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规制俘获与企业研发创新

本文以2010~2015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就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影响以及规制俘获行为对于环境规制与企业研发创新关系的调节效应进行考察。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创新活动具有显著地促进作用;规制俘获负向调节环境规制对于研发创新的促进效应;企业异质性方面,规制俘获对于重污染行业以及产品市场竞争优势较弱企业环境规制与研发创新关系的负向调节效应相对更大;地区异质性方面,规制俘获对于位于规制俘获活跃地区以及环境规制压力较小地区企业的环境规制与研发创新关系具有更大的负向调节效应。     

环境规制下的政府投入对工业行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分析

在考虑到非期望产出的情况下,运用SBM模型测算了2009~2013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创新效率,并利用Tobit模型分析环境规制下政府投入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目前中国工业行业的创新效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污染行业的创新效率远低于清洁行业。政府投入对环境规制下的创新效率存在一定的促进作用,增加研发前的政府投入能够显著地促进环境规制下的创新效率,研发后政府投入的作用较小;污染行业政府投入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由此可见,在环境规制强度日益趋严的背景下,采取政府主导的技术创新是可行之路。     

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研发创新关系——基于政府监管与媒体关注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波特假说",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作为一种环境规制的创新,是否同样能够促进企业研发创新?选取2013—2017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基于倾向匹配得分法基础上的双重差分法(PSM-DID)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了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以及政府监管和媒体关注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有利于企业研发创新,而政府监管和媒体关注都具有负向调节作用,抑制了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创新的促进作用。基于此,发挥政府监管和媒体关注的影响力需要适宜适度,才能有效推动企业研发创新。     

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基于政府监管与媒体关注视角

基于“波特假说”，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作为一种环境规制的创新，是否同样能够促进企业研发创新？选取2013－2017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基于倾向匹配得分法基础上的双重差分法（PSM-DID）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了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以及政府监管和媒体关注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有利于企业研发创新，而政府监管和媒体关注都具有负向调节作用，抑制了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创新的促进作用。基于此，发挥政府监管和媒体关注的影响力，需要适宜适度，才能有效推动企业研发创新。     

中国工业环境规制成本对科技创新的敏感性研究

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中国工业行业环境规制成本,发现工业环境规制成本存在显著的行业异质性,但其污染偏好性不显著。工业科技创新指标对其环境规制成本的面板回归结果表明,工业环境规制成本对科技创新的敏感性较强,但是对不同科技创新指标的敏感程度存在差异:企业科技活动增加、科技从业人员比重提高、企业专利数量增加都对降低环境规制成本起到积极作用;而新产品收入比重和研发经费投入比重对降低环境规制成本的作用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     

环境规制、企业金融化与研发创新——基于数字金融的调节作用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驱使下,我国环境规制政策日趋收紧,对企业的经营活动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基于我国2012—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及其传导路径。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会促进企业的研发创新。（2）环境规制通过减弱企业的逐利动机,降低企业的金融化程度,促进了企业的研发创新。（3）数字金融为企业研发创新提供了稳定的外部资金支持,正向调节了环境规制促进企业研发创新的作用效果,并协同环境规制不仅缓解企业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还降低企业的逐利动机,因而能更有效推动企业创新。因此,要促进企业研发创新,应坚持环境规制的有效实施,同时发挥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功能,以优化企业内外部资金的合理配置,推动我国企业的转型升级。     

环境规制对高耗能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价值链视角的两阶段分析

本文基于2006-2016年间高耗能产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及门限效应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在技术开发阶段、成果转化阶段对产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两阶段创新绩效之间均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目前高耗能产业正处于“U”型的左侧的下降阶段,严厉的环境规制对创新绩效具有倒逼作用,该现象在技术开发阶段体现的更为明显；环境规制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单一门限值,不同区间的环境规制强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程度及方向都有所不同。在技术开发阶段,环境规制对创新绩效具有负向影响,但环境规制强度高于门限值时,对创新绩效的负向影响逐渐减弱；在成果转化阶段,环境规制强度低于门限值时阻碍创新绩效的提高,而当环境规制强度高于门限值时则有利于产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最后,根据环境规制对两阶段创新绩效的作用效果,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     

提升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补贴绩效的内外规制研究

本文选取2011-2015年我国新能源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分别研究不同规制约束下,政府环境研发补贴对环境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政府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环境绩效具有积极的促进效应,企业环境研发投入在政府环境研发补贴与企业环境绩效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具体而言,政府环境研发补贴在较高的内部规制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环境研发投入与企业环境绩效,企业环境研发投入在较高的外部规制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环境绩效;当企业面临高外部规制和高内部规制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环境绩效的促进作用最强;当企业面临内外部规制一强一弱的制约时,相比于低外部规制和高内部规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在高外部规制和低内部规制下更能促进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本文研究结论对提升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绩效和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环境规制能提升企业研发努力？——基于价值链和组织行为双重视角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价值链和组织行为双重视角拓展企业研发努力的内涵，结合中国产业实际，运用2005—2013年36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数据，比较分析环境规制对清洁生产型和污染密集型行业中企业研发努力的影响。结果表明：从价值链和组织行为双重视角看，环境规制对清洁生产型和污染密集型行业中企业研发努力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在价值链视角下，环境规制与清洁生产型行业研发投入、专利申请数量和新产品产值显著负相关；环境规制与污染密集型行业研发投入呈显著的倒U形关系，与专利申请数量呈显著的U形关系，与新产品产值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在组织行为视角下，环境规制与清洁生产型行业技术改造和独立研发显著负相关，与消化吸收再创新显著正相关，与合作研发之间的关系不显著；环境规制与污染密集型行业技术改造、合作研发和独立研发之间均呈显著的倒U形关系；与消化吸收再创新之间的关系不显著。     

企业所有权、内外部知识网络选择和创新绩效——基于中国ICT产业的实证研究

基于知识来源的视角,以中国ICT产业为例,检验了企业所有权对内外部知识网络选择和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内外部知识网络对企业所有权与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内外部知识网络选择上存在差异,内资企业总部和独立企业比外资企业的子公司更善于开展本土创新合作,内资企业总部比外资企业的子公司具有更高的内部研发投入;而外资企业的子公司比独立企业更善于开展国际创新合作和技术采购;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利用公司内部网络上没有显著差异。内资企业的创新绩效优于外资企业的子公司,而且不同所有权类型的企业选择不同的内外部知识网络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     

环境规制、清洁技术创新与中国工业绿色转型

随着工业化进程中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环境规制与清洁技术创新推动工业绿色转型成为重要发展方向。为此,本文基于行业视角,理论分析环境规制、清洁技术创新与工业绿色转型之间的关系,并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和交互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只有在环境规制低于一定门槛值时,才能促进工业绿色转型;（2）环境规制能够正向影响清洁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效果;（3）与污染型行业相比,环境规制与清洁技术创新的交互效应在清洁型行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果可为中国工业绿色转型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基于企业衍生的FDI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研究

FDI嵌入型产业集群中,由外资企业的技术或管理类员工离职创业而衍生内资企业的现象越来越普遍,通过企业衍生途径获取FDI知识将成为内资企业知识创新的重要环节。本文系统研究了企业衍生促进FDI知识转移的机理及企业衍生途径下FDI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Tobit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企业衍生对FDI知识转移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且更有利于隐性知识的转移;进一步对衍生企业和员工流动企业样本组进行对比研究,发现衍生企业样本组的知识创新绩效显著好于员工流动样本组,进一步证明了企业衍生对于FDI知识转移的促进作用。     

我国金融发展与外资企业自主创新——基于偏最小二乘法的实证研究

从我国金融发展中的银行业发展、股票市场发展和保险业发展三个方面,依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运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考察了1993～2010年间我国金融发展与外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相关性。实证结果表明:我国金融发展对外资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有显著影响,但以银行存贷款余额、股票总市值和保费收入所代表的银行体系、股票市场和保险市场对外资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存在显著差异。     

环境规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

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利用省级层面的环境规制数据和微观层面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会逐渐提高,但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到一定程度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会下降。研究进一步发现,适宜的环境规制强度能激发企业的"创新补偿效应",从而不断弥补创新的"遵循成本",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使用了不同的环境规制强度指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并用环保人数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工具变量来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实施严格且适宜的环境规制可以实现环境保护和生产率提高的"双赢"结果。     

基于三阶段DEA的工业企业科技创新效率研究

通过三阶段DEA分析,能够克服传统DEA分析忽视环境变量影响的局限性。剔除环境变量的影响,能够发现区域间工业企业科技创新效率的差距在扩大而非缩小;我国区域科技创新效率领先的地区主要是经济发达的省市,山西等中部省份并未达到工业企业科技创新的前沿,仍然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的阶段;中西部地区既要争取更多地科技创新资源投入,更要着力提高自身的科技;创新效率。     

企业规模、所有制与技术创新——来自江苏省工业企业的调查与实证

以江苏省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规范研究和方差分析,对企业规模、所有制对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大于大规模企业的水平,私营和三资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均大于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的创新水平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大型和中小规模国企、大型私企和中小私企在技术创新方面没有显著性差异,大型三资企业的技术创新要远远大于中小三资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     

产业创新与环境规制能共赢吗？——来自江苏省制造业2004—2014 年19 个行业的经验证据

：环境规制与产业创新问题关系到地区乃至国家产业链升级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首先运用成本和收益分析, 解析企业创新与环境规制内在机理;基于江苏省制造业2004—2014 年19 个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Eviews 实证分 析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呈U 型,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企业技 术创新水平先下降再上升;另外,企业规模和企业净利润与企业创新水平正相关,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力资本投入与 企业创新水平关系不显著。因此,制定合理适度的环境规制,从长期来看有利于企业创新,同时应辅以合理的企业 规模及与本产业相匹配的外商直接投资和人才引进政策。     

环境规制与行业异质性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我国沿海与内陆地区的比较

基于行业异质性视角,以2010年—2015年我国省级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为样本,将环境规制划分为正式型与非正式型两类,对比分析了沿海与内陆地区环境规制、行业异质性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1)从制造业全行业来看,正式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在沿海与内陆地区均显著为正;非正式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在沿海地区显著为正,在内陆地区作用不显著;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在沿海地区显著为负,在内陆地区显著为正。(2)环境规制对高污染行业的技术创新作用在沿海地区显著为正,在内陆地区显著为负。(3)环境规制对高搬迁成本行业的技术创新作用在沿海地区显著为正,在内陆地区显著为负。     

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的双重影响研究

环境规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生态技术创新，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难以为环境规制的制定提供有力依据。本文通过剖析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的双重影响机理，基于中国30个省份2005-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Sys-GMM估计法测度三种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均呈现先抑后扬的“U型”曲线关系；FDI、要素结构和研发投入显著促进企业生态创新，产业结构和教育投入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并没有表现出预期的正效应。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的间接作用受FDI、要素结构和研发投入影响，其中，环境规制通过FDI、研发投入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产生正向影响，通过要素结构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产生负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