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西法律文化中的人格差异

中西方法律化中人格观念，在关于人的本质、人性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差异，这直接决定了中西方法律传统的不同。这些差异，是由中西方各自独特的化类型及其思维方式和社会特点所决定。中国的法治建设，不仅仅在于制度层面。更应深入反思中国传统化。     

清政府的西方法文化政策与中国法制近代化

中国近代法律发展的历史进程，是在西方资产阶级法律文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撞击和冲突中展开的。直至19世纪末，西方法文化对中国的冲击和挑战，也终未能改变清政府对其扼制的政策。清政府对西方法文化传播政策的根本改变，是在进入20世纪后。清末修律从法治原则、立法观念、司法制度等方面，初步奠定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基础。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清末西方法文化政策在法制近代化方面仍存有诸多局限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延缓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发展。     

中国法制建设的观念障碍

培育法制观念相对于整个法制工程而言是先导性和基础性的工作。西方法治思想源远流长，而中国人治思想极为丰富。当前中国官方和民间存在着法制观念的诸多障碍：官方视法律为管制民众的工具，持片面的“秩序观”，对法制采取“机会主义”和“便利”态度，盛行官场“潜规则”；民间“情”重于“法“，迷信“关系”，缺乏权利观念和争讼意识。官方和民间的观念障碍又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培育法制观念既是渐进的，又是紧迫的。     

中国“法自然”与西方“自然法”之比较

自然法观念在西方一直占据重要地位,思想和法治传统．虽然,许多学者一直有争论,法的特征、内涵等方面同西方自然法进行比较,国自然法重视天道与天理．它所蕴涵的公平、自由与正义观念造就了西方的法治但是,中国肯定存在自然法思想,并且,从中国自然可以发现,西方自然法强调理性、法则与正义,而中     

浅论"法无明文不为过"的法制原则

“法无明不为过”法制原则的理论基础，源自于西方法学家民主法治思想；其本质是民主和法治对法律精神的内在要求。在中国确立“法无明不为过”法制原则，是中国社会主义本质所决定的。新中国法制史上“法无明不为过”法制原则在曲折中发展，但最终会将“法无明不为过”法制原则在中国正式确立。     

传教士与晚清法制现代化的启蒙

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的过程,也是近代西方法律观念和制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过程。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传播的西方政法知识还是零碎的、肤浅的。19世纪四五十年代传教士对中国法文化加紧渗透,中国封建法律思想营垒开始分化,导致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观念启蒙。19世纪60至90年代传教士对中国法文化的扩张,进一步推进了中国法制现代化启蒙的进程。     

韩非子与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之比较

本文对韩非和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进行了比较分析。对二者法治理念的异同之处予以梳理、阐释,并从各自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中进一步剖析东、西方法治观念不同走向的产生缘由。认为是独特的地缘环境、农耕经济、宗法制度、文化传统造成了中国古代法哲学与西方法哲学迥异的民族特色。     

“天人合一”思想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儒家天命观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传统法律化的哲学基石，受“天人合一”思想中尊天敬天观念，“民本”观念，重合轻分观念的影响，中国古代法律凸现出与之相应的三大基本特征，即宗教化，伦理化，和谐化，中国古代哲法关系对构建当代法哲学体系，不乏启迪意义。     

基于问题导向的小学法治教育教学建构

在全面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大背景下，道德与法治学科是学生思想道德发展的重要课程，是法治教育实施的主要阵地，更是播下学生法治素养种子的土壤。在法治教育中，教师必须引导学生“学”法、“辩”法、“用”法、“践”法，让学生意识到法律法规，形成规范性的法治观念，强化学生的“用法”“护法”行为，将法治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

中华民族的传统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产生和保存了许多人民性和民主性的优秀遗产。西方自近代启蒙运动以后，一大批思想家都对中国化“情有独钟”，在融合中西化上所作出了贡献。重新研究中国古代化与西方现代明之间的渊源关系，调整国人近百年来的“化观”，对于反恩19世纪来到20世纪末中国化的历史命运，特别是从“打倒孔家店”到“化大革命”的化立场，完成“中国特色”化观念的变革与自觉，使中国化民族化重新走向世界，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西方宪法观念的历史演变

西方宪法观念的历史演变分为萌芽、初步发展、成熟、多元化四个历史时期。萌芽时期思想中涉及“政体”、“法治”问题，初步发展时期，谈到有关“政体”问题，并将法律分为神法、人法、自然法、永恒法，成熟时期继续讨论“政体”、“法治”问题且赋予其新的涵义，还提出了“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人民主权”“分权”等问题，多元化时期，提出了自由主义、保护主义、民族主义、极权主义等宪法观念，所有这些宪法观念对宪法的产生和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     

从全球到本土:评电影《无极》与博客搞笑剧《馒头》

电影《无极》在“放眼全球”的电影观念下企图营造一种“亦中亦西”的语境,但由于对西方文化缺乏精深的理解,最终在“奥斯卡”的盛殿前铩羽而归。博客搞笑剧《馒头》对《无极》进行戏谑性重构,立足于中国语境,采取了更加本土化的“法治节目”形式,但在精神实质上却与国际潮流更加合拍。因此,无论是仿西方的大片《无极》还是中国化的博客剧《馒头》,其实都是全球化或者本土化的表现,甚至是全球本土化的产物。     

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角度——看我国法治国家实现的困境

作为思想观念的法治,在西方早见于古希腊,在东方则起于先秦。亚里士多德曾言“法治优于一人之治”。商、韩则主张“不务德而务法”,求圣法之治于理,弃圣人之治于己。建成法治国家是中国人民的百年梦想和宏伟目标,然而法治的基本价值目标之一便是有效的对权力进行限制,和谐处理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从法治基础理论出发,描述了真正法治社会下权力与权利的“应然”的关系,介绍我国目前权力与权力的“实然”关系,亦即法治的困境之一,从而得出在我国实现法治,必须理顺权利和权力之间的关系的结论。     

中西自然法思想的比较

自然法之概念来源于西方，它所蕴涵的正义、平等与自由等观念造就了西方的法治思想和法治传统。自然法思想也是我国儒家政治法律思想中的题中之义，但儒家视自然法为“礼”，从而在我国形成了一套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并且影响至今的政治法律思想和体系。同是自然法思想，却在东西方衍生出截然不同的政治法律观念和传统。了解此差异，以对我国的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有所借鉴。     

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中东西法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中国法制深受西方法律化的冲击和影响，传统的法律体系解体了，但传统的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仍然渗透在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法制现代化绝不意味着西方化，而应当是“西方化”与“本土化”张力的结果。     

法学国际化教育的文化偏差现象探析——以“中国法”对外教学为例

通过对西南政法大学留学生“中国法”论文样本的实证分析,展现出四种“中国法”语境模式的特性以及三种“偏见”文化交流模式对于“中国法”“文化偏差”成因的影响,并对样本的“误读”进行类型化分析.文章认为,在“中国法”国际化教学过程中发生的“文化偏差”现象,是在古今“中国法”的现代模式的转变和中西跨文化解释模式的双重维度下发生的特定法文化现象.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实用主义倾向

西方文化思潮的中国化过程其实包括中国的西方化和西方文化的中国化两个阶段。在中国现代东西文化冲突交融之中，其重点当然在后者。而所谓“中国化”的实质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一种实用主义化。所以，可以说整个中国现代都处于用实用目标改造西方思潮的文化格局之中。在这种大的氛围之下，一切意识形态建构都难免带有实用的特点。特别是文学，无论是西方文学思潮介绍和选择的标准，还是作家切入文学创作的动机；无论是作家主体对读者接受效应的期待，还是文学观念流变的深层轨迹，都带有浓重的实用主义色彩。而这一切，归根结底则表现于对文学创作的普遍实用化结构模式的认同和追求之中，在现代中国，它表现为一种寓言化。     

儒家的德治与法治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中国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而儒家文化在政治领域始终倡导“德治”，“法治”只是其辅政的手段。这一文化资源与西方“法治”传统构成对立的文化价值系统。总结对比中西“德治”与“法治”的根源及其现代意义，是本文之主旨。     

“教育学中国化”命题之再认

本文认为，“教育学中国化”的目标是重建本土教育理论；“教育学中国化”所需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我国教育传统与西方教育思想之间深层的接续与转化；“教育学中国化”的必要路径是对我国教育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     

宪法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民族化解读

人们已经意识到发展法治、建设宪政国家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性。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中国宪法知识与西方宪法知识存在着不同,突出表现为宪法内涵和基本精神的不同。运用知识传递中的“语境”和“前见”理论,考察西方文化中的宪法知识在中国近代语境中是如何被传统文化解读并重构,这从一个侧面可以了解中国文化的民族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