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华传教士与晚清反鸦片运动

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从一开始就与鸦片问题纠缠在一起.早期来华传教士与鸦片贸易、鸦片战争之间的某些纠葛,引起了中国人的许多误解,对基督教在华传播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鸦片问题的日益严重,在来华传教士的倡导下,中国基督教界掀起了一场以"身体拯救"为中心的反鸦片运动.来华传教士不仅利用各种舆论工具大力宣传鸦片之害,反对鸦片贸易和鸦片吸食,而且在各地成立专门的戒烟所,实行劝说、药物治疗以及强制相结合的治疗手段,帮助中国人戒除鸦片.在这场运动中,来华传教士始终以鸦片对身体的伤害为切入点,而以"灵魂得救""信仰福音"作为戒除鸦片的根本方法和最终归宿.这场运动虽然在根本上服从于传教士的传教利益,但是也体现出传教士深切的人文主义关怀,因此它在拯救中国人身体的同时,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独到的作用.     

传教士的角色紧张与中美文化交流

美国新教传教士来华进行传教活动之初,为了克服中国社会的信仰阻力,乃援引了医疗、办学等手段以便广布福音。此时的传教活动,只是一个明显的借助手段,其真实的功用主要是为了吸引来自中国社会下层的信徒,后来传教事业的发展也证明这一手段的效用。但很有意味的是,这种传教手段与其传教事业本身的张力却也日渐凸显。对于传教士而言,其职业身份存在着某种角色上的紧张,在“职业传教士”与“文化传播者”之间日渐出现着明显的冲突,正是这种紧张与冲突逐渐导引着其传教手段与其宗教目的发生了背离,这种背离为中美文化交流提供了机会。     

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教育之我见

鸦片战争之后,伴随着传教士的到来,一些西方优秀文化不可避免被夹带进来,影响了中国教育的发展变化传教士的活动对于中国近代的教育体制的改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过程中,传教士充当了不自觉的工具。     

明清传教士与冯梦龙"三言"在西方的传播

冯梦龙是中国第一位通俗文学的编辑家、研究家与理论家.其代表作"三言"不仅在 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中也有重要价值.明清传教士是中西文化交 流史上最重要的使者之一,在大力推动"西学东渐"的同时,也积极促进"中学西传".本文运用传播学理论探讨明清传教士译介"三言"的背景、过程以及传播效果,揭示"三 言"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独特作用.     

20世纪初在华传教士的本色话语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基督徒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本色化运动,其目的是消除基督教的"洋教"色彩,使之适应中国化的处境.在华的西方传教士始终参与了这一过程.部分开明的传教士检讨自身存在的问题,主张在传教方式与态度上作出相应的调整,提出了建立本色教会的主张;但也有部分传教士对此表示忧虑与抵制.他们的这场讨论在某种程度上确立了本色化教会的底线,对中国教会的本色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的西医教育

鸦片战争之后,传教士大批涌入中国,除从事宗教活动外,还在"西学东渐"的文化交流中起到桥梁作用。其中,由各差会派遣的"医药传教士"身兼"牧师"和"医生"双重身份,行迹所至,施医济药,兴办医院和学校。西医教育也随着教会医院的增多和西医医生需求量的加大而逐渐兴起。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西医教育,尤其是对民国时期西医教育的起步和发展、西医学校的建立、改变传统的医学传承方式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教传教士与晚清英语教育的相关思考

回顾历史可以知道,传教士在近代的中西方文华交流中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在晚清英语教育中作出的贡献不容小觑。本文结合相关历史资料,分析探讨了传教士英语教育的方式在中国晚清时期突出的历史贡献,并客观分析了所存在的问题。     

论近代西方传教士在华办学

中国近代,西方传教士把办学作为其贯穿始终的传教士方式,而这种传教士方式也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章梳理了近代西方传教士在华办学历程,据其发展程度和特点可以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进而分析了其对近代中国社会深远影响,首先是冲击了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和制度,其次加快了中国教育现代化地进程,并且对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宗教导向.认为其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     

循道公会女传教士群体在滇东北宣教活动述论

女传教士群体是基督教循道公会在中国西南地区传教队伍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其组成主要包括早期传教士夫人,以及随后来华的独立女性传教士和中国本土女性传教士三种情形。她们以异于男性传教士的特殊身份和特殊方法,在近代西南妇女传教事业和教育事业中发挥了一种相得益彰的互补作用。     

试论传教士报刊对中国近代报业发展的影响

在近代中国,伴随着西方殖民者对华侵略活动的不断扩张,西方传教士也纷纷接踵而来。作为传教手段,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先后创办了近二百种中外文报刊,其发行范围扩及全国各省及沿海和内地各主要城市。传教士报刊是近代中国新式报刊的先驱,开中国近代报业之先河,在中国新闻史、报刊史及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晚清西方传教士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

晚清西方来华传教士是当时中国社会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把创办学校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重要辅助手段,客观上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文章以晚清来华西方传教士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作为研究对象,得出如下研究结论:传教士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示范者;传教士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参与者;传教士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推动者.     

教会医院在宁波的发展及其社会影响——以宁波华美医院为例

宁波是外国传教士在华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而"兴办医院,治病救人"是传教士接近中国社会下层阶级的有效办法。为此,由传教士创办的医院在宁波接踵而起。宁波华美医院是美国基督教浸礼会传教士在宁波开办的教会医院,是美国浸礼会在宁波传播基督教的重要基地。该院自创办以来适应中国国情与地方社会特点,同时得到了教会组织以及地方社会的大力支持,从而成为近代宁波最有影响力的公共医疗机构。不仅为提高近代宁波人的健康水平做出了贡献,而且推动了近代宁波人对西医乃至西方文明的认同与接纳。     

传教士小说向儿童文学的转型原因浅析

近代以来,外来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尤其是新文学的影响,是多方位而深远的。它不仅为现代白话文输入了诸多丰盈的养料,更促进了多种新文类的建立。在这一过程中,传教土小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19世纪中后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刺激,传教士的本土传教理念发生了转变,加上女传教士的加入和鸦片战争爆发等因素,传教士小说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转向,亦即其预设读者群从成人尤其是从士大夫阶层向儿童的重大转换。     

外国传教士早期在华办报特征

近代中国华文报纸由外国传教士创办。宗教宣传是传教士最早的办报理念。报刊在发展中逐渐以宣传资产阶级言论自由、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观念、主张中国改革封建主义政治体制为特征。传教士的早期办报特征,在某种意义讲也决定了近代华人早期办报的理念。     

近代来华传教士与西学的传播

近代以来西方传教士是西学传播的重要载体,对中国社会的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章具体阐述了近代来华传教士采取"科学辅教"这一方式的多层次原因,简要介绍了传教士传播西学所采用四大传播途径,即创办报刊、教会学堂、医疗慈善和译介西学,并结合国门洞开这一社会现实,分析了近代传教士传播西学经历的三个时间阶段,从而在文章的最后,能够较为客观、公正地评价近代西方传教士在西学传播中的作用。     

第一次"西学东渐"的演变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

传教士在第一次"西学东渐"过程中促进了西方文化、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与中国文化的融汇,也给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家带来了或多或少的影响.清政府为阻遏非正统思想的传播,切断教会势力在精神领域的影响,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从晚清慈善事业的发展看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19世纪.传教士借助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压力,攫取了在华传教的特权,在中国进行传教、开办医院和学校等活动,虽然本质上属于文化侵略,但他们对近代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慈善事业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本文对传教士所开展的一系列的慈善活动进行了研究,并分析了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现代化的推动的影响和作用.     

来华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影响

当基督新教在第十九世纪传入中国时,正值中国面临千古不曾有的巨变。西方国家挟着工业及科技革命带来的船坚炮利的优势,以压倒性的力量冲破了中国的大门。随之而来的是被我们长久以来称之为“文化侵略”的大量传播基督教教义以及西方思想著作的广泛出版,在这一时期,伴随着传教士的来华,中国近代出版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图书、期刊借西来的先进印刷方式而大量出版,那么,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发展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本文拟就此问题探讨西方来华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影响。     

试论19世纪在华传教士的报刊活动

中国近代报刊业，肇始于外国人在华创办的报刊。最先来华办报办刊的外国人是一批基督教传教士。雅片战争之前，少数传教士在南洋及广州等地办了几份中文刊物，这是中国近代报刊的萌芽；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大批传教士涉足报刊业，所办刊物的数量也急剧增加。在华传教士的报刊活动，直接将近代新闻纸这个舶来品移植到中国，对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浅析西方对中国认识的逐步深化——从“游记、传教士、汉学家”的转变说起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东方古国,自古至今,一直吸引着无数的"探秘者"前来"一睹真容"。按照历史的发展阶段,可以将这些"探秘者"分为早期的探险家、后来的传教士以及近现代的汉学家。正是这些"探秘者",将这个神秘东方古国的面纱一层层揭开,一步步将其推向世界舞台。虽然他们在不同历史阶段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都为西方国家了解中国以及中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借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