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功过褒贬一端——从民本论与臣道观看荀子的历史命运

荀子作为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基本上贯彻了孔子的民本思想与从道不从君的政治主张。荀子在沟通了儒家与君道的关系后,一方面使儒学成为显学,一方面也使得儒家走上了对皇权的依附道路。我们不应该全面肯定荀子,但也不能抹杀其对儒学传承所做的贡献。     

从“仁礼”到“礼法”——荀子之“礼”的再审视

＂礼＂作为儒家的思想核心之一,儒家对其的解释,依据社会架构的转变,也经历了一个由孔、孟的＂仁礼＂向荀子的＂礼法＂转变的过程。荀子对礼的创造性诠释,将儒家的政治理想主义推向了政治实用主义,将儒家的＂仁＂道落到实处,提出了具体的制度、政策,推进了儒学的外王进程。     

论荀子思想中的君、臣、民关系

荀子主性恶,法后王,隆礼义,思想颇具系统.其主要特征是主张礼治,其重要的内涵是重视君主.然荀子的尊君和法家的尊君不可视为同构,因为他根本没有离开儒家的基本立场,而是从儒家的重礼出发去尊君的.他的"君道"论,"君臣关系"论,"臣道"论足以显示它与法家的说法是迥然不同的.     

论荀子的孝道思想

目前,学界论述先秦儒家孝道思想大多注重孔、孟、曾三人,对荀子孝道思想的研究还很不够。荀子孝道思想内容朴实、情感真切,是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损益与继承。荀子从"礼"而重"义",言"以礼义事亲谓之孝";看重行孝道之过程,珍视父子间的真挚情感,要求孝子不匮、事亲以亲;从社会现实出发,顺之以道义,言"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以分忠孝之次;虽强调以礼义治国,但极重视政治对孝道的维系作用,移风易俗,制之以礼。     

论荀子的人－人秩序观

荀子从天道、人性与社会三个层面论证了人－人秩序之必要性,使其具有了坚实的理论根基;荀子对父子秩序的阐释达到了儒家的新阶段,使孝具有了更强的社会意义;荀子重视君臣秩序观中双方的责任,但又存在君本位的缺陷;在君民秩序问题上,荀子也呈现出“君本”与“民本”的矛盾。     

《荀子》礼法关系的三重解读

在《荀子》中,礼法不仅走向了高度的融合,而且获得了崭新的内涵。荀子吸收了法家狭义上的"法",即"刑",这是礼法融合的第一重内涵;礼法融合的第二重内涵是礼的"法"化,即礼的外在化、规范化、客观化;更为重要的第三重涵义是",礼法"被赋予儒家意义上的道德修养的内涵。通过对法家之"法"的道德化改造,荀子不仅克服了儒家之礼与法家之法的对立,而且也推动了"道德儒学"向"政治儒学"的过渡与转换。     

<<春秋繁露>>与儒学臣道观的形成:兼谈儒士政治的 …

《春秋繁露》是臣道观在肯定君尊臣卑的前提下,以“君道无为,臣道有为”为理论中介,摆脱了以荀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学对“圣君”的严重依赖,比较重视充分发挥臣子的主观能动性,并认为只有儒士才是充任朝廷各级官吏的合格人选,从而完成了儒学臣道观的构建,也奠定了西汉中叶至两宋时期儒士政治的基本框架,对传统政治文化有较深远的影响。     

试论荀子对原始儒家治国思想的发展

荀子是先秦原始儒家中的集大成，他将先秦儒家的治国思想发展得较成熟：在关于礼的认识上，他提出“隆礼”、“重法”；在民本思想上，他主张“富民“、“平政”；为了规范君臣关系，他主张“尽君道”与“守臣道”。     

先秦儒家道论与汉代经学的兴起

儒家学说由先秦诸子学之一的原始儒学转变为汉代经学 ,其中有着内在的思想发展规律。考察先秦儒家道论 ,可以看出 ,孔孟之道重在日常的人伦践履 ,荀子论道更强调其作为认识论上的真理 ,《易传》则通过道、意、言的关系 ,把道与儒家经书紧密结合起来 ,突出了经书的真理性。汉代董仲舒继承先秦儒家道论 ,提出了“深察名号”的认识论和“微言大义”的经学解释学 ,为汉代经学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哲学的特质——从先秦到宋明性善论的发展

性善论是儒学的重要观念。关于人性是善还是恶,古圣先贤给出了自己的理解和判断。从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到孟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从荀子性恶到董仲舒性三品,从朱子“性即理”到阳明“心即理”,儒家人性论的辩争,基本上就是一部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史。性善与人性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人性论问题来说很重要,这反映了儒家先贤的思路架构。儒学关于人性善恶问题的讨论凸显了中国哲学的特质:求善——一脉相传的仁义之道和关注内在道德性的生命学问。     

谈管仲对荀子思想的影响

作为先秦儒家学派的集大成，荀子的思想的形成，受到了管子思想多方面影响。荀子的自然天道观是在吸收了管仲自然观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基础上逐步形成的，荀子的勘天思想是对管子“人君天地”思想的深化。     

两极相通——孟荀思想比较三题议

作为先秦儒家的殿军,荀子为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曾经对他之前的先秦诸家作了一次全面的批判和总结。在儒家内部,荀子崇孔子、子弓,而痛贬于思和孟轲,从而表明他是直承儒学创始人孔子,而与思孟学派却尖锐对立、毫无瓜葛。毫无疑问,荀子思想与儒家开山孔于思想的继承发展关系异常清晰,但当人们一旦涉及孟子和荀子之间的思想关系时,问题就马上变得复杂起来。仅仅从表面上看,荀子不但有明白的排孟言论,而且也提出过与孟子截然相反的观点,孟荀殊途的说法似乎就此而可以敲定。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荀     

荀子对“儒”的分类

为了适应新型政治体制的变化,荀子对儒家内部展开了审视与批评,并进行了不同层次的划分,提出大儒、雅儒、俗儒之别,还有小儒、偷儒、贱儒等之别.在荀子对“儒”的分类中,可以看到儒家在战国政治转型中的秩序安排,也可以看到儒学发展史中的荀学性格.     

师道与臣道——论董仲舒与公孙弘的冲突

董仲舒与公孙弘之间的冲突不是由于学术流别的不同 ,也不能简单地归之于个体道德品质的优劣、精神境界的高下 ,而是因为道之不同 :董仲舒奉行师道 ,而公孙弘践履臣道。先秦儒学先天就固有一对矛盾 :一方面要实现自己的理想 ,就不得不依靠于君权 ;另一方面要保持自己的理想 ,又不能迁就于君权。君权对待儒学的态度也是矛盾的 :既要利用儒学来缘饰文法吏事 ,又不希望听命于儒家的说教。因缘合和促成了儒生的分化 ,儒学潜在的矛盾凸现出来 ,董仲舒与公孙弘的冲突是这一矛盾的典型表现     

儒学德治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德治源于儒家学说。儒学由孔子创建，经孟子、荀子等人的丰富发展，在先秦就已经形成以仁为核心的比较完善的德治思想体系。儒学自汉武帝采纳以后，德治教化成为治国之道．历二千多年始终占主导地位。儒学德治思想对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对推动当时的社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对中华民族的统一和绵延不息以及民族精神的形成起到巨大的作用。但儒学成为官方哲学后，到封建社会后期逐渐衍变为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工具，某些方面产生了异变和僵化，至清末逐渐走向衰颓。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但也需要德治，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时代呼唤道德重建，儒学德治思想经批判继承后具有现代价值。     

主持人语

<正>唐君毅与徐复观都是海外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们二人与牟宗三、张君劢联合署名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成为新儒学思潮在港台地区崛起的重要标志。目前中国大陆新儒学的复兴出现了良好的势头,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还有必要对海外新儒家进行深入研究,以资借鉴。本期三位作者的文章是对现代新儒家深入研究的最新成果。何仁富、汪丽华的《周辅成与唐君毅的"新理想主义"哲学精神》从周辅成对唐君毅思想"新理想主义"的界定出发,从"新理想主义"视角     

韩愈复兴儒学探析

韩愈为复兴儒学做了不懈的努力与探索，是宋儒兴复儒学的前驱。韩愈对儒学发展的探讨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揭露佛道理论之虚妄；另一方面力图恢复儒学的“内圣外王”之道，以应对现实中的种种问题。韩愈在儒学发展中的贡献主要是为后世儒学发展莫定了致思方向，而非对具体的儒学理论作出圆融的解答。     

从《解蔽》看荀子对道家思想的融会与发展

荀子是战国后期儒家学派最大的一个代表人物，他在继承了孔孟儒学基本特征的前提下，也吸纳了道家思想并对其进行了改造，使其学说体现出鲜明的道家色彩。《解蔽》这篇文章就反映了这个特点。     

迈向一种意义治疗法的新儒学——从唐君毅之“立志之道”学说开始

以西方意义治疗学作引,围绕新儒家唐君毅先生的《立志之道及我与世界》,本文试图阐析儒学中的一种意义治疗的向度。首先,唐氏认为儒学对于人生意义的解读集中于“志”的概念;其次,在对此概念澄清的基础上,本文着重分析了唐氏“立志之道”的基本途径和原则;最后,本文认为,迈向一种意义治疗法的新儒学强调的是人的心性修养,这构成了对西方心理治疗的超越。     

试论先秦儒学的经济哲学思想

文章研究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的经济哲学思想,进而从他们的义利观、等级制度经济观、以民为本的经济观等三方面阐释孔子、孟子、荀子对先秦儒学的经济哲学思想的创立、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