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国家权力状况与现代化运动

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在排斥宗教势力、民族国家的中央集权加强的情况下，在统一的中央政权领导下展开的。而晚清的现代化运动恰好相反。它是随着地方势力的扩大，在地方势力的主导下展开的。这种由地方主导的现代化运动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到国家政权的稳定和统一，其相互作用的结果对中近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论传统中国国家内部的两大“权威系统”

中国在10世纪之后形成一个统一的帝国,在中国国家内部出现两大层次分明、又相互包容的势力系统,一是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国家政权势力,一是具有实际操控力的地方管辖势力。无论是以联盟为基础的夏商周时代,还是秦汉之后的中央集权时代,地方上的权威势力一直并未真正被中央政权统摄。在具体事务方面,中央和地方两大系统各司其职,除非常时期外,互不侵犯。夏商周时代地方上的宗族血亲势力一直延续到秦汉及以后的朝代,代表普遍性利益和普遍性原则的中央政权非但没能消灭地方势力,为了减少统治成本还积极利用地方血缘宗亲势力这一"政治资源"。而地方权威或势力集团为了争取到国家政权的更多支持,或者是为了谋求更多的"合法"地位,也需要"联合"中央政权,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央权威保持一致。     

从汉冶萍公司的历史发展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汉冶萍公司是中国现代化的产物,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从现代化的历史发展来看,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都是在民族国家形成、中央集权加强的过程中,在具有现代化意识的领导群体的主导下,自上而下完成的。中国的现代化却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中,由地方官员主导开始的。这样的现代化没有国家的整体布局和宏观指导,人为因素太强,因此,不仅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反而加强了地方的实力和与中央政府的离心力,为后来的地方分裂和军阀割据提供了条件。     

国民政府时期新地方精英阶层的形成

明清时期，士绅在地方公益，治安保卫，教育教化，民事调解等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将政权体制向农村社会深入，任用在籍离职官员和清末以来地方自治机关中的新官绅担任公职，因此而形成了新的地方精英阶层。新地方精英依托国家行政参与和主导地方公共事务。同时也构成一种超越国家行政的社会势力。     

烟毒回潮:20世纪30年代前期财税失序对禁烟运动的冲击

1928年末开始的禁烟运动,在中原大战开始前获得了初期成果。但由于各地军阀割据和外国势力干预,禁烟运动逐渐流于表面化,反复倾向明显。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由于南京政权和地方割据势力间的对抗而导致的财税失序的背景下,鸦片成为新军阀筹集军费的重要财源,从中央到地方,纷纷强征鸦片税,保护鸦片运销和吸食以充军饷。即便是处于南京政权控制下的苏浙皖等省,也不能截断鸦片原料供给和无法阻止租界走私。禁烟运动反复导致长江沿岸各大城市烟毒泛滥成灾,鸦片和毒品的巨大利益也成为各种政治势力争夺的对象,成为社会动荡和战乱的重要根源。     

民国初期海南基层社会治理述论

民国初期,南北军阀之间及南方军阀内部的利益角逐,使得广东地方政府极为动荡。受其影响,海南地方政权为军阀所掌控。在海南,国家政权＂内卷化＂的迹象并没有产生,明清时期建立的＂文化网络＂之下＂保护型＂的基层政权被军阀主导下＂赢利型＂的基层治理所取代。     

军事管制与建国初期我国城市政权建构

军事化治理模式是摆脱殖民主义统治的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实现社会转型时常采用的一种国家治理形式。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高举民主建国的旗帜,设立人民代议机关,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但在革命势力没有巩固的地区,中国共产党依靠军队的社会整合作用,实施军事管制,建立地方政权。在城市政权建构中,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过渡性的政权机构——军事管制委员会,它集军事职能和国家管理职能于一身,既打碎城市反动统治阶级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新的国家机器,又执行经济社会管理职能,推动城市社会发展。军事管制的实施没有妨害人民民主的实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兴起使城市政权建设进入常态发展轨道。     

浅析日本现代化的特点

日本是第一个非基督教文化圈外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在日本的发展过程中,就呈现后现代化国家的一般特点。这些特点是:变革的压力来自外部;变革由社会精英推动;变革由国家政权主导。     

从蒙古军政府到蒙古自治邦——“蒙疆政权”的形成与消亡

本文从20世纪30年代的内蒙古自治运动和日本对华侵略、准备对苏作战的双重视角考察蒙疆政权的形成、发展和消亡过程。本文认为：蒙疆政权出现的背景是国内民族矛盾激化以及蒙古自治运动的爆发,但是这种内部纷争由于日本关东军这一外部势力的介入而进一步恶化,使得一部分蒙古族势力走向民族分裂的道路。当时的日本军支持德王建立蒙疆政府并不是真心帮助“蒙古独立建国”,而是出于自身的战略目的。德王建立“大蒙古国”的目标并没有实现。蒙疆政权可以说是一个带有蒙古族色彩,掺杂有国内民族问题,而为日本军部所掌控的亲日地方政权。     

略论孙吴的社会矛盾及其表现

三国吴国内部的社会矛盾最复杂,概括起来有三种：一是地方宗部势力同官僚世家大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集中在前期,表现为地方宗部势力对孙氏集团的抵制;二是山越等少数族同官僚世家大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中期最突出,表现为山越等少数族对孙吴政权的反抗;三是农民同官僚世家大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后期最明显,表现为农民针对孙吴地方政权乃至中央政权的大规模暴动。     

战国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研究

战国时期，随着以郡统县的行政管理体制在各国的普遍推行，各诸侯国国君通过郡、县地方行政区及乡、亭、里等基层地域组织，自上而下形成了一个有序的统治网络，层层控制着整个国家。新的官僚制度的建立，便利了国君对地方官员的任免、选拔与考核权的掌握。中央对地方的视察制度的建立，具有考核地方民政、选拔人才并对施政方针征求意见等作用。与此同时，行县之制在加强中央、各级政权与基层之间的政治联系，加强中央王朝对地方的行政管辖方面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监察制度的初步建立则是封建王朝加强专制统治的重要表现。国君对立法与司法权的垄断，是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必然要求。户口的登记和赋役的摊派，内史、少府等国家财政机构的创设，标志着新型分立的单一制国家对地方经济的控制得到空前加强。发兵用符制度的建立，使得中央及地方军队的调遣权全部集中于国君一人之手。     

蒋廷黻“新式独裁”主张归因再论

"独裁与民主"之争为20世纪30年代发生于思想领域的一次主要论争。有关蒋廷黻提出"新式独裁"论之缘由为时人乃至后人试图解读之迷思。历史地看,蒋廷黻新式独裁论的出台并非是曲意逢迎当道,亦非对中国民主试验所产生的幻灭感或缺乏真诚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信仰使然,而实在于其对国家统一与现代化的诉求、深厚独特的美国知识背景以及由此决定的思维模式诸因素所致。     

英中两国现代化之路比较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工业化和最早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它的发展与进步对世界上其他国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也是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在英国的影响之下走上现代化之路的。虽然中国和英国在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但是两国走的都是最终将把人类带向发展和进步的现代化文明之路。     

联邦主义与欧洲一体化

联邦主义作为一种具有悠久思想渊源的政治一体化理论 ,主张一体化实行联邦制形式 ,通过制定一部联邦宪法和建立超国家性的机构框架 ,实现中央机构和地方机构的权力制衡 ,以便维持国家或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它极力倡导欧洲的政治联合向超国家的欧洲联邦或欧洲合众国迈进。联邦主义的思想主张在战后欧洲一体化实践中进行了许多尝试 ,虽然其实质性进展并不突出 ,但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三次康藏纠纷再研究

1930年6月,西康甘孜县发生了大金寺和白利乡争夺庙产的事件,随即演变成第三次康藏纠纷,直到1940年才完全解决。它与当时西康地区发生的格桑泽仁事件、诺那事件、甘孜事件以及班禅返藏事件、西康正式建省等重大政治事件都有着密切关联,并对1930年代乃至以后的川、康、藏局势及国民政府的国家统一运动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现代化进程中的知识与权力

知识与权力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张力 ,二者既彼此渗透 ,又相互冲突。知识范畴的演变始终与权力不可分。现代化进程既加深了权力对知识的依赖 ,又削弱了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决定性作用。西方国家经过现代化进程中知识与权力的激烈冲突后 ,逐步确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处理知识与权力关系的体系 ,但是其技术理性霸权又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知识与权力的真正关系 ,阻碍了知识与权力的良性互动。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经过了反复的曲折与调整 ,反映了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知识与权力关系的极端复杂性。     

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探索

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探索中，孙中山，邓小平三人主要思想各有所侧重，具体来讲，孙中山的主要思想是均权思想，毛泽东则是扩大一点地方权力，发挥中央和地方积极性，邓小平则是权力下放，中央必须有权威，三人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正确处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建设强大的国家，其中邓小平的思想是对毛泽东的继承和发展，毛、邓二人的思想与中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和计划经济密切相关，三人之中，由于孙中山的构想带有理想化色彩，加之当时孙大权旁落，未能付诸实践，而毛泽东主要靠非制度化手段来实现其思想，邓小平则是通过制度化手段来实现其思想的。     

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近代中国妇女运动的历史向人们揭示,妇女运动是作为人们改变社会现状的重要手段而兴起的。其在发展过程中,往往与传统社会中的群体利益、行为规范、思想意识等方面发生冲突。经过激烈斗争,取得直接的或是间接的成果。其成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某种程度的改善与提高,两性关系的错位逐步得到纠正,性别群体利益不断得到调整。二是妇女运动在整个社会产生了强大的冲击波,对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发生着重大影响,使人们逐步接受某些新事物,产生某种新共识。妇女运动的影响,往往从局部展开,由点向面扩散,从量变发展到质变。这是一个社会重新整合的过程,也是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     

华侨与侨乡的现代化历程——以泉州为例

华侨被公认在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中有过卓越贡献,在侨乡泉州,这种贡献尤其明显,甚至是侨乡现代化的绝对主力。但是现代化的社会转型并不只是发展,近代中国在现代化中面临的困境在侨乡以特有的方式被缓和、消解,比如部分抵抗了近代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及保留了传统文化的权力网络。华侨对现代化的理解也与知识精英阶层有所不同,不宜对华侨对侨乡的现代化影响有想当然的过高估计。     

甲午战争前后严复的日本观

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的事实,并不能说服严复去肯定明治时期的日本已经步入近代文明的行列,从而成为中国师法的榜样。他是用文明的标准来衡量中、日两国的进化过程,中国的近代化成果虽然不如日本,但那是因为中国自身问题造成的,而日本的维新本身也有问题,未必尽符合他的文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