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人才的培养要从“娃娃”抓起

“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他主张培养人才从娃娃抓起．他说,现在一年级的娃娃,经过十几年的学前教育,将成为开创世纪大业的主力军．从“娃娃”抓起,是有战略眼光的,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的责任．一、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科学的希望回顾建国以来青少年科技人才的培养状况,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50年代开始到60年代中期的文革以前,这是青少年科技人才培养打基础的时期。主要特点是以一些兴趣小组和小型社团活动为主,没有广泛的群众性的活动。培养…     

不当专家当农民——“文革”前科研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政策与实践

论文首先阐述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政策在“反右”后演变为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的制度,该政策虽然在三年困难时期有所放松,但随着“四清”运动的开展,又进一步加强,进而在“文革”期间发展为大批知识分子下放干校劳动。文章进而介绍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在“文革”前实行科研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情况,以及下放人员的工作和生活,简析科研上的所谓“群众路线”对科学事业的破坏。作者认为,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政策是“文革”期间极左知识分子政策的前奏,对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再评“科热伏尼科夫佯谬”

 苏联科学史家科热伏尼科夫指出,苏联科学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斯大林恐怖与专制统治时期,“科学并不糟糕”反而做出了最出色的成就。这一发现被称为“科热伏尼科夫佯谬”,在科学史界得到承认并流传至今。但笔者认为,“科热伏尼科夫佯谬”中的某些论点应该重新认识：苏联科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并不是斯大林恐怖统治时期;20世纪30、40年代的科学成就的获得,也不仅仅是因为恐怖统治使科学家远离政治、专心学问。     

中国环境艺术——山水环境观

从奴隶社会末期和封建社会初期的一千二百多年的漫长岁月，造园的发展还相对比较幼稚。但这一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形成的黄金时期，也是造园的思想生成阶段。中国古代环境观中重要的一点——山水审美观念就形成于这个时期。山水审美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人们的环境设计思想与设计实现手法。甚至直到今天，中国人对自然山水下内审美还是继续沿袭了最初的习惯，自古以来的山水环境观是中国人环境设计思想之根源所在。     

“文革”初期“造反派”对《科研十四条》的批判

"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派"对被邓小平称为"科学工作宪法"的《科研十四条》开展了群众性的大批判。依据相关资料,对批判情况作了系统的考察。认为,《科研十四条》受到批判的主要原因是它明显不符合"文革"文件的要求,以及得到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充分肯定;"造反派"采取的批判形式是"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所依据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所要达到的目的是肃清所谓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科技界的"流毒",避免资本主义复辟;这是一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错误批判,是对国家科技政策的极大破坏。     

医途漫漫上下求索——冠心病诊断治疗中心主任医师陈纪林

1966至1976——“文革”十年．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受到极大挫折，这是我们年轻的共和国为成长付出的沉重代价。但回首历史我们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很大一批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都成长于这个时期。他们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凭着对知识的渴望．对理想的执著极其艰难地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并且潜心于科学探索。在文革之后新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继续矢志不渝地投身于科研这片沃土．为祖国的建设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对哥本哈根学派量子力学诠释的批判

玻尔和海森伯对量子力学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以他们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对量子力学做出的解释却引起了爱因斯坦等许多物理学家的长期争论。20世纪50至70年代,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开展过一系列批判哥本哈根学派量子力学诠释的活动,对玻尔的互补原理和海森伯的测不准原理进行了反复的批判。这种活动影响了人们对于这个学派量子力学思想的正确理解,不利于物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文章系统地考查了这种批判活动的历史过程,分析了进行这类活动的历史原因,讨论了批判的具体内容及基本情况。     

中国管理会计的现状与出路

一、中国管理会计的现状我国会计学家李天民教授对管理会计的描述为“管理会计是一套由前后一致的管理会计对象,职能、目标、概念、假设、原则和方法体系所组成的一个概念框架,并以此来解释、评价、指导、开拓和完善管理会计实务。”国内对管理会计产生兴趣,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的初期,对管理会计都停留在借鉴意义层面的讨论,可以说在这一时期,管理会计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从1982年以后,我国对管理会计的系统研究才真正开始了。与此同时,对中国管理会计实务研究,也引起了会计界的重视。这一个时期,在我国,管理会计不…     

从苏联到美国对中国高分子科学国际交流活动的历史研究

文章以高分子科学为案例,详细论述了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前,随着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利益的不断变化或调整,中国高分子科学由单一的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科学技术交流,经历了与周边国家(如日本)或政治中立国家的交流,到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流,并最终逐步走向一个开放、自主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历史进程。由此可以看出,在实行高度的计划性经济体制和一元化政治体制的社会主义中国,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导向深深地影响着科学界的国际交流范围与质量,并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科的发展方向。在这一时期,中国科学的国际合作和交流肩负着学术和政治的双重任务,而且是以政治为主导,学术交流则更多地成为附庸。     

前言

科学家与科学发现是人们长期感兴趣并一直激励人类不断进取的永恒主题。本世纪70年代末期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举行的一个国际会议上,欧美一些科学家、科学史学家、科学哲学家在谈到科学发现的问题时,认为具体的科学发现永无尽期,没有内在机制的逻辑可循,是“令人烦恼”又“无可捉摸”的事件(M.Grmek,eds.,"On Scientific Discovery",1981)。 “中国现代自然科学家科学发现的规律研究”课题组,从80年代开始通过从具体问题上升到基础理论的研究方法,从事了近10年关于科学发现经验的探索性研究。本刊编辑部现选登其中一组文章,以期人们对中国老一辈科学家的科学发现历程有一个比较具体深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