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人力资源是否有效促进了中国工业的绿色转型？基于环境规制的视角

当前,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迅速凸显,通过科技人力资源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本文基于Super-SBM系统分析中国工业行业绿色转型异质性结构,通过环境规制视角构建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探析了科技人力资源对于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工业绿色转型还有较大发展空间,粗放与集约发展并存,且存在显著异质性,其转型过程呈现明显波动特征。有趣的是,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对于工业绿色转型的作用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异质门槛效应：较低程度的环境规制水平并不利于科技人力资源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而随着产业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并超过“临界值”,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种不利影响,进而推动了科技人力资源正向促进效应。     

环境规制、清洁技术创新与中国工业绿色转型

随着工业化进程中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环境规制与清洁技术创新推动工业绿色转型成为重要发展方向。为此,本文基于行业视角,理论分析环境规制、清洁技术创新与工业绿色转型之间的关系,并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和交互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只有在环境规制低于一定门槛值时,才能促进工业绿色转型;（2）环境规制能够正向影响清洁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效果;（3）与污染型行业相比,环境规制与清洁技术创新的交互效应在清洁型行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果可为中国工业绿色转型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外部知识源化对制造业高质量结构转型的门槛机理研究：环境规制视角

创新驱动发展新优势实践下,针对制造业高质量结构转型路径以及动力来源多样化特征,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系统探究中国各行业制造业高质量结构转型异质性结构,并从环境规制视角构建外部知识源化对制造业高质量结构转型影响机理的面板门槛模型,探讨在不同行业环境规制异质效应下外部知识源化驱动高质量结构转型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当前制造业高质量结构转型整体水平较低,行业异质性显著。外部知识源化对于制造业高质量结构转型的作用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异质门槛效应：较低的环境规制水平显著推动了外部知识源化对高质量结构转型的作用,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并突破“临界值”,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外部知识源化的高质量结构转型效应,即外部知识源化与高质量结构转型呈先促进后抑制的非线性关系。     

创新活力对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门槛机理研究：环境规制视角

基于中国工业2009—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系统构建中国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将环境规制异质门槛纳入创新驱动工业高质量发展框架,考察不同区域环境规制门槛下创新活力对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当前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区域异质性显著,有趣的是,创新活力对于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异质门槛效应:较低的环境规制水平不利于激发创新活力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而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增强并超过临界值时,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激发创新活力的驱动效应,进而能提高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创新活力对区域绿色发展转型的门槛机理研究：人力资本视角

通过系统构建中国区域绿色发展转型指标体系将人力资本异质门槛纳入创新驱动绿色发展转型框架,考察不同区域人力资本门槛下创新活力对绿色发展转型的非线性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当前区域绿色发展转型并没有实现,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且区域异质性显著,创新活力对于区域绿色发展转型的作用存在显著的人力资本异质门槛效应,较低水平的人力资本并不利于促使区域创新活力驱动绿色发展转型,而随着地区人力资本积累的提高并突破"临界点",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增强区域创新活力的驱动效应,进而推动区域绿色发展转型.     

中国工业环境规制成本对科技创新的敏感性研究

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中国工业行业环境规制成本,发现工业环境规制成本存在显著的行业异质性,但其污染偏好性不显著。工业科技创新指标对其环境规制成本的面板回归结果表明,工业环境规制成本对科技创新的敏感性较强,但是对不同科技创新指标的敏感程度存在差异:企业科技活动增加、科技从业人员比重提高、企业专利数量增加都对降低环境规制成本起到积极作用;而新产品收入比重和研发经费投入比重对降低环境规制成本的作用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     

数字经济时代下智能化、科技人力资源与产业转型升级

智能化是数字经济时代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可靠手段。本文基于系统构建的智能化体系框架，测度了2010-2019年区域智能化水平，并将科技人力资源异质门槛纳入智能化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机理框架，通过构建非线性动态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探讨在不同地区科技人力资源异质门槛下智能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非线性影响。研究表明：区域智能化水平整体偏低，存在一定发展空间，且地区差异显著。智能化对产业转型升级作用呈现出显著的科技人力资源异质门槛效应，较低程度的科技人力资源显著抑制了产业转型升级，随着科技人力资源水平的提升并突破“临界值”，科技人力资源显著正向推动智能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即智能化与产业转型升级呈现U型关系。研究回答了数字经济时代如何有效利用科技人力资源实现智能化、帮助区域产业转型升级问题，为现有研究提供系统性参考借鉴。     

环境规制、工业集聚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基于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的分析

为推动我国工业绿色可持续发展，以长江经济带为对象，将环境规制与工业集聚同时纳入研究框架，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测算108个城市2003—2017年的工业绿色经济效率，探究环境规制、工业集聚与工业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区域空间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工业集聚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环境规制在工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发展的负向作用中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工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以环境规制为门槛的双重门槛效应，影响趋势随环境规制强度的加大呈现出负向影响逐渐减弱甚至由负转正的效果，且这种逆转效果在下游地区更为显著。由此，提出长江经济带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要引导工业合理布局和有序聚集，继续采取更严格的环境规制手段并注意配套结合，推动下游地区各类创新要素向中上游地区流动，以及在引进外资时提高环保准入门槛等发展建议。     

——基于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检验

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在测度长江经济带沿线102个城市2004-2018年绿色创新效率的基础上,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中介效应,并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综合考察环境规制在不同FDI发展水平下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102个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存在较大的空间非均衡性,长江上游和长江中游的绿色创新效率基本保持稳定,长江下游的平均绿色创新效率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2)加强环境规制,对于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政府加强环境规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限制污染型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从而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进一步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效率。(3)在不同FDI发展区间内,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方向并不相同,存在双门槛效应,跨过第一门槛值8.293后,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由促进作用变为抑制作用,跨过第二门槛值11.695后,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又再次变为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政策对中国重污染工业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环境规制政策是中国重污染行业经济转型升级,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提升环境绩效的有效手段,但是环境规制政策如何影响中国重污染行业的技术创新水平,以及环境规制政策对工业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否存在行业动态差异,都尚待深入研究。因此,文章基于2004—2015年中国38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遵循2008年中国生态环境部颁布的《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将工业行业分为处理组和控制组,使用连续性DID方法和S-GMM方法,估计环境规制政策对中国重污染行业的技术创新影响机理和动态影响。研究显示：首先,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并不能显著的促进重污染行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可是研发投入的增加和资本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明显促进了重污染行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改善。第二,尽管外商直接投资存在市场准入和投资比例等限制,可是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在一定程度推动中国工业行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第三,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对工业行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但是,传统化石能源的消费结构占比对工业行业技术创新有明显的阻碍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有关部门应该稳步有序推进重污染行业能源消费结构改革,提升我国传统重污染行业能源消费的效率,加快工业行业的产业结构升级,推动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     

环境规制、FDI与“污染避难所”效应--中国工业行业异质性视角的经验分析

围绕中国是否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学者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但尚未形成一致性的研究结论。基于2005-2010年中国37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是否会影响FDI流入进行了实证检验。主要结论有：一是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引进外资具有一定的负向效应,且在考虑企业规模、市场化水平、行业利润等其他因素时,这种效应更为明显,即“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我国工业行业层面得到了验证;二是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具有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在技术密集度较低、环境污染程度较高、R&D强度较低、垄断水平较低的行业,环境规制对FDI的抑制作用会更加显著。     

环境规制工具、区域差异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系统GMM和动态门槛的中国省级数据分析

本文利用2007-2016中国工业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系统GMM和动态门槛模型,验证了直接管制型、经济激励型、公众参与型等环境规制工具对不同地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和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针对不同地区,各种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对东部地区而言,经济激励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一阶滞后效应和双门槛效应,直接管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对中部地区而言,直接管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一阶滞后效应和单门槛效应,经济激励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对西部地区而言,直接管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一阶滞后效应和双门槛效应,经济激励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也不显著。同时,公众参与对各地区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均不显著。     

环境规制、产业集聚与贸易绿色技术溢出门槛效应研究

利用我国30个省份2008~2017年的数据,构建Super-SBM模型测度各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而利用门槛面板模型,以环境规制和产业集聚为门槛变量,实证研究贸易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溢出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1)从效率值来看,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增长迅速,但区域发展“不平衡性”严重,东部地区的效率值遥遥领先于中西部地区；(2)从门槛结果来看,贸易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溢出显著存在环境规制、产业集聚的“双门槛”效应；(3)从作用机制来看,环境规制下的贸易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U”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溢出的“挤出效应”逐步转为“激励效应”,影响由负变正且作用逐渐增大；产业集聚下的贸易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N”型关系,仅当产业集聚水平跨过第二门槛时,影响显著为正；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表现为显著的直接推动作用和间接门槛作用,产业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仅表现为间接门槛作用。     

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与能源强度——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实证分析

基于核密度函数模型描绘我国制造业能源强度的动态演变规律和行业异质性,从行业环境规制视角构建绿色技术创新对能源强度的非线性门槛模型,探讨行业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和时序变化,进而利用各因素多个分位数全面分析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样本期间我国制造业能源强度整体发展较为收敛,行业差距有扩大趋势;能源相对价格、技术改造和人力资本水平与能源强度显著负相关;企业规模和技术引进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能源强度降低;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促进绿色技术创新降低能源强度,但受限于行业低环境规制（ER≤0.101）和中环境规制（0.101＜ER≤2.160）区间;环境规制存在行业异质性,不同年份同一行业也有较大差异;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门限回归夸大了企业规模对能源强度的正向影响,且高人力资本才能显著降低能源强度,低人力资本反之。     

环境规制是否影响了中国工业R&D创新效率

采用超越对数型随机前沿模型,在考虑企业规模、所有制结构等因素的情况下,实证分析了2004-2010年间环境规制强度对中国工业行业R&D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行业差异。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工业行业R&D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行业异质性;虽然,环境规制强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业行业R&D创新效率提升,但环境规制强度与R&D创新效率呈现倒"U"型关系,即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行业R&D创新效率提升有"度"的限制,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过一定水平时,反而不利于工业行业R&D创新效率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行业R&D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性,在技术密集度较高,环境污染程度较小和R&D强度较高的行业中,环境规制对R&D创新效率促进作用会更加显著。     

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检验

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度长江经济带沿线102个城市2004-2018年绿色创新效率,构建中介模型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规制对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影响下的中介效应,并基于门槛回归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在不同FDI发展水平下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存在空间非均衡性;加强环境规制对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FDI在其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FDI存在双门槛效应,呈现"N形"非线性关系.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关联研究 ——基于“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为检视不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有效性,本文采用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分析了四类环境规制工具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对“波特假说”的中国实践进行了再检验。研究发现,与环境行政处罚、地区环境政策法规相比,排污费征缴、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更有助于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反映出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选取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性。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排污费征缴和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均可通过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来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但是四类环境规制工具的效果随着各自强度提升呈现出差异化特点,排污费征缴、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由负变正、由不显著变显著,环境行政处罚随着强度提高却更加阻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而无论地区环境政策法规的强度如何,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不显著。     

外部知识源化、知识积累与中国工业绿色增长——动态异质门槛效应研究

针对开放式创新驱动与绿色发展融合下工业绿色增长路径及动力来源多元化特征，基于中国工业2009-2015省际面板数据，通过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测算环境和能源约束下的工业绿色增长结构，并采用改进的动态门槛回归模型，从地区知识积累视角系统探究外部知识源化路径驱动工业绿色增长机制的知识积累动态门槛效应及其时空异质性。研究表明：中国工业绿色增长整体水平较低，地区异质性显著；总体上，外部知识源化对工业绿色增长起到了正向作用，但其存在显著的知识积累异质门槛特征：知识积累一旦突破了临界规模，外部知识源化路径驱动工业绿色增长的正向效应则呈现减弱，且知识积累门槛时空分布存在较大差异。     

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的门槛效应分析

基于2015—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本文运用熵值法对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进而分析了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下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另外，进一步设定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发现，当以命令控制型和费用型环境规制作为门槛，随着其加强，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程度提升。当以投资型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并跨过门槛时，数字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降低。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与环境规制的类型密切相关，意味着数字经济发展的支持政策需要与严格且恰当设计的环境规制相结合才能有效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     

产业结构、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效应研究——基于广东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政策协同的视角,利用2006—2019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产业结构与环境规制的绿色发展效应、区域异质性和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显著增强广东全域和珠三角地区绿色发展水平,但沿海经济带和北部生态区尚不见明显的促进作用；环境规制不仅直接影响绿色发展,还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绿色发展的关系存在差异化的调节效应,即沿海经济带与北部生态区环境规制促进了产业结构对绿色发展的正向影响,但在珠三角地区则相反；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的关系存在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为门槛变量的单一门槛,当产业结构处于低水平提升阶段,适度的环境标准有利于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当产业结构处于高水平提升阶段,绿色发展水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而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