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史简说

辽朝是契丹族建立的王朝。早在公元389年北魏建立时,契丹就与北魏发生了联系。西辽灭亡于1218年。契丹族的历史前后有八百多年。它的活动地区是东北三省、内蒙、西北、外蒙以至苏联中亚一部——巴尔喀什湖以西到花刺子模,南部包括河北、t山西一带。俄语把“中国”称为“Kumaú”(契丹),说明契丹族影响很大。但是有关契丹族的历史资料保存下来的很少,而《辽史》的错误又较多。因此,研究辽史,提出问题易,解决问题难。     

关于《蒙古秘史》成书、传播以及哈萨克译文版对照(下)

四、关于《蒙古秘史》中的哈萨克族源及部落记载《蒙古秘史》中,有关于哈萨克族蒙元时期及更早期的大量记载。比如关于克烈(客列亦惕)、乃蛮、篾儿乞惕、札剌亦儿、钦察、弘吉剌、康里、葛禄罗等哈萨克部落。在以往的认识中,把这些哈萨克部落划归蒙古人,进而被近人认定为蒙古族。显然这是一个历史认识的误区。纵览整个北方草原民族发展史,在匈奴强盛时期,许多民族都以匈奴自称;后来突厥强盛时,许多民族又以突厥自称;之后塔塔儿人强盛,复以塔塔儿人自居,在汉文献中有时又称作鞑靼,迄今有的文献还将蒙古人混称作蒙古鞑靼。后来,由于成吉思汗的…     

辽朝大贺氏考辨——契丹遥辇氏阻午可汗二十部研究之四

《辽史》载辽朝的皇族包括三耶律,大贺氏为其中之一。在遥辇氏阻午可汗整顿部落时,大贺氏和遥辇氏被析分为六,组成所谓的二十部。但详考《辽史》的记载,在辽朝皇族中根本不存在大贺氏一族,所谓“三耶律”是元朝修史者的杜撰,遥辇氏阻午可汗二十部也子虚乌有。     

浅析辽代的官学、私学及科举制度

契丹族在建立辽朝以前,处于原始的部落联盟时代。随着阿保机建国后势力的逐渐扩展,契丹族开始接触并接受中原汉族文化,深受汉族文化影响。以往文章多侧重于战争和辽代内部机构的研究,本文欲从辽代官学、私学和科举三个方面阐述辽代教育的发展。     

关于契丹汗位的承袭制度

旧史多称辽太祖建国前,契丹可汗是由“八部大人”“每三年第其名以代之”。主张这个说法的,有《旧五代史》、《辽史》、苏逢吉《汉高祖实录》、叶隆礼《契丹国志》等。例如: 《旧五代史》卷137:“先是,契丹之先,大贺氏……分为八部,每部皆号大人,内推一人为主,建旗鼓以尊之。每三年第其名以代之。及安巴坚 (阿保机)为主,……不受诸族之代,遂自称国主。”《辽史》卷63:“八部大人法常三岁代,迭刺部耶律阿保机建鼓旗,自为一部,不肯受代,自号为王……。”这些记载,颇为现代学者所采信。如马家升《辽史证误三种》以为:新旧五代史关于八部相代     

辽代大于越府探讨

大于越府是辽代北面朝官系统的机构。大于越最初是契丹族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的职官。辽代有数位契丹贵族得践此职。一般认为,大于越是辽代的尊官,就像封建传统职官制度中的三公。实际上,在辽代的不同时期,这个职官的实际权力、地位、铨选条件是不一样的,不能与“三公”并论,应当结合辽代的具体情况分析。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大于越因地位高、权力大,直接左右着辽朝的政局。辽代的大于越全部都由契丹族担任。     

辽代儒学传播与教育的发展

契丹族在公元960年建立辽朝以前,大致还处于原始的部落联盟时代。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后,随着其势力逐渐扩展到长城南北汉民居住区,契丹人开始接触并逐渐接受了汉族文明。此后又随其汉化加深,汉文化的核心内容儒学在辽境内传播日广,辽朝的学校教育、科举考试等制度也随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建立发展完善,构成辽代教育制度的重要特色。由此,辽朝的教育发展,根据辽代儒学在不同阶段的传播特点,大致可划分为初始(辽初-983年)、发展(983-1055年)和兴盛(1055-辽亡)三个时期。     

也评“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期,北宋王朝与中国境内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朝,于公元一○○四年(宋真宗景德元年,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澶渊之役后订立的条约。过去史学界多认为“澶渊之盟”是北宋汉族统治者真宗对契丹族辽政权的屈辱求和。《民族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二期发表的金石同志《重评“澶渊之盟”》一文(以下简称金文),则认为“这种观点似乎过于简单,它不符合我国多民族自古以来共同缔造祖国历史的史实”。结论是     

辽对高丽的第一次征伐新探

辽朝于统和十一年(993)八月发动对高丽的征伐,而不是统和十年(992)十二月,《辽史》本纪记载有误。辽对高丽的第一次征伐是辽宋争夺中国正统地位在对外政策上的延续。由于高丽人以汉族建立的政权为正统,不以契丹族建立的辽朝为正统,建国后积极发展与中原汉族政权的关系,奉其正朔,受其册封。辽朝为了取得高丽对其中国正统地位的承认,于993年发动了对高丽的第一次征伐,迫使高丽于994年奉辽正朔,行圣宗统和年号,并于996年接受辽朝册封。     

《辽史》与辽人语境中的契丹西楼

今本《辽史》有关契丹西楼的记载,以《太祖本纪》中保留的3条记录最为原始,故其史料价值独高。契丹西楼最早是指代辽朝初年行政中心所在的地域名称,而非特指某处或某组具体建筑。辽朝初年,其行政中心曾经有过一个由西楼到上京的历史发展过程。契丹西楼得名应该早于公元912年,神册三年（918）皇都建成后,在辽人语境中,西楼遂改称皇都。到了会同元年（938）十一月太宗诏改＂皇都为上京＂以后,皇都之称则又停废,从此直到辽亡,官方正式文献中始终都称上京。     

从契丹宗教信仰变化看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趋势

契丹巫教是契丹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它源于契丹氏族、部落时代,带有北方游牧民族文明特色,直至契丹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巫教在辽朝宗教信仰上仍保持着权威地位。随着契丹社会发展和辽统治区域扩大,契丹与汉族及其他民族文化交流增强,中原儒、佛、道三教在辽地广泛流传。契丹族在封建化和汉化过程中对巫教信仰逐渐淡薄,尊儒、祟佛、信道成为主流。这种扬弃落后,吸收先进,共同发展的历史现象,反映了我国古代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历史趋势。     

谈辽朝的政治名人肖韩家奴

十世纪初至十二世纪我国北方的契丹族所建立的辽朝,是我国古代历史中的一个重要朝代,曾与中原的五代十国、北宋并列被称为“南北朝”。在辽朝二百多年的历史画卷中,契丹族中出现了不少有作为的历史人物。就辽朝的官吏而言,除少数汉人及奚和渤海等人外,多数是契丹人。有人说,辽朝的     

试论契丹人的世选制的发展变化及其历史作用

关于辽代契丹族官制中实行世选制的问题,早在清代乾嘉时期就已被著名的史学家赵翼所发现,他在他的代表作《甘二史札记》(卷廿七)中列有“辽官世选之例”条,明确提出“辽初功臣无世袭,而有世选之例”.并举出《辽史》中的实例加以证明.在赵翼发现的基础上,陈述先生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末曾撰《契丹世选考(附表)》(刊登于《史语所集刊》)8,1939.9)一文,进一步考证了辽代官制中具有北方民族特点的北面官的世选问题.指出世选是契丹旧俗,主要大吏,握军政柄者,     

浅析辽朝的“因俗而治”

契丹族所建立的辽朝虽仅存在二百多年,但在十至十三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却占有重要地位,并留下不少宝贵遗产。“因俗而治”就是一份重要的政治遗产。 《辽史·百官志》中记载:“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因俗而治,得其宜矣。”故而过去常常把“因俗而治”单纯地理解为不同的官制,或仅仅依据字面含意认为是针对不同民族的习俗进行治理的民族政策。这样认识未免有些过于简单。“因俗而治”的核心应该是“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即十世纪时中国境内契丹族政权的奴隶制;“汉制”,即十世纪时中国境内中原地区汉族政权     

浅析辽代上京地区佛教发展特点

辽朝是以契丹族为主体联合其他民族所建立起来的多民族政权,所以其宗教信仰也呈现出契丹族本土原始宗教信仰与外来儒、佛、道三教相结合,多元化发展的局面。契丹族像许多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一样信仰萨满教,崇拜自然、图腾、祖先。是一个多神崇拜的民族。随着建国前后汉族、渤海等各民族人口的迁入,儒、佛、道三教也逐渐传播到了辽朝。神册三年（918年）五月辽太祖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嘲。四年（919年）“秋八月丁酉,谒孔子庙,命皇后、皇太子分谒寺观”。体现了统治者推行三教并立的政策,最终形成了儒、佛、道三教并存的局面。辽上京地区是契丹族的核心区域,在这一地区的儒、佛、道三教兴起相对较早,发展迅速。     

《辽史》“属国军”条与“北面属国官”条编纂述论

辽人耶律俨《皇朝实录》不设属国专条,但帝纪传记载述大量属国来辽朝贡及辽朝讨伐诸国诸部之事,金人、元人修撰《辽史》时,皆认为属国在辽朝占有重要地位。因而金元史臣基于其对辽朝属国的认识,从耶律俨《皇朝实录》、陈大任《辽史》及其它史籍摘抄属国名字分别撰成"属国军"条、"北面属国官"条。由于金元史官失于详尽考证,致使两项条目存有不同的问题。     

契丹丧葬制度研究

一历史上每一个民族。都有区别于其它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信仰,并通过婚丧礼仪和衣食住等方面的特色而表现出来。这些情况反映着一定的社会历史现象,是我们考察、研究一个民族历史的重要方面。契丹族是由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鲜卑族发展而来的,主要活动在大兴安岭南麓,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城,是一个以游牧为生的民族。自契丹之名始见于《魏书》,到契丹贵族耶律阿保机领导建立辽王朝,大约经历了五百年之久,在这一段漫长的岁月里,有关契丹族丧葬方面的记载,一直是很少的。在《魏书·契丹传》中,仅有一条“嫁娶之际,以青毯为上服”婚事方面的记载。后在《北史·契丹传》中始有“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焚化时还聚众酹酒唱起:“冬     

初鲁得族系考

u lud,在《辽史》中记作"楮特"或"锄得",在辽代汉文墓志中记作"初鲁得",是辽朝南宰相府属下的一个部族。u lud氏族最初所居地即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一带。u lud又作为氏族名出现,见于契丹小字《故耶律氏铭石》。根据汉文《萧孝恭墓志》、《萧孝资墓志》及契丹小字《故耶律氏铭石》三方墓志的对比,可将u lud氏门第最为显赫的一支家族的七代世系基本厘清。u lud氏族曾与辽太祖之弟迭剌一族四度联姻,迭剌家族的墓地在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一带,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证实,契丹小字《永宁郎君墓志铭》和汉文《耶律琮神道碑》所记载的都是迭剌的子孙。与u lud氏联姻的,就是迭剌的六世孙中的四人。     

试述辽朝圣宗之治

从十世纪初至十二世纪二十年代,契丹族在我国北方建立的辽政权,经历了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发展阶段。圣宗统治时(公元九八三——一○三一年),契丹社会确立了封建制度,辽朝达到全盛时期。辽圣宗之治不仅对本民族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促进了祖国北方和东北地区的开发,促进了汉族和北方各族之间的融合。     

蒙古与奴隶制(续)——“从少数民族史看初始阶级社会的非奴隶制性质”专题研究之十

“战俘奴隶”,历来是奴隶的一个主要来源,如前述孛端察儿曾将统格黎河边的“一丛百姓”“掳将回来”,并把其中的一些人做了“茶饭使唤的”(《元朝秘史》第三九节),成吉思汗破篾儿乞部、塔塔儿部时,亦曾将部分俘虏“做了奴婢”(《元朝秘史》第一一二、一五四节),但这决不意味着所有的俘虏都将变为奴隶,也决不能用战争次数的多少和俘人数量的多少去论证奴隶的多少,因为,大量史料表明,当时的胜利者们处理俘虏的力式是多种多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