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第一佛教名山梵净山佛教考论(下)

黔东梵净山号称贵州第一佛教名山,是全国名山中惟一的弥勒菩萨道场。梵净山佛教兴自明初,至明万历年间神宗敕令重建梵净山金顶后,梵净山乃闻名海内。山中建有著名的五大皇庵及其48座脚庵。梵净山佛教派属临济禅宗,深受四川禅宗佛教影响,其各寺历代住持多为蜀僧,传承可考者即有十世,至明季始传破山临济禅宗一系。明清以来,因梵净山被视为与四大名山并列的第五大佛教名山,故数百年来,黔、湘、鄂、川、赣、滇等省的香客纷纷前往朝山拜佛,至今仍香火旺盛。     

贵州第一佛教名山梵净山佛教考论(上)

黔东梵净山号称贵州第一佛教名山,是全国名山中惟一的弥勒菩萨道场。梵净山佛教兴自明初,至 明万历年间神宗敕令重建梵净山金顶后,梵净山乃闻名海内。山中建有著名的五大皇庵及其48座脚庵。梵净 山佛教派属临济禅宗,深受四川禅宗佛教影响,其各寺历代住持多为蜀僧,传承可考者即有十世,至明季始 传破山临济禅宗一系。明清以来,因梵净山被视为与四大名山并列的第五大佛教名山,故数百年来,黔、湘、 鄂、川、赣、滇等省的香客纷纷前往朝山拜佛,至今仍香火旺盛。     

梵净山佛教旅游文化资源刍议

梵净山是中国的佛教名山。这里不仅自然资源丰富,还拥有丰富多彩的佛教旅游文化资源。因而,加强对梵净山佛教文化资源的挖掘,厘清梵净山佛教旅游文化资源的呈现特点,不仅有利于梵净山地区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而且对推动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也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梵净山佛教文化渊源

梵净山佛教在唐代之有就传入，明朝达到鼎盛并流传至今，其对于梵净山旅游开发具有化资源上的意义。     

浅析梵净山佛教的生态伦理实践

梵净山良好的自然环境得益于梵净山佛教的生态伦理实践。梵净山佛教的生态伦理实践主要包括精神世界的生态伦理实践、日常生活的生态伦理实践和保持水土的生态伦理实践。梵净山佛教的生态伦理实践仍然在继续,仍然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梵净山佛教文化渊源

梵净山佛教在唐代之有就传入 ,明朝达到鼎盛并流传至今 ,其对于梵净山旅游开发具有文化资源上的意义     

我国的第五大佛教名山--梵净山

贵州的梵净山与山西五台山、安徽九华山、浙江普陀山、四川峨眉山齐名，是我国保留第五大佛教名山，在佛教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梵净山位于贵州省东北部印江县、江口县、松桃县的交界处，总面积41960公顷。梵净山山体的形成也有十多亿年，是武陵山脉的主峰，海拔高度2494米。     

黔贵佛教僧人与生态——兼谈梵净山的魂与脉

贵州地区风气之变,始于明代以后,佛教大规模开始传入。它的发展既得益于四川等地佛教僧人弘法开发,又得益于青山绿水的好环境,由是培养了一批居山住山的山僧,创造了贵州佛教独特的文化氛围。梵净山是集生态与人文于一身的名山。生态是它的魂魄所在,缺少了生态,没有山青水秀,就不会有梵净山的生命,也不会以其特有的姿态而卓立群峦。佛教是梵净山的文脉,自它传入之后,始终不弃不离,困境中不倒,顺境中大发,屡毁屡建。未来梵净山的发展,仍然依靠的是它的魂与脉。如何发挥魂与脉的作用,是新时期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     

论章炳麟的佛学研究

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章炳麟曾著有大量研究佛学的文章。他对佛学十分服膺，认为佛学具有无神论的特点，而且与哲学和儒学相沟通。他对佛学理论有深入的研究和阐释，尤其在对法相宗的研究中见解独到，造诣颇深；他评价佛教流派，倡言宗教改革；考证大乘源流，梳理佛教学说；他称赞佛教，认为其对革命党人会起到精神上的鼓舞作用，但又不沉溺于佛经，在思想上并未受到佛教的束缚。因此，他对佛教的研究态度和方法是理性主义的，他的研究成果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原始生态王国梵净山

梵净山应于贵州省东北部的印汀县、江口县、松桃县交界处，是武陵山脉的主峰，海拔高度2494米。梵净山与山西五台山、安徽九华山、浙江普陀山、四川峨眉山齐名，是我国第五大佛教名山，在佛教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育着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     

金地藏认同为地藏菩萨应化的根据、年代及意义

金地藏被认同为地藏菩萨化身不仅源于他的僧人形象,更在于他寂后的特种奇异现象。从现有资料分析,认同金地藏即是地藏菩萨化身及其道场在九华山之说,如果是发端于宋代,普遍认同于明朝,那么在清朝及民国就已稳固不可动摇了。这种认同的意义,使地藏菩萨成为中国佛教四大菩萨之一,使九华山成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     

格鲁派在五台山的发展

自从明永乐年间藏传佛教格鲁派首次传入五台山,由于明清两代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扶持,明朝五台山格鲁派已经初具规模,至清代发展达到鼎盛。五台山真正成为沟通汉、藏、蒙、满等多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五台山格鲁派的兴盛为巩固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丁未政潮和清末政局——以清、浊党争为视角

庚子国变后,清廷的统治有大厦将倾之虞。为了自救,清廷于1901年推行新政。各派政治势力为了争夺朝廷实权,明争暗斗。由瞿鸿裰、岑春煊等清流派官员掀起的“丁未政潮”,目的是借立宪之机扳倒政敌奕助、袁世凯等浊流,但最终失败。丁未政潮实质上是清末政坛清流派和浊流派借新政之机揽权攻伐、相互倾轧的一次交锋,其中还掺杂满汉、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等诸多矛盾。瞿鸿横和岑春煊的失败,不仅宣告清流派企图借助传统整肃吏治的方式实行新政自救的破产,也加速了腐朽清王朝的崩溃。     

清代"放焰口"民俗化特征及其成因——以《阅微草堂笔记》为中心

"放焰口"是密教的施食饿鬼的仪轨之一,自宋元至明清都是南北方重要的民俗之一。《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许多北方民间"放焰口"、施食饿鬼的故事,"放焰口"呈现出适用范围更广、富有变化和惩戒意味的民俗化特征,这与佛教世俗化、清代的僧尼制度、厚葬风俗、明清功利化的民间信仰有很大关系。     

儒佛融合对钱谦益诗歌创作的影响

钱谦益儒佛融合的思想,是明清之际复杂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的反映。在钱谦益思想中,儒、佛两家思想既是难分难解的,同时又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冲突,这种特点影响了钱谦益诗歌创作的面貌,使得他的诗作得以表现那个时代社会、文化、历史的丰厚内涵,在明清之际这一文化转折期成为承前启后的文化标志。     

九华山摩崖石刻综论

九华山摩崖石刻现存五十多方,历宋、元、明、清、民国一千余年,不断增加。石刻主要集中在天台、东崖和刘冲等处,表现形式既有图像,也有文字,以文字为主;表现内容既有佛教、道教等宗教性内容,也有揽胜抒怀、寻隐诗作等非宗教性内容。石刻的作者主要为地方主政者、游山士大夫、乡贤人士和僧人。     

九华山宗教文化的宏观考察

儒、释、道三教构成了九华山独有的宗教文化现象。道教从汉代传入九华山,兴盛于唐,延续至20世纪。佛教自东晋传入九华山,兴于唐而盛于明清,最终使九华山跻身佛教四大名山,蜚声中外。儒教自明代传入并兴盛于九华山,至清代衰落。儒释道三教在九华山相融相合,最终以佛教占绝对优势。九华山宗教文化表现出融合性和世俗性的特征,形成了和谐精神与大愿精神。     

安徽区域佛教的传播与发展

安徽区域佛教的传播进程与发展轨迹可谓中国汉地佛教发展脉络的一个缩影：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内地不久,即波及到了今天的安徽地区;魏晋南北朝为安徽区域佛教的传播时期,发展规模初具雏形;中唐以后至两宋时期,该地佛教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及至明清,安徽佛教的发展进入了黄金时期;清末以后,安徽佛教虽在历次战争中屡遭削弱,但衰而不灭;进入新时期以来,安徽地域佛教走上了健康稳定的发展道路。安徽区域佛教这一盛衰起伏的演变历程,折射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背景的历史嬗变。     

明朝对李氏朝鲜的冠服给赐

明朝对李氏朝鲜的冠服给赐是明朝对朝鲜外交礼仪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国历代冠服给赐制度的继承与发展。明朝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以及朝鲜的实际情况对不同人员赐以不同品级的冠服,并将冠服给赐与对朝鲜王室的册封相结合,展示了明朝与朝鲜之间的朝贡藩属关系,反映了明朝的等级尊卑观念与制度,是明朝朝贡体制的一个重要象征。     

“道教”释义

在中国古代,"道教"一词属于公共词汇,基本含义乃是"教化之道""道德教化""关于‘道’的教导、教义""‘道’之教说"等,"教派"含义并不明确,宗教性比较淡薄,词性为名词或动词,其具体的对象指谓存在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战国时期墨家用来指称儒家,元明时期又可以指称理学,东汉后期的汉译佛经中用以指称佛教自身、佛教教条、佛教所称外道。东汉后期的道书中开始出现"道教"用例,但是难以信据。南北朝时期在世俗文献及佛道论争的文献中开始出现"道教"与"佛教"对举的用例,但是"道教"一词并非宗教道教的专称。隋唐以后的道书及世俗文献、儒释文献中开始倾向于将"道教"一词作为宗教道教之称,但是亦非宗教道教专称,其他义项及用例并未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