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对我国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的启示

2021年,我国正式建立了第一批国家公园,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建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然而,我国国家公园基本上在已有自然保护地的基础上建立,仍存在治理模式单一、社区参与度较低、保护与发展矛盾较为突出等问题。“人与生物圈”计划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保护的第一个旗舰项目,世界生物圈保护区是该计划的重要实施平台,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社区可持续发展、管理治理模式探索、定期评估等方面积累了大量有益经验。文章系统总结了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理论和实践,并结合我国国家公园实际情况提出加强传统文化融合运用、提高社区参与、探索多元治理、推进可持续发展、规范综合评估等方面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管理提供参考与借鉴。     

柳州生态城市建设初探

生态城市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AB)"计划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是城市发展的最高形式.生态市是在市域时空尺度下,技术与自然、社会充分融合,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得到最大的发挥,人民的身心健康和环境质量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物质、能量和信息高效利用,生态良性循环.生态市建设是一个渐进、有序的系统发育和功能完善过程.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主要成绩、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建议

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基本实现了生物多样性的全方位系统保护。目前,生物多样性保护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被纳入国家的顶层设计,相关法规制度逐步完善,科学研究取得重大突破。通过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修复重大工程,建立自然保护地体系,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等措施,我国重要生态系统和珍稀濒危物种得到了有效保护,社会参与和公众意识得到明显提升。此外,通过缔结多项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国际公约和协定,以及倡议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等举措,我国完成了从重要参与者向积极贡献者的履约角色转变。然而,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也存在一些有待解决和加强的问题,如:资金投入机制单一,数据整合程度不够,对海洋等生态系统的保护投入不足,以及追求数量目标而忽视生态系统结构和完整性等。未来,应转变保护策略,强化顶层设计;加强公约间协同增效,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国土空间规划和环境污染治理等相结合;从追求数量目标转为提升质量,加大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野生动物遗传资源库和野外台站建设力度,加强外来入侵生物和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研究;搭建大数据平台,推动生物多样性信息共享和深度挖掘,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物种基因宝库 奇趣探险胜地 “人与生物圈计划”23个新保护区览胜

在今年的"人与生物圈计划"会议上,18个国家的23个新保护区被列入"人与生物圈计划"全球网络,萨尔瓦多、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各自拥有了自己的首批保护区。但是,德国的Bayerischer Wald保护区被除名,因为它不再符合1995年通过的标准。至此,"人与生物圈计划"网络将在105个国家拥有共计529个保护区。对科学家来说,生物圈保护区是绝好的科研试验室;对普通人来说,生物圈保护区则是绝美的旅游地,充满野性,天然去雕琢,提供了与普通的旅游地全然不同的另类体验。     

蒋高明：情系生态学

蒋高明教授1964年9月16日出生于山东平邑县。1995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导师为侯学煜院士、张新时院士，侯先生为中国近代植物生态学创始人。现任中国科学院首席研究员、植物研究所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城市组委员、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国植物学会植物生态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植物生态学报》常务编委、《生态学报》编委、《植物学通报》副主编、《生命世界》编委、北京知识银行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植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学位委员会委员、计划与科研财务处咨询委员、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生物分中心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多伦农牧交错区恢复生态学定位研究站学术召集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召开第六届国际协调理事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与生物圈”计划,是由各国政府及非官方国际组织间合作进行的一项生态学研究计划。其目的是通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共同努力,研究生物圈及其不同区域的结构与功能,系统观察研究人为活动引起的生物圈及其资源的变化以及对人类本身带来的影响,为合理利用与保护生物圈资源,改善全球人与环境的关系,提供理论依据。 该计划自开展以来,已有八年的历史,目前已由确定目标,制定计划阶段转入广泛开展工作阶段。据统计,现在已有九十四个国家成立了“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进行了十四个课题     

德国生物圈保护区发展经验及对中国的建议

德国将生物圈保护区融入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了一个模范的生物圈保护区体系，成为维护国家生态系统稳定、探索资源可持续利用、创新社会发展模式、繁荣地方经济及开展人-地关系综合研究的重要平台。德国的经验体现在：具有深厚的自然保护地建设历史积累；官方及民间深刻理解认识到“人与生物圈计划”（MAB）的理念及生物圈保护区价值，并重视相关传播普及工作；国家及地方从政治法律、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方面支持有力；充分体现生物圈保护区的示范价值；在生物圈保护区的申报和阶段性评估中有所创新。基于德国的经验，建议中国有关部门：提升MAB及其生物圈保护区的公众认知度；强化国家支持力度，推动生物圈保护区“中国模式”的打造；推动生物圈保护区被纳入新时期自然保护地法制化体系进程；制定申报和阶段性评估的国家标准；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共同打造不同国家间差异化的生物圈保护区发展模式，以有助于开创MAB发展新局面，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生态旅游与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1 前言 经济发展,资源利用以及环境保护所构成的矛盾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所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无疑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条可行的出路,而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的形成和实施则是持续发展赖以实现的基础,同时也标志着国际自然保护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与前一时期的自然保护实践相比,生物多样性保护计划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生物多样性保护明确地将保护目标划分为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三个层次(McNeely等,1992;WRI等,1993),使自然资源保护的目标明确化、     

欧盟Natura 2000自然保护地网络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欧盟Natura 2000自然保护地网络覆盖欧盟近19%的陆地与10%的海洋,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提升区域社会经济福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誉为全球最成功的跨国自然保护地网络。其成功经验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1）通过区域性生物多样性保护立法,促进成员国依法履约、推动自然保护地网络建设;（2）在欧盟决议流程基础上,建立了多元主体全过程参与的决策执行机制,提升了决策的科学性和多方参与的积极性;（3）基于全域视角推动战略规划,提高了保护地网络的连通性和空间布局的合理性;（4）统筹区域发展目标,开发多元资金渠道,以资金申请考核制度促进保护地管理计划的科学制定与有效执行;（5）标准化记录保护地数据并公开共享,助力科学研究及管理模式创新。这些经验对全球生物多样性合作治理路径和模式的选择、中国引领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战略和政策的制定、中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和优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人间仙境梵净山

正巍巍武陵,最美梵净山。它是武陵山脉的一颗璀璨明珠,也是贵州最独特的一个地标。这座黔东灵山有很多头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国十大避暑名山、中国著名的弥勒菩萨道场以及联合国"人与生物圈保护网"成员。它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美,声名远播。前不久,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梵净山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53处世界遗产。     

德国“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化战略及对中国的启示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德国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与生物圈计划”（ MAB）及其主要抓手——生物圈保护区作为一条参与全球治理的途径。德国的举措包括：阐明该国有关MAB国际化的立场,即着重发展伙伴关系、强调对外发展援助具有实效性,以及确保行动路线清晰并具有可操作性;建立联邦多机构协同机制,集聚外交、财政、智力和技术等资源支持他国生物圈保护区的发展;面向全球,尤其是优先关注非洲。德国的案例显示,该国利用MAB参与全球治理的动力来自MAB自身所具有的机制上的灵活性,以及MAB核心使命符合并便于统筹该国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基于德国的经验,同时考虑中国当前在国际合作领域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建议中国有关部门：深入认识MAB在品牌、议题和机制上的优势;将MAB纳入国家对外发展战略和行动计划,并动员国家多部门的力量,尤其是协调相关政府部门与中国科学院共同领导中国MAB国际化事业,并积极促成涵盖政策制定者、科学研究者、金融提供者和民生服务者等多方力量支撑机制的形成;充分发挥MAB在中国长期发展中积累的科技优势的示范和引领作用;深化中德两国在MAB领域面向未来的国际合作。从长远上来看,中国MAB的国际化战略宜以生态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帮助凝聚全球共识,并借助MAB这一广泛且具有灵活性的平台加强南北合作及南南合作,为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治理共性议题作出贡献;而且在中国当前面临的充满巨大挑战的国际环境下,还可通过加强面向欧洲等区域的合作,协助打开中国国际合作新局面,进一步支撑国家整体外交。     

长期监测与创新研究阐明森林生态系统功能形成过程与机理

创新是引领学科发展的动力源泉。在中科院、国家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广东省的长期支持下,中科院华南植物园鼎湖山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以下简称"鼎湖山站")以长期监测与创新研究为手段,发现成熟森林土壤持续积累有机碳现象,从宏观到微观的不同尺度阐明森林土壤积累有机碳的机理及其驱动机制,引领森林生态系统碳氮水循环过程及其耦合对环境变化的响应与适应规律的研究,推动生态系统非平衡理论的建立;科学量化了全国森林生态系统碳汇现状与潜力,为国家环境外交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支撑;提出森林与产水量的全球模式并精确给出了控制产水量气候与流域特征参数的临界值,为"森林与产水量"关系的争论提供了新的阐释;发现常绿阔叶林群落适应气候变化在过去30年向灌丛化方向演替并阐明其受主要环境因子影响的机理。研究成果为森林固碳与水资源效应的科学评估、自然保护区和生态环境建设的国家需求提供了理论支撑。鼎湖山站成为国内外无可替代的野外科技支撑平台和国际著名的森林生态系统科学研究基地,也是中科院和广东地区生态学人才培养基地。     

国家历史身份的载体:中国世界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与挑战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世界遗产公约》之后,世界遗产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资源保护、文明间对话、国际治理和文化表达的重要平台。世界遗产保护的基本目标也从自然和文化资源的保护,扩展为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世界遗产的平台上表达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表达对文明发展的认知,表达自己国家和民族对人类整体文明的贡献,也已成为各个《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关注的问题。中国自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以来,在世界遗产的申报、保护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仍需要制定一个清晰的世界遗产申报和保护战略,更为系统地展现中国文明对于世界的影响,展现和保护中国文化的多样性、文明成就和自然资源,并通过世界遗产这个全球性平台,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对话与交流,促进世界可持续的和平发展。     

论缔约方科学机构在履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的作用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旨在确保濒危野生动植物的生存免受国际贸易的威胁，是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最有力的国际公约之一。作为缔约方履约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机构肩负着确保国际野生动植物贸易满足公约可持续性、合法性及可追溯性要求的责任。科学机构的工作范围广、涉及领域多，包括：组织开展动植物种科学研究，掌握物种基础科学信息，了解公约贸易政策，为野生动植物进出口贸易提供科学咨询，熟悉公约谈判规则，参与国家履约谈判，开展履约科普宣传，提高全社会的野生动植物保护意识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简称“国家濒科委”）作为我国的CITES科学机构，自成立以来，依托中国科学院，依靠广大科学家，与相关部门密切合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绩，得到国内外的高度评价。目前，面对履约新形势，国家濒科委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需要在物种科学研究、促进领域协作、深化履约合作、专家智库建设、信息平台建设等方面得到进一步提升，以期为全球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作出更大贡献。     

我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进展、问题与对策建议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点改革任务,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公园体制在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地位。为了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公园体制方案,2015年起,我国陆续在10个试点区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文章是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对试点区取得的进展进行了初步评估。结果显示,我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在保护地整合、国家公园立法、日常管理制度、集体土地的用途管制和社区发展机制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积累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但由于试点承担着综合配套改革重任,同时受现行法律法规、管理体制、人才和科技支撑能力等制约,各试点区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跨行政区管理机制、多元化资金保障机制、特许经营和协议保护制度等方面体制试点进展滞后。未来国家公园体制构建,一方面要进一步推动试点方案中未完成各项改革任务的落实,破解各方面制约;另一方面,为了建立健全体制机制,需启动相关配套改革,包括推动自然保护地体系优化和制度创新,开展自然保护地和国家公园立法,构建国家公园全民共建共享、多元共治、品牌增值和科学决策机制与治理体系。     

国际金融的全球治理与中国贡献

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没有亘古不变的所谓"普世标准"或最佳模式。中国金融深度参与、协调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既是中国有所作为、谋求更好外部发展环境的客观需要,也是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因时而变、寻求更优发展路径的必然趋势。中华文化的哲学基础、中国对外的发展理念、蒸蒸日上的中国金融,是处理当代国际关系、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人类社会解决当前治理难题、应对21世纪各种挑战的关键。     

推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改革的思考

我国已形成类型多样、功能较齐全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在保护重要自然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长期以来,我国保护地基本上实行的是"抢救式保护"策略,注重保护地数量和面积的扩张,忽视管理质量和能力的提升。保护地的建设与管理,已跟不上新时代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对推动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改革提出了迫切需求。本研究在分析当前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面临的缺乏顶层设计、法律体系不健全、多方参与不足、资金短缺、土地权属不清、保护与发展矛盾突出、管理能力薄弱等一系列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推动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顶层设计、系统规划和立法安排,完善保护地产权制度,建立保护地治理体系,实现多元共治,拓展保护地空间治理范围,促进保护地与周边区域协调发展,建立保护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等建议。     

中国非常规油气勘探开发进展与前景

世界非常规油气资源丰富,勘查开发利用强度日益加大,正逐步成为常规油气的重要补充,在能源供应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加,甚至开始影响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格局。中国非常规油气资源潜力巨大,勘查开发已陆续起步,储量和产量增长较为明显,但总体上仍处于初级阶段,资源接续不足,勘探开发面临诸多难题。促进非常规油气的跨越式发展,基础地质调查与研究、科技攻关、政策引导等诸多方面需进一步加强。本文以煤层气、页岩气、油页岩、油砂、天然气水合物等重要非常规油气为研究对象,在系统分析世界及中国非常规油气勘探开发最新进展的基础上,深刻剖析中国非常规油气勘探开发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建议在今后工作中,国家要高度重视非常规油气勘探开发,不断加强非常规油气的调查评价和科技攻关,进一步开放勘查开发市场,进一步完善扶持鼓励政策,重视勘探开发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工作,提高非常规油气对国内能源保障能力、优化能源结构、促进生态环境建设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