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产业结构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东北地区的实证分析

以东北地区3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城市产业结构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主要通过生产技术效率提升和投入偏向型技术进步实现;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通过技术效率提升和产出偏向型技术进步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城市产业专业化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主要通过提升技术效率和中性技术进步实现;城市产业多样化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受到技术效率、产出偏向型技术进步和中性技术进步中介效应的影响.     

产业结构与TFP提升对经济影响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全国285个城市2005—2017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广义空间动态面板GMM模型检验了产业结构优化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结论表明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为负向作用;而全要素生产率为正向作用。工业化对服务化升级的"结构红利难以维持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逐步从产业结构优化转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未来不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产业结构和解决"结构性放缓"问题的重要途径。     

考虑空间相关性的我国区域研发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基于1999-2008年省际空间面板数据

在GWR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基于空间面板数据的地理加权回归模型CTWR,并对我国区域R&D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研究表明:GTWR模型比OLS模型模拟结果更为理想;空间联系程度对R&D全要素生产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OLS估计得到的我国区域R&D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低于实际水平;我国区域R&D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是由R&D资本驱动的,而R&D人员投入甚至是阻碍因素.     

海洋科技创新、海洋产业结构升级与海洋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沿海11省份门槛效应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6—2015年我国11个沿海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海洋科技创新对海洋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建立以海洋产业结构升级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考察海洋科技创新对海洋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海洋科技创新对海洋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作用路径主要是技术进步;海洋科技创新促进海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过程存在单一门槛效应,随着海洋产业结构的升级,海洋科技创新对海洋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愈发显著.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加快海洋科技创新步伐和引导海洋产业结构升级等具体对策建议.     

风险投资、资本项目开放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03-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利用非参数协方差矩阵估计法,从区域层面考察风险投资、资本项目开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风险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不同类型的风险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率及作用机制存在异质性。其中,外资风险投资主要通过推动技术进步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民营风险投资主要通过改善技术效率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国有风险投资不能有效的改善全要素生产率。QFLP、RQFLP等资本项目开放政策能够推动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有稳定的正向影响,但对风险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存在负向的调节效应。因此,应审慎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并注意优化风险投资结构和空间配置状态。     

资本深化对中国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阶段资源型企业转型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0—2019年中国资源型上市企业财务数据,采用LP法测算其各年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及变化趋势,构建了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从要素投入结构视角检验资本深化对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①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逐年增长,但增长率偏低且整体呈下降态势,表明资源型企业发展缓慢,面对新发展、新阶段的竞争力不足;②资源型企业资本深化水平不断提升,深化速度明显加快,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这种抑制效应在上游开采业、能源企业、快速资本深化时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和国有资源型企业中更为突出;③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产能过剩效应是资本深化抑制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传导机制,同时由于创新投入对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较低,创新惰性效应虽存在但传导作用有限;④进一步研究发现,资本深化对组织资本较高和融资约束较低的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更小。本文研究结论对资源型企业要素配置决策和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品牌资本、R&D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

发展品牌经济成为我国供给侧改革重要突破口。本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2013-2016年的财务数据,建立面板回归模型研究品牌资本、R&D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以此提供经验证据。研究结论表明,品牌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国有企业中的正向关系强度大于非国有企业的,大型企业中的强度大于中小企业的;另外,品牌资本与R&D资本在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过程中存在互补效应,但这种效应仅存在于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证实了以上结论。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能够帮助企业管理者更为深入地理解品牌资本和R&D资本的作用,从而为管理者在品牌资本和R&D资本资源分配上提供决策支持。同时,研究结论也表明应重视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品牌建设问题,这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决策支持。     

供给侧改革视角下的团体标准生产率效应——基于“浙江制造”的微观证据

基于新要素供给理论,利用微观企业面板数据考察团体标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运用高维固定效应模型(HDFE)、双重差分法(DID)和双重差分倾向匹配得分法(PSM-DID)的研究发现,团体标准整体上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团体标准通过协同效应、竞争效应和扩散效应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因果中介分析(CMA)和Heckman两步法估计发现,团体标准在拓展和集约边际上显著作用于研发投入,进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发挥关键性作用的综述研究

从供给结构转变的发展趋势看,二三产业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表现为在生产总值中: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呈"倒U型"变化,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不断增大。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生产要素流动性的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也呈现明显优化态势,但是受供给层面因素影响,形成大量无效供给。分析显示未来产业结构转变的动力取决于行业间不同的要素密集程度和资本的不断深化,其中,投资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本要素是关键所在,不仅有助于增加资本密集程度较高行业的产出,而且也导致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在行业间进行重新配置,进而从供给侧驱动产业结构转变。本文基于供给结构的变化规律与国内供给结构的现状,论述了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发挥的关键性作用。     

中国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基于结构红利视角

利用中国1856个县域面板数据,对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县域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的结构红利进行了测度,并将其分解为产业结构效应、劳动力转移效应和资本转移效应,进一步采用空间SARAR模型分析县域结构红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县域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存在显著的结构红利,分解后发现产业结构效应和劳动力转移效应为正,资本转移效应为负;县域结构红利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信息化水平、人力资本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规模结构提升主要通过影响县域产业结构效应和资本转移效应进而影响县域结构红利;财政支出占比提升不利于释放县域结构红利。提出了释放结构红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中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可行选择,并给出了三点促进县域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政策建议。     

中美产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比较——基于环境友好全球价值链视角

中间品贸易隐含能源要素与碳排放所带来的产业发展影响问题已开始引起重视。本文从环境友好全球价值链视角出发,将增加值核算方法与SupSBM模型相结合,分别测算出2000—2014年中国和美国两个贸易强国产业部门整体及三次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要素投入效率及碳排放效率。研究发现：①美国整体产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高于中国,但是这种差距逐渐变小。主要归因于中国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国内劳动投入效率的提升。②按年平均统计,中国整体产业部门国内劳动投入效率高于美国,而其他要素投入效率均低于美国。③按年平均统计,与美国相比,中国第三产业发展向环境友好方向演变,但第一、第二产业环境友好发展不显著,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以政策为引导,补齐产业部门投入产出效率短板,扩大产业链间效率溢出效应,是实现中国产业部门环境友好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     

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匹配对投资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匹配的角度分析了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采用中国30个省份1997-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估计了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匹配度对地区投资效率的影响,并且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在度量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的匹配程度时,利用系统理论和耦合理论,构建了匹配度的测算模型,对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的匹配程度进行了测算和分析。研究表明：中国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的匹配度整体较高,随时间变化有上升的趋势,但各省间的差异较为明显;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匹配度的提升能够提高地区投资效率。各地区在制定产业结构政策时,应注重与其人力资本禀赋相适应,提高两者匹配程度,进而改善投资效率,从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知识产权保护和贸易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选取知识产权保护和国际贸易为决定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因素,并假设劳动力人均产出来源于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力受教育质量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实证研究这两个因素对人均产出的贡献。首先,确定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方法,并构建了实证回归模型。其次,测算了中国1985-2009年中国的固定资本存量、全要素生产率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最后,利用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和国际贸易都是决定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因素,且国际贸易通过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进步渠道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更大,而知识产权保护通过高素质劳动力渠道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更大。     

丝绸之路经济带10省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和收敛性分析

以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10省市为研究对象,采用DEA-Malmquist法对各省份2001~2014年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比较,并分析了收敛性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0省市2001~2014年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为负增长,平均Malmquist指数为0.99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全国相比,10省市的优势在于规模效率变化,劣势在于技术变化;各省市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差异,且受内外部环境的影响较大;10省市全要素生产率不存在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但存在条件β收敛。最后,提出了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优化产业结构、构建安定和谐社会环境和注重质量效益等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发技术溢出与技术进步

本文从投资国自主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两个角度构建模型检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考察了国内研发和人力资本吸收要素对该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短期内,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国内创新能力的提升,中国分别在1992年和1990年达到了国内研发和人力资本的"吸收门槛";长期内,对外直接投资也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中国在1990年达到了国内研发存量的"吸收门槛",而人力资本则未显现"门槛"效应。总体来看,对外直接投资提升了中国国内的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了中国的技术进步。     

中国省域农业碳生产率的空间分异特征及依赖效应

科学测度农业碳生产率并探究其空间关联状况是构建兼具差异化和协调性的碳减排政策的基石。本文对2001-2012年中国31个省（市、区）的农业碳生产率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相关性指数对其空间相关性、聚类状况进行考察,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农业碳生产率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及空间效应。结果表明：①2001-2012年中国各省区农业碳生产率均呈现较为明显的提升趋势,除个别省域外,省域农业碳生产率与其所属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基本一致;与此同时,农业碳生产率区域间“异质化”与区域内“均质化”的趋势显现,且以地区间农业碳生产率的“分化”与“极化”的现象较为严重;②省域农业碳生产率存在着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各省区农业产业结构对本地区农业碳生产率具有负向影响,农村教育水平和农业开放程度对其具有正向影响,而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受灾程度和农业公共投资对其影响不甚明显;此外,省域农业碳生产率在空间上存在较为明显的溢出效应,其中一省区农村教育水平和农业开放水平对邻域农业碳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正向带动作用,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对其则起到抑制作用,而农业产业结构、自然灾害和农业公共投资对周边地区农业碳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明显。     

基于DEA和Malmquist指数的西部12省水资源利用效率研究

2010年初的西南大旱凸显出了西部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现状。本文从分析西部12省入手,采用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全年供水量、用水人口等作为投入产出指标,先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西部12省2007年和2008年的水资源利用效率进行分析和评价,然后运用Malmquist指数方法对1999年至2008年西部12省的序列数据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四川、陕西、新疆、内蒙古和广西的水资源利用效率要稍微高些,其他省份应参考这5省的经验进行调整,西藏尤其应该加大调整力度;西部地区整体水资源利用效率的TFP指数为0.956,呈逐年衰退之势;技术是制约西部12省水资源利用效率的主导因素,要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首先应该加大科技投入。扩大生产规模,优化产业结构也是水资源效率提高的必由之路。     

中国工业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及其影响机制

工业是大气污染物和CO₂排放的主要部门,也是国家推行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主力军。本文基于2011—2019年中国工业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并行多重调节模型分析工业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中国工业存在明显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即在大气污染物排放当量减少的同时会显著促进碳排放量的减少;②能源效率、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和投资规模是影响协同效应的重要调节变量,其中能源效率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呈正向调节效应,而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和投资规模对协同效应呈负向调节效应;③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工业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及影响机制差异明显,不同调节因素对协同效应的影响程度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其中产业结构因素对各地区协同效应均产生较强的调节效果。最后,本文从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效率提升和区域差异化策略等方面提出工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建议。     

人力资本与国际R&D溢出——基于OFDI传导机制的实证研究

 利用国际R&D溢出模型研究了以对外直接投资为传导机制的国际R&D溢出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运用五个不同的人力资本度量指标检验了人力资本因素对这种逆向溢出效应的吸收效果。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并未促进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同时,我国人力资本的积累也还未能达到有效吸收对外投资传导的国际R&D资本的要求,致使其未能在对外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中发挥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