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的新思路：基于研发投入规模视角

试图从新的视角考察混合所有制企业在不同研发投入规模下的创新差异,从而剖析股权制衡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最优方向选择问题.利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方法,基于2005—2018年A股部分上市企业数据分析当前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着重分析混改政策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路径.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显著提升国企生产率水平,总体呈现递增的动态影响,并且对大规模研发企业、垄断性行业企业的政策效果尤为明显;规模化研发投入是国企混改提升企业生产率的重要路径,国有资本大规模研发企业比重处于50％～75％时更有利于提升企业生产率,小规模研发企业比重小于25％时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更为明显.在此基础上,对促进国企混改提出促进股权多元化、保持较高国有股比重、优化激励考核制度、采取差异化混改政策等建议.     

混合股权影响企业研发投资吗？--基于我国A股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基于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制度背景，采用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2009—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从终极产权的视角考察了混合股权与企业研发投资的关系，探讨了混合股权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作用机理和双重效应以及当前市场化进程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单一股权类型相比，混合股权有利于企业研发投资；混合股权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资本支持效应和股权治理效应，股权混合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企业研发投资，且对大股东资金占用与研发投资之间负向关系的治理效应越强。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高市场化水平，低市场化水平会约束混合股权的资本支持效应，但会放大其治理效应。研究结论为我国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和技术创新决策提供了有益参考。     

家族企业股权集中度和高管性质对研发投入影响研究

以2011—2014年376家中国制造业家族上市公司为有效研究样本,运用SPSS 18.0统计软件实证检验了股权集中度、高管性质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以及高管性质在股权集中度对研发投入影响上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家族企业股权集中度的提高会降低研发投入;家族企业的董事长或CEO由该家族成员担任时可以增加研发投入;家族企业的董事长或CEO由家族成员担任时可以减小股权集中度对研发投入的负向影响。     

高管海外经历多元化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国籍的维度

以2009-2019年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高管海外经历多元化程度是否会影响企业研发投入决策,并进一步分析企业不同研发强度和股权集中度对二者之间关系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在国籍维度上,高管团队海外经历多元化与企业研发投入呈倒"U"形关系,高管团队在一定范围的海外经历多元化有利于企业研发投入的提高;研发强度高的企业,高管团队海外经历多元化对研发投入的正向和负向影响都被强化;而随着股权集中度的提高,高管团队海外经历多元化对研发投入的正向和负向影响都被弱化.建议政府继续加强制定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完善体制机制,企业搭建合理而具有多元化海外经历的高管团队结构、形成持久竞争力.     

国有股权让中国企业在创新中“分心”了吗？——来自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现有文献还未就国有股权对企业“研发视野”的影响开展研究。本文以2010 —2015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国有股权对研发投入和研发视野（广度和深度）的直接作用，以及研发投入在国有股权与研发视野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国有股权对研发投入、研发广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发投入对研发广度和研发深度存在显著正向作用；研发投入在国有股权与研发广度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最后，从“现阶段权衡国有股权在创新中的利弊”和“长远重塑国有股权在创新中的角色”两方面对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建议。     

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异质性门槛效应研究—基于广东数据验证

利用2008—2019年广东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通过门槛检验和回归等方法分析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在企业异质影响下的政策效果。结论表明,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正向激励效应,但效应非线性呈门槛特征,补贴强度大于4.30%时效果更显著;同时,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分别存在以企业规模和股权集中度为控制变量的双门槛效应,具体表现为对资产小于6.712亿元的企业研发投入影响最显著,对股权集中度介于1.109与4.718之间的企业研发投入影响最显著,因此建议政府对企业研发补贴应结合企业特质系统决策以提高补贴效率。     

供应链集中度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影响的实证研究——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

本文选用我国中小板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利用2010—2016年的面板数据，探讨了供应链集中度、产权性质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供应链集中度的两个维度，即供应商集中度和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存在差异，客户集中度能够显著促进研发投入强度，而供应商集中度对研发投入强度产生负向影响。进一步地，考虑我国存在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在非国有企业中，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同时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供应商集中度对研发投入强度的负向影响；而国有企业中，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本研究从企业供应链的视角探讨了影响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因素，重新认识了供应链集中度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研究结论对企业如何看待供应链集中度以及如何评估供应链集中度对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股权激励影响经理人对研发创新投资的决策吗？——基于管理防御的视角

随着我国研发创新政策的不断推进,企业越来越多增加研发投入,但是反映企业自主创新转化能力的研发资本化却没有随之改善.以A股市场2007—2018年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从管理防御视角出发,研究经理人对企业研发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股权激励能否发挥对经理人管理防御和研发投资决策之间的治理作用.结果显示:经理人管理防御显著正向影响研发投入却显著负向影响研发资本化,即经理人的研发创新投资决策具有一定的创新迎合倾向;股权激励负向调节经理人管理防御与企业研发创新投资之间的关系,证实股权激励对经理人进行企业研发创新投资决策的治理效果.最后从政府研发创新政策制订、企业研发创新信息披露和采取有效的股权激励措施等方面提出优化企业研发投资决策建议.     

混合所有制改革、控制权配置与国有企业创新投入

以2015—2018年我国A股上市的国有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以及所有权特征和控制权配置在其中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的创新投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东部地区样本公司的混合所有制深度、混合所有制制衡度以及非国有资本控制权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均最大...     

混改背景下国企股权制衡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

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混合所有制改革已被确定为推动和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战略部署。随着混改的推进,国企股权结构的变化势必会对企业的绩效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以2013—2017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多元回归的分析方法,研究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股权制衡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混改国企的股权制衡度与企业绩效呈倒"U"型关系,且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增加对企业绩效有积极作用。混改国企中第二大股东是非国有股东,前两大股东性质不一致,则制衡有效。鉴于我国目前国有上市公司股权制衡水平较低的现实,应适当提高除第一大股东外其他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并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和增加非国有资本和不同背景的战略投资者的比例,促进股权结构的多元化发展。     

董事会社会资本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董事会权力的调节效应

利用166家上市公司的二手数据,研究了董事会社会资本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以及董事会4种权力对社会资本影响研发投入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网络嵌入负向影响企业研发投入,董事会结构性权力增强了这一负向影响,而专家性权力和声望性权力降低了这一负向影响,股权性权力对这一负向影响不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董事会政治关联正向影响企业研发投入,董事会股权性权力、专家性权力和声望性权力分别增强了这一正向影响,结构性权力对这一正向影响不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由此可知,对于动态环境下的企业研发投入而言,董事会结构性权力对董事会社会资本是“负向加强型”权力,股权性权力是“正向加强型”权力,专家性权力和声望性权力均是“积极型”权力.研究结果对于我国企业董事会以促进研发投入为导向而优化自身社会资本和权力配置具有一定启示     

逆向技术溢出视域下混改对国企创新的影响

选用沪深两市制造业OFDI国有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基于一个逆向技术溢出视域下的“两阶段”理论模型,主要利用“工具变量法”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本研究探讨混合所有制改革对OFDI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引致股权多样性对国有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促进作用,机构投资者和外资委派董事多元化在股权多样性与国有企业创新绩效两者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该中介作用受到海外并购模式和企业吸收能力的正向调节。本研究结果不仅从理论上丰富和拓展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逆向技术溢出的作用途径和影响机理,也为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变革和创新水平提升提供了相关管理实践启示。     

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以2007-2009年年报披露研发投入的529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多元回归分析模型,实证检验高管长期股权激励和短期报酬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长期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呈正相关关系。高管持股比例越大,研发投入越多;高管短期报酬激励与研发投入也呈正相关关系。高管短期报酬越高,研发投入越多;相比非国有企业、非高新技术企业,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的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更显著;高成长性和高盈利性企业的研发投入主要受长期股权激励的影响,低成长性和低盈利性企业的研发投入主要受短期报酬激励的影响。     

股权性质、资本结构、现金流量与研发强度

以我国2003—2008年披露研发投入信息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股权性质、资本结构、现金流量以及盈利能力对上市公司R&D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研发强度显著高于国有控股公司,高负债水平对研发强度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发展能力和企业规模与研发强度显著负相关;每股现金流量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研发强度不相关,但对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研发强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本文还发现盈利水平对当期研发强度没有显著影响,而对下期研发强度有显著正影响,即盈利水平对研发投入决策的影响具有滞后性。     

沉淀资源、股权结构与企业研发产出效果

本研究基于企业股权结构(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的调节作用,以2013-2018年间沪深两市A股上市的269家企业数据为样本,探索了沉淀资源、股权结构与企业研发产出效果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沉淀资源与企业研发产出效果之间呈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都正向调节沉淀资源与企业研发产出效果的关系;在股权制衡度较大的企业中,股权集中度对沉淀资源与企业研发产出效果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加显著,当股权制衡度较低时,股权集中度对沉淀资源与企业研发产出效果之间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该研究结论不但拓展了现有文献对企业冗余资源和研发投资决策关系的认识,而且对保障我国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和股权结构优化实践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外部金融市场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以2002~2013年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业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金融市场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从微观角度探究了二者之间的影响机制。通过对动态R&D投资模型进行面板回归发现:外部金融市场的变化影响着企业R&D投入,股权分置改革促进企业R&D投入,金融危机阻碍企业R&D投入;作为二者之间重要的影响机制,股权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对年轻企业尤其显著,但存在三年的滞后期;股权融资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提高企业研发投入。     

基于协同效应的企业技术并购绩效研究——以上市公司为例

对A股上市公司2011~2013年间517起并购事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技术并购在发生当年对公司产出绩效有负向影响,通过与后续研发投入的协同效应可以促进生产力的提高,这在国有企业中尤为显著;而非国有企业却未从并购中取得显著收益,但其国外技术引进的效率较高;并购公司的成立年限和股权集中度对最终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与技术基础无明显关联。     

研发投入与公司绩效:股权制衡还是股权集中?——基于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股权结构包括股权制衡和股权集中两方面,并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一股独大"的股权集中现象在中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特别是在国有上市公司中"一股独大"现象更加明显。采用混合截面层次回归法,研究了2007—2010年国有制造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研发投入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1)R&D对公司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股权制衡显著正向调节R&D与公司绩效的关系;(3)股权集中显著负向调节R&D与公司绩效的关系。     

软件与信息企业研发投入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软件与信息企业的微观截面数据,应用Tobit模型,检验了研发投入与企业规模、所有制类型及政府补贴等因素的关系。研究发现,研发投入与企业规模存在U型关系,国有企业同其他类型企业相比,在研发投入上未表现出显著差异,企业年龄、企业利润率与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关系,政府补贴有利于企业研发投入,出口、资本密集度对企业研发投入无显著性影响。     

创新投入和公司绩效——基于公司治理调节视角的分析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对企业发展壮大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以2014—2015年新三板挂牌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公司治理、创新投入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创新投入促进公司绩效的提高,但是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股权集中度对创新投入和公司绩效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股权集中度的增加将降低公司创新投入的产出绩效;股权制衡度和董事会规模对当期创新投入和下期公司绩效均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