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关联研究 ——基于“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为检视不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有效性,本文采用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分析了四类环境规制工具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对“波特假说”的中国实践进行了再检验。研究发现,与环境行政处罚、地区环境政策法规相比,排污费征缴、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更有助于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反映出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选取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性。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排污费征缴和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均可通过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来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但是四类环境规制工具的效果随着各自强度提升呈现出差异化特点,排污费征缴、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由负变正、由不显著变显著,环境行政处罚随着强度提高却更加阻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而无论地区环境政策法规的强度如何,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不显著。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关联——基于“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为检视不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有效性,采用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分析4类环境规制工具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对"波特假说"的中国实践进行再检验,研究发现与环境行政处罚、地区环境政策法规相比,排污费征缴、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更有助于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反映出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选取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性。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发现,排污费征缴和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均可通过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来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但是4类环境规制工具的效果随着各自实施强度提升呈现出差异化特点,排污费征缴、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由负变正、由不显著变显著,环境行政处罚随着强度提高却更加阻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而无论地区环境政策法规的强度如何,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不显著。     

环境规制、清洁技术创新与中国工业绿色转型

随着工业化进程中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环境规制与清洁技术创新推动工业绿色转型成为重要发展方向。为此,本文基于行业视角,理论分析环境规制、清洁技术创新与工业绿色转型之间的关系,并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和交互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只有在环境规制低于一定门槛值时,才能促进工业绿色转型;（2）环境规制能够正向影响清洁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效果;（3）与污染型行业相比,环境规制与清洁技术创新的交互效应在清洁型行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果可为中国工业绿色转型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环境规制、FDI与技术创新关系再审视——江苏制造业样本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江苏制造业2004—2013年28个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考察环境规制、FDI对企业技术创新在不同行业的差异性以及各分位点处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从江苏省制造业全部样本来看,FDI技术溢出效应随着企业技术创新条件分布由低分位点向高分位点处移动呈现倒"U"型特征,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具有"U"型杠杆效应;对污染密集型行业而言,环境规制技术溢出更多的凸显在补偿效应,而对于清洁生产型行业来说,由环境规制带来的抵消效应更为显著,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在污染密集型和清洁生产型行业中均有出现,FDI的吸收能力尚待提升。     

中国环境规制有效性检验——基于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

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峻形势下,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改善环境绩效迫在眉睫。考察环境规制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环境绩效的效应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将单位GDP的用电量、废水排放量和废气排放量作为环境绩效指标。采用半参数估计、面板模型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了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结果表明,我国环境规制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有效提高了环境绩效,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环境绩效提高的主要原因。     

环境规制与行业异质性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我国沿海与内陆地区的比较

基于行业异质性视角,以2010年—2015年我国省级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为样本,将环境规制划分为正式型与非正式型两类,对比分析了沿海与内陆地区环境规制、行业异质性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1)从制造业全行业来看,正式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在沿海与内陆地区均显著为正;非正式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在沿海地区显著为正,在内陆地区作用不显著;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在沿海地区显著为负,在内陆地区显著为正。(2)环境规制对高污染行业的技术创新作用在沿海地区显著为正,在内陆地区显著为负。(3)环境规制对高搬迁成本行业的技术创新作用在沿海地区显著为正,在内陆地区显著为负。     

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的门槛效应分析

基于2015—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本文运用熵值法对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进而分析了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下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另外，进一步设定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发现，当以命令控制型和费用型环境规制作为门槛，随着其加强，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程度提升。当以投资型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并跨过门槛时，数字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降低。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与环境规制的类型密切相关，意味着数字经济发展的支持政策需要与严格且恰当设计的环境规制相结合才能有效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     

环境规制、绿色金融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

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环境规制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绿色金融在其中的调节作用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在强融资约束企业中表现相对较弱;绿色金融发展对环境规制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具有显著地正向调节作用,且这种正向调节作用在强融资约束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与低环境规制强度地区相比,强环境规制地区的绿色金融发展对于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相对更大。     

环境规制工具、区域差异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系统GMM和动态门槛的中国省级数据分析

本文利用2007-2016中国工业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系统GMM和动态门槛模型,验证了直接管制型、经济激励型、公众参与型等环境规制工具对不同地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和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针对不同地区,各种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对东部地区而言,经济激励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一阶滞后效应和双门槛效应,直接管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对中部地区而言,直接管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一阶滞后效应和单门槛效应,经济激励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对西部地区而言,直接管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一阶滞后效应和双门槛效应,经济激励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也不显著。同时,公众参与对各地区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均不显著。     

科技人力资源是否有效促进了中国工业的绿色转型？基于环境规制的视角

当前,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迅速凸显,通过科技人力资源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本文基于Super-SBM系统分析中国工业行业绿色转型异质性结构,通过环境规制视角构建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探析了科技人力资源对于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工业绿色转型还有较大发展空间,粗放与集约发展并存,且存在显著异质性,其转型过程呈现明显波动特征。有趣的是,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对于工业绿色转型的作用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异质门槛效应：较低程度的环境规制水平并不利于科技人力资源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而随着产业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并超过“临界值”,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种不利影响,进而推动了科技人力资源正向促进效应。     

FDI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

采用我国2000—2014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从FDI及其与环境规制相结合的角度实证分析FDI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FDI对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当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规制强度跨越相应门槛时,其能有效促进技术创新;环境规制会抑制FDI技术溢出效应,对技术创新产生间接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异。政府应结合不同地区的现状,有针对性地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合理制定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以此显著提升地区技术创新能力。     

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基于行业异质性视角,以中国制造业20个细分产业2008—2013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与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拐点为0.4962;但具有产业异质性;(2)人力资本对制造业技术创新有正向影响,但受环境规制约束时降低了促进作用;(3)无论环境规制约束与否,外资参与程度对制造业不同产业的技术创新影响不同;(4)竞争程度对产业的技术创新水平有抑制作用。与此同时,制造业滞后一期的技术创新会受到上一期技术创新的影响。因而,政府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要体现产业差异。     

环境规制、产业集聚与贸易绿色技术溢出门槛效应研究

利用我国30个省份2008~2017年的数据,构建Super-SBM模型测度各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而利用门槛面板模型,以环境规制和产业集聚为门槛变量,实证研究贸易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溢出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1)从效率值来看,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增长迅速,但区域发展“不平衡性”严重,东部地区的效率值遥遥领先于中西部地区；(2)从门槛结果来看,贸易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溢出显著存在环境规制、产业集聚的“双门槛”效应；(3)从作用机制来看,环境规制下的贸易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U”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溢出的“挤出效应”逐步转为“激励效应”,影响由负变正且作用逐渐增大；产业集聚下的贸易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N”型关系,仅当产业集聚水平跨过第二门槛时,影响显著为正；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表现为显著的直接推动作用和间接门槛作用,产业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仅表现为间接门槛作用。     

外部知识源化对制造业高质量结构转型的门槛机理研究：环境规制视角

创新驱动发展新优势实践下,针对制造业高质量结构转型路径以及动力来源多样化特征,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系统探究中国各行业制造业高质量结构转型异质性结构,并从环境规制视角构建外部知识源化对制造业高质量结构转型影响机理的面板门槛模型,探讨在不同行业环境规制异质效应下外部知识源化驱动高质量结构转型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当前制造业高质量结构转型整体水平较低,行业异质性显著。外部知识源化对于制造业高质量结构转型的作用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异质门槛效应：较低的环境规制水平显著推动了外部知识源化对高质量结构转型的作用,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并突破“临界值”,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外部知识源化的高质量结构转型效应,即外部知识源化与高质量结构转型呈先促进后抑制的非线性关系。     

政府补助、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

摘要 采用2013-2017年中国重污染企业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从非线性的视角采用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技术,并分别以政府补助和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探讨了政府补助、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影响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1）对于我国重污染企业而言,政府补助对技术创新投入存在显著的U型门槛效应;（2）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投入有着正向的非线性效应,且这种正向影响呈现出边际效率递减的特征。（3）在政府补助强度差异的情况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呈现正向的非线性关系,且在超过第二个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最强。     

科技人力资源对工业绿色转型的门槛效应——基于环境规制的视角

系统分析中国36个工业行业绿色转型差异性结构,通过环境规制视角构建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探析科技人力资源对于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工业绿色转型水平较低,粗放与集约发展并存,且行业间存在显著差异性,转型过程呈现明显波动特征;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对于工业绿色转型的作用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门槛效应,较低程度的环境规制水平并不利于科技人力资源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产业环境规制强度增加并超过临界点后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这种不利影响,进而推动科技人力资源发挥正向促进效应。以期明晰中国工业绿色转型过程中不同行业环境规制程度的差异性与适应性,为探析科技人力资源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制提供实践性政策参考。     

绿色信贷政策与出口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信贷政策可以引导银行信贷资金从高污染行业转向绿色低碳行业，从而推进绿色产业创新和经济绿色发展。基于2002—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分析，探究绿色信贷政策对污染和非污染行业出口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实施后，污染行业出口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显著降低。异质性拓展分析的结果表明，低研发密集度、国有、固定资产占比低、外部融资依赖程度高以及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低和环境规制水平低的污染行业出口企业在政策实施后均受到显著的负面影响，而高研发密集度、非国有、固定资产占比高、外部融资依赖程度低以及地区金融发展水平高和环境规制水平高的污染行业出口企业受到的影响均不显著。此外，影响机制的检验结果显示，融资成本在绿色信贷政策与出口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在“双碳”目标、高质量发展以及“一带一路”的背景下，研究结论对于政府如何更好地推动出口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长短期影响的异质性效应——基于价值链视角的两阶段分析

基于价值链视角,将中国工业行业的技术创新过程分解为技术开发和技术转化两个阶段,在构建环境规制对两阶段技术创新能力影响的理论框架基础上,利用2004-2011年中国工业37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通过面板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实证考察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能力影响的异质性效应。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长短期促进效应,但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2)环境规制对技术转化能力的长期促进效应大于技术开发能力,但不同行业的阶段异质性效应明显;(3)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能力的长期均衡具有显著的短期修正效应,技术创新能力向均衡状态的调整速度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4)部分行业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能力的促进效应出现了长短期不一致的情况。最后,基于价值链视角提出了促进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能力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双赢的帕累托最优区域研究——基于中国35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利用2006～2015年中国35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运用线性和非线性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呈倒N型曲线关系和双门槛效应。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先抑制、后促进、再抑制,当环境规制处于两个门槛内的帕累托最优区域时促进技术创新,实现创新与绿色的双赢。规模效应与人才集聚也推动技术创新。基于此,政府应差异化地制定环境政策,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加快人才资源积累,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技术创新,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推拉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在城镇化进程中,能源消费以及碳排放问题越来越突出。协调好城镇化与能源消费的关系,在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同时控制能源消费合理增长,对于中国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2005—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SYS-GMM）和门槛效应模型,分别从需求侧和供给侧检验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推拉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不同阶段城镇化影响能源消费的变化规律及传导机制。结果发现：①城镇化对能源消费具有推拉效应,且随着城镇化由低级阶段发展到更高阶段,整体推拉效应逐渐减弱;②城镇化影响能源消费的主要传导机制为：在需求侧,劳动力参与率提高能够拉动能源消费,而人力资本集聚度和总抚养比的上升抑制能源消费;在供给侧,产业结构调整推动能源消费,技术创新水平和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抑制能源消费;③城镇化对能源消费存在门槛效应,且在不同的门槛区间内,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传导机制存在异质性;④根据中国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实证比较发现,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推拉效应在城镇化中低阶段存在差异,而在城镇化高级阶段趋同。中国能源消费压力主要来自于产业结构不合理、对外贸易水平提高和环境规制政策不完善。未来政策的重点是：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推进外贸优质发展;加强能源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完善政府环境规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