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关联研究 ——基于“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为检视不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有效性,本文采用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分析了四类环境规制工具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对“波特假说”的中国实践进行了再检验。研究发现,与环境行政处罚、地区环境政策法规相比,排污费征缴、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更有助于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反映出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选取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性。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排污费征缴和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均可通过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来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但是四类环境规制工具的效果随着各自强度提升呈现出差异化特点,排污费征缴、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由负变正、由不显著变显著,环境行政处罚随着强度提高却更加阻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而无论地区环境政策法规的强度如何,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不显著。     

环境规制工具、区域差异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系统GMM和动态门槛的中国省级数据分析

本文利用2007-2016中国工业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系统GMM和动态门槛模型,验证了直接管制型、经济激励型、公众参与型等环境规制工具对不同地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和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针对不同地区,各种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对东部地区而言,经济激励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一阶滞后效应和双门槛效应,直接管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对中部地区而言,直接管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一阶滞后效应和单门槛效应,经济激励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对西部地区而言,直接管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一阶滞后效应和双门槛效应,经济激励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也不显著。同时,公众参与对各地区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均不显著。     

双向FDI协调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长三角市场一体化的中介效应

为系统梳理双向FDI协调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路径与机制,利用超效率SBM-DEA模型测算长三角38个城市2011—2020年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并建立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双向FDI协调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双向FDI协调可以显著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并且这一作用的部分效应是通过市场一体化的中介效应实现的,同时环境规制、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支持、产业结构均能有效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门槛效应研究表明,在跨越市场一体化、环境规制、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门槛变量后,双向FDI协调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显著提升。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异质化条件下,双向FDI协调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呈倒“U”型趋势,当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至较高水平时,环境规制的影响将逐步超过双向FDI协调。     

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与能源强度——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实证分析

基于核密度函数模型描绘我国制造业能源强度的动态演变规律和行业异质性,从行业环境规制视角构建绿色技术创新对能源强度的非线性门槛模型,探讨行业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和时序变化,进而利用各因素多个分位数全面分析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样本期间我国制造业能源强度整体发展较为收敛,行业差距有扩大趋势;能源相对价格、技术改造和人力资本水平与能源强度显著负相关;企业规模和技术引进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能源强度降低;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促进绿色技术创新降低能源强度,但受限于行业低环境规制（ER≤0.101）和中环境规制（0.101＜ER≤2.160）区间;环境规制存在行业异质性,不同年份同一行业也有较大差异;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门限回归夸大了企业规模对能源强度的正向影响,且高人力资本才能显著降低能源强度,低人力资本反之。     

政府补助、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

摘要 采用2013-2017年中国重污染企业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从非线性的视角采用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技术,并分别以政府补助和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探讨了政府补助、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影响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1）对于我国重污染企业而言,政府补助对技术创新投入存在显著的U型门槛效应;（2）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投入有着正向的非线性效应,且这种正向影响呈现出边际效率递减的特征。（3）在政府补助强度差异的情况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呈现正向的非线性关系,且在超过第二个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最强。     

FDI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

采用我国2000—2014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从FDI及其与环境规制相结合的角度实证分析FDI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FDI对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当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规制强度跨越相应门槛时,其能有效促进技术创新;环境规制会抑制FDI技术溢出效应,对技术创新产生间接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异。政府应结合不同地区的现状,有针对性地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合理制定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以此显著提升地区技术创新能力。     

环境规制、产业集聚与贸易绿色技术溢出门槛效应研究

利用我国30个省份2008~2017年的数据,构建Super-SBM模型测度各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而利用门槛面板模型,以环境规制和产业集聚为门槛变量,实证研究贸易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溢出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1)从效率值来看,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增长迅速,但区域发展“不平衡性”严重,东部地区的效率值遥遥领先于中西部地区；(2)从门槛结果来看,贸易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溢出显著存在环境规制、产业集聚的“双门槛”效应；(3)从作用机制来看,环境规制下的贸易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U”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溢出的“挤出效应”逐步转为“激励效应”,影响由负变正且作用逐渐增大；产业集聚下的贸易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N”型关系,仅当产业集聚水平跨过第二门槛时,影响显著为正；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表现为显著的直接推动作用和间接门槛作用,产业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仅表现为间接门槛作用。     

环境规制、清洁技术创新与中国工业绿色转型

随着工业化进程中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环境规制与清洁技术创新推动工业绿色转型成为重要发展方向。为此,本文基于行业视角,理论分析环境规制、清洁技术创新与工业绿色转型之间的关系,并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和交互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只有在环境规制低于一定门槛值时,才能促进工业绿色转型;（2）环境规制能够正向影响清洁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效果;（3）与污染型行业相比,环境规制与清洁技术创新的交互效应在清洁型行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果可为中国工业绿色转型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的门槛效应分析

基于2015—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本文运用熵值法对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进而分析了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下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另外，进一步设定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发现，当以命令控制型和费用型环境规制作为门槛，随着其加强，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程度提升。当以投资型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并跨过门槛时，数字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降低。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与环境规制的类型密切相关，意味着数字经济发展的支持政策需要与严格且恰当设计的环境规制相结合才能有效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     

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检验

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度长江经济带沿线102个城市2004-2018年绿色创新效率,构建中介模型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规制对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影响下的中介效应,并基于门槛回归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在不同FDI发展水平下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存在空间非均衡性;加强环境规制对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FDI在其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FDI存在双门槛效应,呈现"N形"非线性关系.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意愿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

结合计划行为理论,以高端制造企业为例,探讨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意愿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和相互作用程度。层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中的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均对绿色技术创新意愿和行为有显著的直接正向诱导作用,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意愿的诱导性更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诱导性更强;绿色技术创新意愿能够对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产生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研究结果还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意愿在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具有差异性,对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发挥着完全中介效应,对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这揭示了“不完全规制”现象背后产生的原因以及“波特假说”得到进一步支持的中介变量。     

——基于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检验

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在测度长江经济带沿线102个城市2004-2018年绿色创新效率的基础上,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中介效应,并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综合考察环境规制在不同FDI发展水平下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102个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存在较大的空间非均衡性,长江上游和长江中游的绿色创新效率基本保持稳定,长江下游的平均绿色创新效率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2)加强环境规制,对于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政府加强环境规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限制污染型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从而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进一步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效率。(3)在不同FDI发展区间内,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方向并不相同,存在双门槛效应,跨过第一门槛值8.293后,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由促进作用变为抑制作用,跨过第二门槛值11.695后,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又再次变为促进作用。     

主观规范对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以高端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将主观规范分为企业环境伦理和政府环境规制两个维度,分析了主观规范对绿色技术创新意愿和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直接影响,探讨了绿色技术创新意愿在其中所起的中介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环境伦理和政府环境规制均能正向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意愿,但政府环境规制发挥的作用较大;绿色技术创新意愿能积极影响绿色技术创新行为,并在企业环境伦理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政府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绿色经济发展与政府环保行为的互动效应

随着环境规制联合治理体系的构建,政府规制工具的变更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地绿色经济的发展现状,厘清两者间的互动反馈机制,有助于政府选择合适的规制手段推动绿色经济螺旋式上升。本文基于2007—2016年中国省际环境规制和经济投入产出的面板数据,采用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构造绿色经济绩效指标,运用面板VAR模型测度环境规制体系互动视角下的绿色经济发展与各主体环保行为的互动效应。在此基础上,将绿色经济增长率分解为“追赶效应”“创新效应”和“领先效应”,分别探究东、中、西部地区3种效应与地方政府环保行为的互动影响。结果表明：①全国层面,绿色经济发展与政府偏好下的命令型环境规制呈互动正相关关系,形成“绿色经济发展—命令型环境规制”的螺旋上升机制,而与市场型环境规制手段负相关,同时虽然公众环保行为未有效助力绿色经济发展,但绿色经济仍对其存在拉动作用。②分地区考察发现,政府环保工具的选择存在显著的地区依赖特征。绿色经济绩效的提升致使东部地区致力于自主型环境规制的开发,但现阶段绿色经济发展仍依赖于市场型环境规制,中部地区政府环保更依赖于命令型环境规制,而西部地区现阶段并没有环保的意愿。③由于绿色技术的区别,地方政府的规制手段受到不同效应的差异化影响。各地区应综合考虑自身特征,因地制宜完善环境规制体系,设定阶段性技术创新目标。     

基于企业技术创新激励的环境工具的最优选择——利用排序多元Logit模型及离散计数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以往关于环境政策工具对企业技术创新激励效应的研究都是基于简单的线性回归分析,不能对环境政策工具的企业技术创新激励效应进行明确的比较与排序。有鉴于此,本文首先采用排序多元Logit模型,基于上海市相关数据,对排放标准、排污费、补贴及排污许可证,四种环境政策工具进行比较与排序。研究发现,工业废水排放量、废气排放量与政府对该产业施行的环境政策工具从补贴、排放许可证、排污费到排放标准的选择概率成反比;产业集中度、技术创新与政府对该产业施行的环境政策工具从补贴、排放许可证、排污费到排放标准的选择概率成正比。其次,本文通过模型预测发现,上海市各产业目前实际实施的环境政策工具与预测环境政策工具之间存在差异,并得出各产业的最优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最后,通过离散计数数据模型得出,四种环境政策工具对企业技术创新都有正的激励效应,其排序为：补贴、排污费、排污许可证、排放标准。研究成果可以为政府选择最优环境政策工具提供决策依据。     

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及调节效应——来自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视角的解释

从影响及调节的角度切入,采用SBM-ML指数法、面板门槛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厘清我国环境政策自深化稳定以来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与工业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命令控制型与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随规制强度增加呈倒“U”型趋势,但前者影响更大;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则与规制强度成反比。(2)短期内命令控制型与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调节效应灵活且相反,但后者幅度更大;长期内则有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呈持续正向调节。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综合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建立一个平衡、动态协调的环境规制混合系统的建议。     

经济增长、区域环境污染与环境规制有效性——基于京津冀地区的实证分析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属于市场失灵的一部分,需要政府采用环境规制工具对市场经济进行调整,但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和地区经济的影响又会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为了剔除该限制,检验环境规制的有效性,本文以京津冀13个城市面板数据为例,通过构建包含生态环境状况和经济水平的区域生态效率体系,分析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①与节能环保财政支出相比,环境不良企业监测对京津冀地区的区域生态效率起到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说明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改善程度依赖于规制工具的选择,并且惩罚型环境规制工具对于京津冀地区的区域生态效率提升更为明显;②环境不良企业监测存在门限效应,随着其强度的增加,对京津冀地区区域生态效率的改善逐渐提升;并且伴随其强度的增加,也会引起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对区域生态效率的负面影响逐渐降低。基于此,在污染较为严重的经济发达地区,采用严格的惩罚型环境规制工具,能够快速有效地提升该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但在区域生态环境改善趋势明显时,应采取激励型为主、惩罚型为辅的环境规制工具运用策略,从而有效地兼顾地区经济增长与生态效率改善,实现区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     

高强度的环境规制真能促进技术创新吗?——基于“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以往研究不论是否支持"波特假说",但一个政策共识都是需要加大环境规制强度,以此促进技术创新。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真是线性关系吗?为此,首先利用我国1992-2009年的面板数据分别从全国与地区层面判断我国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而利用非线性门槛面板模型实证研究我国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地区差异,"波特假说"在较落后的中西部地区难以支持,而在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则得到了很好的支持。这种地区差异主要是受到环境规制强度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和技术创新之间呈现"U"型关系,只有环境规制强度跨越特定门槛值时,"波特假说"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水平则存在双重门槛,GDP跨越的门槛值越高,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显著。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双门槛效应能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做出合理的解释。     

融资约束视角下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机理分析与广东数据检验

在深入分析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两者作用机理基础上,建立门槛回归模型,利用2011—2019年广东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数据,通过计量回归和门槛检验,得出研究结论：其一,企业融资约束对企业技术创新有负向影响,且存在单门槛效应,对于融资约束指数SA大于-3.352的企业,政府补贴对其创新的促进效果更显著;其二,政府补贴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但是对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的影响有差异,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更显著;其三,政府补贴不仅对企业技术创新有直接作用效应,也可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间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但是直接效应比间接效应更显著;其四,政府补贴并不是越多越好,存在单门槛效应,当补贴强度大于4.417%时,企业技术创新政策效果会显著减弱。     

CEO公共环保经历多样性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新发展阶段下如何驱动经济绿色转型与微观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成为实现生态文明以及建设科技创新强国的必由之路。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顺应了创新与绿色的新发展理念,如何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成为学界热议的研究话题,既有的研究对战略决策视角下高管可持续导向与战略驱动的绿色创新决策呈现出较大程度上的忽视。基于2007—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CEO公共环保经历多样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 CEO公共环保经历多样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地驱动效应,即CEO公共价值与环境保护价值导向的经历越丰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更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果依然成立;（2）传导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与环保投资在CEO公共环保经历多样性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产生部分中介效应,即公共环保经历通过利益相关方价值回应与资源配置两种路径改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3）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外部环境规制中的约束型政府规制与激励型政府规制分别在CEO公共环保经历多样性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分别产生替代效应与协同互补效应,且考虑政治关联,中央政治关联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