此基础上构建bi-probit模型,深入分析规模、产业竞争及研发投入对企业专利申请类型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规模和产业集中度促进了企业的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且对发明专利的影响更大;研发强度促进发明专利的申请,但与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负相关。在此基础上提出企业专利战略选择和我国专利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     

绿色研发投入与“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的攀升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构建绿色研发投入影响“中国制造”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从产业高度、出口部门碳生产率与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三个维度综合测度“中国制造”升级水平,并利用我国30个省级层面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绿色研发投入对“中国制造”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2002-2015年间“中国制造”升级水平呈现先下降后缓慢上升的“V”型曲线特征,并依照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依次递减。②平均看,绿色研发投入与“中国制造”升级水平之间符合“U”型关系,即绿色研发投入强度由弱变强,将对“中国制造”升级水平产生先削弱后提升的影响。绿色研发投入对“中国制造”升级的影响在不同经济地带、不同人力资本水平地区、不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地区存在一定的差异。③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和资本密集度对“中国制造”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市场化程度对“中国制造”升级的作用并不明显。     

供应商集中度、财务柔性与企业研发投入

基于供应链的视角，本文对供应商集中度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供应商集中度越高，企业研发投入越少，并且企业降低研发投入是出于承诺性动机而非预防性动机；供应商集中度对研发投入的负向影响通过融资约束路径而非风险承担路径发挥作用，进一步证明了企业的承诺性动机；企业的财务柔性会对供应商集中度与研发投入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产生正向调节作用，企业可以保持适当的财务柔性改善供应商集中对企业研发投入的负向影响。     

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投入与绩效关系

在环保产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视角,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投入与绩效指标及调节作用进行相关分析。研究发现:企业研发人员与资金的投入会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企业规模和高管持股均对研发资金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对RD人员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并据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研发强度、专利行为与企业绩效

在外部政策和内部资源双重约束下,中国企业专利行为是否存在背离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的“异化”现象？专利创造、运用和保护能力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企业竞争力的提升？这是近十年来学界、政府和企业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选取深圳市219家知识产权优势/示范企业作为全样本,对企业研发强度与专利申请动机、专利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样本企业的研发强度显著正向影响与技术创新强相关的专利申请动机,但与技术创新弱相关的专利申请动机无显著相关关系;总体而言,专利能力与企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但专利创造能力、运用能力和保护能力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存在显著差异。上述研究结果对现行专利政策的调整和完善具有启发意义。     

董事会监督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基于监督复杂性的调节作用

基于2011—2016年838家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探讨了董事会监督对企业研发投入的非线性影响以及监督复杂性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监督与企业研发投入存在非线性的倒U形关系;环境复杂性增强了董事会监督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倒U形关系，而组织复杂性（企业规模、企业产品多元化）削弱了董事会监督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倒U形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董事会监督与企业研发投入仍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但在国有企业中，董事会监督对企业研发投入仅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研究结论加深了对董事会监督所带来的成本与收益的理解，丰富了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成果，对整合以往不一致的研究结论亦具有贡献。     

上市企业研发投入的现状和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跨行业数据的分析

本论文利用在沪、深两市全部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从企业微观层面分析了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整体情况和分行业的研发投入特征。同时从分行业的角度分析企业规模、企业产权属性和行业集中度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通过研发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整体研发投入强度要高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但是还远远低于全球研发活跃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企业规模和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之间呈现正U型关系,中型规模企业的研发投入弹性要低于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从企业的产权属性来看,民营企业的产权属性对提升企业的研发投入弹性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从企业所在行业的市场结构来说,行业市场集中度对行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科技型企业金融生态环境、财务柔性与研发投入——对我国30个省区840家科技型企业的实证分析

结合财务柔性这一特殊视角,以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840家科技型企业为样本,运用跨层次分析方法,研究了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和财务柔性对研发投入的直接及间接作用效果.实证结果显示： 企业层面财务柔性和区域层面金融生态环境对科技型企业研发投入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而金融生态环境在财务柔性与研发投入之间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这说明金融生态环境和财务柔性对企业研发投入均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但金融生态环境作为调节变量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出财务柔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作用.最后,针对实证研究结果从企业和区域两个层面提出了相应的启示.     

制度悖论、产业链信息化密度与企业研发联盟倾向

利用世界银行针对中国企业的最新微观企业数据库,对制度环境、产业链信息化密度影响企业研发联盟决策的内在机理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基于企业间声誉视角考察了产业链信息化密度在其中的中介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当下企业研发联盟决策行为中存在“制度悖论”现象,即制度环境对研发联盟倾向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整体及分环节产业链信息化密度均能够对企业研发联盟倾向起到积极影响,且从边际效应来看,上游环节信息化密度的边际影响效应相对较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链信息化密度有助于企业间声誉机制的发挥,进而能够在企业研发联盟决策中的“制度悖论”现象中起到显著的负向中介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