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我国不动产物权变动的选择模式——以效率与安全为视角

不动产物权变动是物权法的重大问题,当今世界各国存在三种立法模式,它们各有利弊.我国理论界对不动产物权变动存在采取登记对抗主义与登记要件主义的争论.不动产物权变动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实现物权变动既安全又效率地进行,而对不动产物权的变动采取登记要件主义为原则、登记对抗主义为例外的模式,符合物权变动安全与效率的要求.     

不动产登记效力探析

登记作为不动产物权的公示方式已有很久的历史，它起源于近代抵押权与破产法上的登记制度，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不动产登记采登记生效主义，不利于交易安全的保护和公平正义价值的实现。从交易安全和公平的角度，应采登记对抗主义。     

论准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登记对抗主义

针对准不动产物权变动登记优先性和交付优先性日益激烈的争议,通过对登记对抗主义建立的立法目的、实现机制的分析,肯定登记对抗的否认权性质,进而对登记对抗主义在准不动产物权变动中遇到的焦点问题进行探讨,批驳登记说和交付说的弊端,提出我国对准不动产物权变动应采取意思主义的立场.     

论交付占有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地位——兼对《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之检视

《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采用＂登记生效主义＂的不动产物权变动规则忽略了占有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法律地位,既不符合现实不动产交易的需求,也与其他法律法规存在矛盾与冲突,给司法实践中如何适用不动产物权变动规则带来困扰。物权公示与物权变动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其属性完全不同;交付占有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方式符合安全、效率、公平的价值;从相关立法规范考察,我国法律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以及外国不动产物权变动立法都赋予了交付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物权法应明确交付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法律效果,交付要件主义加登记对抗主义的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应是我国立法和司法的理想选择。     

论未经登记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

不动产物权登记为物权公示原则的体现，而合同的效力则属合同法合同效力的问题，两者既有严格的区别，但又有密切的联系，物权变动只是物权公示和物权公信问题，而非决定不动产物权的合同效力，合同效力则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履行批准，登记等手续的，则采用不动产交付和转移效力认定的登记生效主义和登记对抗主义。     

现行不动产登记效力的反思

现行中国不动产登记采登记要件主义，且将登记作为部分债权合同的生效要件，加之登记机关的分散和登记信息资料的保密使不动产登记效力的价值目标无法实现。笔者主张区分物权变动的原因，对因市场交易引起的物权变动，采登记对抗主义辅之善意取得制度；对因非市场交易引起的物权变动则纳^适用除外，并建议统一登记机关和建立信息公开制度。     

实现不动产登记规则的“一元主义”——登记生效主义

我国《物权法》对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效力,采取了登记生效和登记对抗相结合的原则,同时在不动产物权变动公示效力上,采取了登记生效主义为原则、登记对抗主义为例外的折中模式。本文通过对登记生效主义及登记对抗主义的制度价值及其效力方面的评析,指出了登记对抗主义制度的不严谨性,提出了目前我国不动产物权变动公示效力的不足之处,并结合两份著名学者立法建议稿的相关规定,提出将来我国物权法中不动产物权变动应统一采取登记生效主义的建议。     

浅议动产抵押权登记对抗主义的不合理性

动产抵押的制度价值在于既能发挥动产的融资功能,又可以保障抵押权人债权的安全.然而,该制度中登记对抗主义的采用,使未登记抵押权的物权属性受到置疑,未登记抵押权的权利人的权利失去了保障,给抵押制度造成了体系上的冲突.从动产抵押在罗马法的兴衰亦可见登记对抗主义的不合理性.     

试论我国的物权行为制度——结合我国新物权法

我国物权立法是否采用物权行为制度不应仅受制于理论的逻辑,尚需应有实用的考虑。基于此,新物权法在借鉴各国立法例的基础上,采纳了物权行为理论的区分原则,但并未完全采用德国法上的物权行为理论。在物权变动上,不仅需要作为物权变动原因的合同债权行为,还需要交付或登记的结合,即所谓的债权形式主义立法例。同时考虑到特殊性,例外采用意思主义,以登记或交付作为对抗要件。从总体上着眼,这种立法是比较符合我国国情的。     

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变动公示制度重构

同时采用三种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严重削弱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属性,影响交易安全。因此,必须从彰显公示与公信原则,维护交易安全角度出发,确立统一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要件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统一的物权登记机关,完善物权错误登记救济制度。     

《合同法》中登记效力研究

关于登记效力的问题,一直是大家争论的焦点,在世界各国的立法中,不同的国家其观点也不一致.文章根据世界各国有关登记制度的法律性质,分析了我国<合同法>中有关批准、登记的法律效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物权登记与合同效力之间的关系.     

隐私权与新闻自由

隐私权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中的一项基本权利,已经得到各国法律的广泛承认与保护,但我国民事立法领域却没有对其进行系统、详细的规定.当前新闻传播越来越自由,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冲突不可避免.本文分析了隐私权和新闻自由的相互关系以及二者产生冲突的原因,借鉴国际上保护和协调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立法和实践,对如何完善我国相关立法提出了一些可行性建议.     

关于我国不动产登记行为性质之探讨

基于保障意志自由、完善民法体系、更大范围解释物权变动现象等理由,应该承认我国立法上采取了独立的物权行为。在这一背景下,登记不仅仅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而且是包含物权合意的物权行为的生效要件,是一事实行为。     

论公民私有财产权保障的宪政价值

对私有财产权的保障,促进了西方国家宪法和宪政制度的完善。我国现行宪法基本上确立了完整的私有财产权保护体系。私有财产权的保障体现民主自由与个人独立,促进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更重要的是,它是建立现代法治和宪政制度的基石。     

动产抵押权登记对抗效力论

就物权的公示方法看,《物权法》新亮点之一当属就动产抵押一体采登记对抗主义的立法例,一改《担保法》时期对动产抵押登记效力的两分法——部分为登记生效,部分为登记对抗。动产抵押制度之设立乃是为了适应工商业和农业资金融通以及动产用益的需求。动产抵押克服了传统民法中动产质权所存在的必须移转动产占有而致标的物之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发生冲突之局限。本文拟从动产抵押权登记对抗立法之价值、对抗与对抗力之意义和第三人范围等三方面就《物权法》"动产抵押登记对抗效力"规定的适用作一粗浅的探讨。     

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初探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传统知识的价值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并日益得到广泛利用,因而拥有传统知识的社区、民族和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要求法律保护传统知识的呼声越来越高。然而,大多数传统知识产生的年代久远、属于集体创造和口头传播,很难利用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予以保护。因此,有必要在分析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保护传统知识的实践与局限性基础上,探索其他的法律保护形式,并结合我国对传统知识保护的现状,提出相应的对策。     

论物权法中的预告登记制度

不动产预告登记制度在我国《物权法》中首次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确立下来,其旨在保全以不动产物权变动为目的的债权请求权,赋予该请求权物权的排他效力。试图以德国、日本等国家的预告登记制度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以揭示预告登记的性质、效力及失效等问题,并就此提出构建我国预告登记制度的一些建议。     

从“无处分权”角度谈不动产物权的善意取得

由于对善意取得适用范围的不同理解,传统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大多已遭质疑,因从“出让人无处分权为处分行为”这一唯一尚为定论的要件入手,用处分权理论分析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问题,认为,不动产物权由于登记的公示效力,对善意第三人构成有权处分,不宜适用善意取得．不动产登记公信力制度基本涵盖了善意取得制度的所有功能,且更具操作性,因而特别规定不动产善意取得实为立法之重复．     

婚姻：自治与强制的博弈

结婚和离婚都是非常私人化的行为,在彰显公民权利的今天,国家公权力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不适当地限制了公民这一权利的自由行使。如何制约不适当的公权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论我国物权变动模式的选择

物权变动是物权法的核心问题，其中，我国的物权变动模式应如何选择更是讨论的焦点。因为这一选择的过程，是以一系列理论难题的解决为前提的，即我国要不要承认物权行为，是否应当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登记和交付这样的公示行为是物权变动的对抗要件还是成立要件等。通过对现有的三种模式进行比较，对以上理论难点逐一分析得出适合我国的物权变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