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读往来

我认识几个所谓的艺术家,虽然不“吃人”,但是也很吓人。呼朋引伴,到处找人喝酒,身边还带着不同面孔的姑娘,一般常年披一长发,长发还打着结。北京风大,看他们在路上走的时候,那长头发往后一弄,倒像是捉妖的张天师,就差一把剑了。我从不见他们背什么画架去河边写生什么的,也不工作,天天晚出早归,好像坐台小姐。我们都不知道他们靠什么生活,但他们从不显饿,脸色红润,倒是我们这些上班族老是一脸的菜黄。 《新闻周刊》提到的那个“食人”的艺术家,让我想到我认识的那个所谓的艺术家。我觉得中国的艺术家都怪怪的,不让人理解,他们在做什么,为什幺要做,都让人一脑子浆糊今非昔比,艺术是用来比狠的吗? 新时代新风尚? 不知道这样的怪艺术家多不多?     

“刘大磕巴”的妙嘴偶得

这个创意得来很偶然,我的一个好友刘晓波,江湖人称刘大磕巴。他根本不在乎这个缺陷,没事就磕磕巴巴演讲。听他说话是很好玩,每次吃饭我们都鼓掌让他来个餐前诗,一般是五言,很多时候读到第三行的时候大家就吃完了。     

浪漫不回头

去年李实在家复习考研,让枯燥的书本闷得透不过气来,朋友们也都迈向各自的工作岗位,即便是见面,也觉得相互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学习之余,她选择了上网聊天。她说,我就这样认识了他。我们不在同一个城市,相隔很远很远,不过这对于我们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的心靠得很近很近。我头一回遇到了一个这么了解我的男人,我想这辈子都不会再碰上一个比他更了解我的男人了。相比之下,我以前的男朋友,就太不懂我,太不体贴我了。     

个性化:装帧艺术的生命力

一位年轻的设计师带着他设计的书来到我的工作室他在一家出版社做设计工作,来北京已经五年多了,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进步,十分苦恼。我问他拿到一部书稿设计通知是怎样开始设计的,他说只看看书名、内容简介就开始设计了,脑袋空空没什么主意的时候,就去逛书店,     

虬须船长

已经忘记是哪一年哪个场合认识的船长,但赵树明这个名字在介绍给我的时候就印象很深刻。一是他创立的品牌叫东方船,而不是一般的XX公司。二是他的称谓既不是董事长也不是BOSS,而是CAPTAIN船长。船与船长,好一个搭配,好一个创意,令我记忆     

纪录与探索--访纪录守望者段锦川

关于纪录片定义“我觉得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方法 ,那就是只要它不是虚构的 ,我们都可以当它是纪录片。”访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到自己是在做纪录片的 ,你创作纪录片是出自于一种艺术的直觉吗 ?你所理解的纪录片又是什么样的呢 ?谈 :刚开始 ,对纪录片的内涵是什么 ,是没有认识 ,因为那时没有相关的理论书籍可读 ,没什么片子可看 ,基本上是说凭直觉创作。我拍纪录片受吴文光的影响比较大 ,1990年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工作。他 1988年的时候来北京 ,当时在中央台海外中心拍一个系列片《中国人》。我觉得这也是第一次有人开始关注个体 ,关注平…     

学乖

小时候听老辈人讲古，故事中的兄弟，总是老大愚笨老二聪明。三兄弟中，我排行老大。还真怪不上故事里由来已久的那种对老大的歧视，我小的时候，无论仪容还是心灵，都显得憨厚木讷。以至于一位远房亲戚前些年撞上我妈相互问及子女近况，妈告诉她老大马珂在北京一家报社做编辑时，这位远房亲戚沉思良久才无不惊讶地说：“唉呀呀，你是有个大的，叫珂儿珂儿的。他六七岁的时候，你领他进城路过我家进屋找水喝，后脑壳扁平扁平的，样子长得肥肥憨憨，手里捧个生红薯只顾自己啃。他未必在北京做编辑呀？”     

认老乡

我们连那时候有一个“家门口兵”,他家离营房的距离不超过五公里。我们都觉得他很幸福,他自己却不这么认为,因为他没有“老乡”。按说,营房外面全是他的老乡,但是他却十分无奈地说：“是呀,可是谁认识我呢,谁管我呢。”     

他们的世界

我在纽约认识了一个孩子。他父亲是国内很有名的一个企业家,这一年暂时厌倦了做生意,来美国访学,他们一家人就跟着来了。他其实已经18岁了,个子很高,体重超过180斤,留着黑黢黢的胡子,骤然看上去跟任何一个荷尔蒙茂盛的男青年没什么两样,但我还是觉得应该叫他孩子。五六岁的时候,他发过一场超过40度的高烧,然后他的智商就一直停留在了那个时候。以后,他可能还会胖到200斤,胡子从茂密     

尽劳极而求极乐——序徐晓谷新著《行路札记》

四月下旬，晓谷来电，非常客气地要我为他准备出版的一部书作序。电话里，我还不太清楚书稿的具体内容，但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因为晓谷是个诚恳实在、办事认真的人，我们多年交往所建立的信任和友谊，使我们从来都乐意彼此相助。当我见到这部《行路札记》的书稿，直感就觉得确实是接受了一件很值得做的事情。     

出版需要具有服务精神的文化中间人

正出版是什么?我觉得出版一定程度上是个经验产业。我们很多学科都在学术上有理论的范畴,而出版这个学科很难规范,更多的是靠从业者的经验和实践。出版既是一个产业,也是一种文化。光有文化故不好出版,光讲产业也做不好出版。出版是需要具有服务精神的文化中间人承担的工作。文化中间人是指既懂作者能创造什么,又懂读者市场需要什么的那种人。如果他们的文化素养中又别具服务精神,普罗米修斯那种窃火救人的精神,才能做出成就。商务印书馆是几个印刷工人开创的,但是张元济进入以后,就变得不一样了。张元济有学问,但更热心做的是文化和教育的启蒙工作,所以他能成为出版大家。出版     

摆脱女性压力

“男人除了感情之外可以修好任何的东西。”当地的男人在填男性压力调查表格的时候,一个女人这么抱怨说。他的男人加入到了我们的讨论之中,他表示同意。“当戴安娜泪流满面或充满恐惧的时候,我就会变得比她更加不安。”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必须使事情好转起来。而当我不能的时候,我就感到很沮丧。当我不能的时候,我觉得我辜负了她。”     

永不褪色的旗帜@经典出版

“我很不希望把我们一些非常经典的古代的诗词文化、散文都给去掉,加入一堆什么西方的东西,我觉得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这些诗词都好。     

编辑如何用脑(一)

我的总结中没有编辑字数。因为我觉得,当代的编辑工作早已经越过了那个只讲字数的阶段了。就像中国举重队早已经不讲每天举起了多少公斤一样。编辑用脑四步走不久前,我与一位同事有次关于编辑工作的对话。他说,编辑是一件很辛苦的劳动云云。我说,是的,在某些阶段是,现在已经不是了。坦白地说,做     

老刘的档案意识

一直到参观结束的时候,我都没有问他的名字,不是忘了问,而是觉得不必要,知道他是城关区大洼山村的文书兼档案员老刘,这就足够了。中国农村的普通老百姓多得很,不经意间干出的不寻常事迹也同样多得很。他们质朴憨厚的内心里要盛装的生计问题多得数不清,容不得虚华浮露的东西去挤占他们有限的精神空间。和大多数上了点年纪的农民一样,五十五六岁的他有一张饱经风吹日晒而变得黑红的脸膛,岁月的刻刀在他的额头上镂雕出一道道沟痕,象一行行耐人品味的文字,细述他的人生经历。又和大多数他那个年龄的农民不一样,他很健谈。见了我们一…     

档案是历史的定稿

有个叫董桥的台湾人,你大概不认识─—我也不认识。不过认不认识董桥这个人没关系,只要我们认识他的文章他的书就行。最近,又见这位董桥先生的一套系列丛书的出版预告（广告）,其中的一本,不待翻篇,光看书名就晃得我眼前一亮。书名曰：《新闻是历史的初稿》。董桥的这本书现在还是个闷葫芦,究竟写了些什么我不得而知,但是单单看这个既妙喻绝伦,又准确精当的书名,就不能不感叹一声：真亏他想得出！可不是么,新闻是对变动中的现实的直接再现;既然是变动中的现实,就免不了涂涂改改,修修补补,摸着石头过河,不是初稿是什么？揣摩…     

我喜欢做噩梦

我是一个生活态度很随便的人,就是广州人讲的“煮来你就吃吧”那种人,什么都无所谓。不喜欢争输赢,人家下棋争个你死我活的,为了一个棋吵得面红耳赤,我觉得自己认输就好了嘛,又有什么关系。小时候家里很穷,父亲不知道奖励我什么东西,买了一支好钢笔给我。我哥哥一看就喜欢,我说你拿去好了。没有什么东西是我特别喜欢：非要不可的。女人也是这样。人家问我最喜欢什么样的女人,我说最首要的条件是她要喜欢我,她不喜欢我,我喜欢她有啥用？     

那些永不消逝的记忆——记红军老战士李资平

我入党是参军以后的事，我是1934年7月参军的，1935年10月入党的，张文碧当时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当时是保卫科科长。我当时很年轻。那时候，闽浙沿海受日寇骚扰，蒋介石不抗日，可是我们要去抗日。那个时候我的思想很简单，就是抗日这个目的。后来，入党的时候我表现特别积极。我参军的第一天，我们部队就和国民党打起来了，我们一个班的班长被打掉了，浑身血淋淋的。指导员说，把他背下来。当时的我只有15岁，却冲了上去把他背下来。指导员看到我冲上去，很勇敢，回来以后就开会表扬我表现好，想让我积极表现争取入党。加入共产党，我当时思想很简单，觉得对自己的前途发展上可能会有更好的帮助。在当时，解放全人类是认识不到的，只觉得对个人进步上有好处，但是打倒蒋介石这个目的是很明确的，实行共产主义也是后来誓词会上提出来的。入党以后我才慢慢提高觉悟，认识到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开始只是想打倒日本，打倒国民党蒋介石，只觉得只有加入中国共产党才能做出自己的贡献，也只有跟随党组织才是真正的出路。     

创意是生活的伟哥

今天我想说的是,创意没什么了不起,我们却离它很遥远。什么是创意生活人人都在说,自己活得很创意。人人都在秀自己创意的那一面。前2分钟Simon还在用200多个回形针扣在他灰色羊绒大衣的翻领上,营造男人气息的bling bling,后5分钟Ivy则端着会因为温度而使杯面开花的     

图书馆记忆

北京图书馆已经改名为国家图书馆了。为什么改,我不知道,或许为了强调是国家的老大吧——还有,大概就是怕人家把“国家级”认做了“北京级”。我们中国,对这些一向看得极重。“必也正名乎”,孔夫子就是这样教诲的。至于从一家公共图书馆改为国家图书馆,在性质、服务对象、服务内容上会发生什么变化,改名的时候是否想过,就不知道了——因为馆名已经改了许久,办法并没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