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浪漫派小说的叙事策略

指出徐皐在小说创作中以异域背景、非现实情景等方式对现实加以疏离,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是后期浪漫派作家共同有意识的行为;而徐皐小说的复调性是源于其作品中的对话。认为“疏离和对话”策略使作者实现了对理想和人性的不懈追求。     

“不太平”的“太平花”——张恨水小说《太平花》的版本与文本

《太平花》是张恨水第一部加入抗战内容的长篇国难小说,从1931年初刊,1933年初版,至1946年定本,其版本和文本,一直处于增删重版的异动状态。本文以《太平花》为个案,通过考证史料、爬梳版本与缕析文本,探讨张恨水小说异动问题,揭示作品背后的异动逻辑,并试图说明：《太平花》的“不太平”打破了小说文本相对封闭的固化状态,与个人、社会和时代（历史现场）的“不太平”保持着互动和对话。     

“池州学院通俗文学与张恨水研究中心”简介

成立于2013年2月,是由池州学院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科研以及通俗文学研究相关人员组成的学术团体,中心以张恨水史料的搜集、整理为基础,通过对张恨水小说创作实践、现象的研究,探讨通俗小说创作理论以及小说创作与市场关系等规律,进而延展至中国现当代其他通俗文学作家的研究。     

故事与人生:张恨水与张爱玲小说内涵之比较

张恨水与张爱玲小说内涵的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着力表现世俗人生;不同之处在于,张恨水小说侧重于讲述故事,而张爱玲的小说侧重于表达对人生的思考。     

张恨水小说的语言特色

张恨水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通俗文学大师、章回小说集大成者。他的小说语言独具特色:客观叙事语言平易朴实、明白如话,简而不陋、似清实腴,对话则符合人物不同身份和性格,对不良人性或社会现象则以讽刺性语言描画,笔意从容,画面感强。在立足于传统小说语言的基础上,张恨水的小说语言具体而丰富地呈现出中国特色。     

张恨水小说的语言特色

张恨水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通俗文学大师、章回小说集大成者。他的小说语言独具特色：客观叙事语言平易朴实、明白如话,简而不陋、似清实腴,对话则符合人物不同身份和性格,对不良人性或社会现象则以讽刺性语言描画,笔意从容,画面感强。在立足于传统小说语言的基础上,张恨水的小说语言具体而丰富地呈现出中国特色。     

博士生与导师关系疏离的生成与归因

基于对32名博士生的访谈,探究导生关系疏离的表征、成因与形成机理。研究发现,“平淡相安型”与“冲突对抗型”是导生关系疏离的两种主要表现类型。导师与博士生之间的权力地位差异是关系疏离的重要诱因,导生互动能力不足、互动行为偏差及学科文化与外部环境的制约助推了交往行为异化,进而引发失望情绪与信任危机。当这种消极心理积累到一定阈值,疏离问题最终爆发。为防范与降低导生关系疏离带来的风险,要积极创设导生对话渠道和空间,促进导师队伍专业化发展,完善权利保障与救济机制。     

报人身份的文学表达——张恨水创作特色的传播学解读

张恨水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著名的通俗文学大家,更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全能报人。报人角色贯穿了他全部创作的始终,对他的创作产生了非常直接的影响。从传播学的视角出发解读张恨水,可以得出一些新的结论:新闻事实作为题材直接进入小说的创作,使得张恨水的小说具有"信史"的价值;报人的职业特点,对他的创作转型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张恨水一直坚持的小说创作的趣味性,实际上与民营报纸的市场运作有直接的关系。     

审美 叙事 感事：论张恨水小说中对联的功能

张恨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章回小说大家＂,其文学史意义不仅在于将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发扬光大,而且在于继承＂以诗入小说＂的传统,成功地使用对联这一艺术样式,将其引入小说创作,使对联成为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在小说中发挥了审美功能和叙事、感事功能。对联与张恨水小说的水乳交融,共同构成了张恨水小说的美学特色。张恨水小说中对联的叙事、感事功能是对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通变与创新。     

张恨水小说创作与民族文化认同

张恨水小说创作是张恨水对现代中国民族文化认同的一种文学表达,是对民族文化现代化的一种文学实践,它展示了现代中国民族文化身份的一种自我认同。因此,无论是作为现代中国民族文化叙事,还是作为对民族文化认同的文学实践,张恨水小说创作与民族文化认同有着深刻的关联。     

通俗文学和新文学的对话与交融——论《万象》的文学史意义

《万象》"新旧兼容"的办刊策略、"趣味"与"意义"兼顾的文学姿态,为其赢得了众多作者和读者,更重要的是它为新文学与通俗文学提供了聚合、对话的平台。这个平台的建立主要得力于前后两任编辑陈蝶衣与柯灵。编辑方针的"变"与"不变"反映出《万象》在文学理想和商业利益上的折衷与调和。     

巴赫金与圣经对话

“一与多”的关系是理解巴赫金与圣经对话的关键。巴赫金对话哲学强调存在意义上的多元性,然而他对“多”的强调导致将其哲学观点移植到文艺学观点时发生错位,具体体现在其复调理论中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上以及其狂欢理论缺乏史料支持的尴尬。圣经的宏观思想与微观文本皆具有鲜明对话性。然而其先天的信仰胎记导致它强调“一”而忽视“多”,具体表现为上帝在基督教传统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上帝形象在圣经文本中的绝对主人公地位。巴赫金对话理论与圣经中的对话思想并非乌托邦式幻想,而是出于对普世的深沉关注而生发的可贵理想。     

青海新文学写作的历史流变与文化阐释

青海新文学是伴随着青海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发生发展的。在迄今近80年的历史中,经历了从边缘化的地区性写作逐步汇入中国新文学主潮并努力营造自身品格的流变过程。映衬着独特人文历史与自然景观的青海新文学,以对“自然与人”主题的关注和对精神家园的执着守望构成了其鲜明的文化品格。     

“转向”的艰难——1923—1927年创造社成员关于革命文学的对话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中,创造社由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向是非常简明、突兀的。实际上,创造社并非是高度统一的,在创造社内部始终存在着差异性,而正是这种差异性的存在,使得创造社成员的＂转向＂显得相当艰难。在革命文学的提倡过程中,创造社内部始终充满着对话。这些关于革命文学的对话,＂转向＂过程中的游移与艰难,在《创造周报》、《洪水》、《创造月刊》等创造社前期与中期刊物中有着鲜明的表现。正视创造社内部的这种差异性与＂转向＂过程的复杂性,我们才能了解革命文学提倡过程中的真实面貌。     

新文学与民族死亡文化的重构

由于历史形势和教育传统的原因,中华民族的死亡意识以及死亡文化的改造,在很大程度上由新文学来完成;新文学对民族死亡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阶段,即五四时期、三十年代以及新时期;新文学这种特殊的社会功能反过来对自身的品格和表现艺术产生了种种影响.     

人与自然的道德对话——刘先平“大自然文学”生态意涵初探

大自然文学是当代生态文学书写的一种独特形态.刘先平的"大自然文学"以原生态自然作为表现对象,通过人对自然的体验和融合来展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他的大自然文学书写展现了人与自然的道德,对话,张扬了鲜明的生态意识和生态伦理取向,具有独特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这对于建构生态文明,提升民族的生态意识也具有积极作用.     

“现代文学”的确立与50—60年代的大学教育体制

新学成为高等院校一个独立的学科方向,始于50年代初期．作为教材的学史写作也成为课程建制的核心部分。50年代后期,“现代学”取代了“新学”命名。本以新学史写作从“新学”到“现代学”概念的变迁为线索,考察“现代学”作为一套知识体系在50—60年代被生产出来的方式,及其与教育制度之间的关联,尝试对“现代学”的学科命名做一种知识考古学式的探察。     

"视界融合"中的生命之流--中国20世纪新文学现代品格的动态考察

本文将中国新文学看成是新文化的生命之流,并运用“视界融合”的阐释学观点,从本体特征、阐释形态与当下语境对新文学的生命系统进行了动态考察。论文认为,由于生命观具有本源性、容涵性、开放性和超越性的特点,因而便于克服中国新文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形成多元共生、交融开放的视野。文章对新世纪到来前后几年间新文学研究的多种观点和建构进行了辨析,并提出了自己对新文学作为生命系统的建构和看法。     

私人性和公共性：哈贝马斯文学公共领域思想解读

文学公共领域特指＂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资产阶级是这个领域的活动主体。哈贝马斯运用文学这种话语体系在公共领域的发生、发展来阐述他的交往理性概念,他指出文学活动具备独特的审美中介作用,能够使得主体获得良好的交往空间进而实现主体性,但是由于文化消费时代的到来又导致这种对话丧失了存在的现实土壤而不可避免地走向消亡。     

展布,同时携带

文学的多元时代，是一道迷人而富有活力的创新景观，它为文学理论提供了丰富无比的解剖个案与立论依据，同时也动摇甚至瓦解了传统意义上对文学写作规范的表述，使我们对文学的解说与诠释越来越困难。文学既不能成为纯粹的个人感情的宣泄、个体感觉的复制；也不能成为语言技巧者的工具和玩偶，更不能成为政府文告。文学要展布，同时要携带；它为人们提供情真意切的灵魂慰藉，提供人与入之间交流对话的快乐和契机，文学是一种特殊的精神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