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古籍版本与私家藏书

元刻本的特点是多为黑口，很多刻书采用赵（孟頫）体字，不讲避讳，简体和俗体字流行。著名版本目录学家李致忠先生对元刻本总结为：“元承南宋遗风，元初的某些书刻，特别是某些私宅、坊肆刻的书，由于大部分老板和刻字工人都是由旧朝步入新朝，所以风格特点与旧日无大差异。但综观整个元代刻书的特点，大体上可以八个字概括，即黑口、赵字、无讳、多简。”     

殿版问答——翁连溪先生访谈

翁连溪,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善本组组长,数十年来从事古籍收藏、研究事业,是资深的古籍版本专家,编著有《清代内府刻书图录》《清代宫廷刻书》《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等著作。     

“蝴蝶梦”、“望江亭”的原图

明代中后期为中国木刻版画的黄金时代。建安(福建建阳)、金陵(江苏南京)、徽州(一说新安)形成三大刻书出版中心,木刻版画插图已成为雕版印书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中徽州版画以精丽著称,量多质优独步一时。在徽州西部的虬村,自明正统至清道光400多年间,新安黄氏一族共有400余人从事刻书业,所刻书目约200部,精于雕刻版画     

常熟萧氏珍藏的几种油印书册

常熟人文荟萃，数百年来，一直是我国藏书、刻书最富之地。2003年深秋，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古籍善本部拓晓堂先生与我相约，一同拜访了常熟萧氏后裔。我们在3天宝贵时间里，逐步梳理，使得常熟萧氏藏书能在2004年春季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古籍善本专场拍卖中亮相。在整理常熟萧氏近万册藏书中，我们发现了一些萧益友、萧理父子收藏的清末及民国年间的油印书册。     

明版善本《资治通鉴纲目》面世

一部由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编著，明代大学者陈仁锡评阅并刻板，明崇祯三年(1630)赐进士奉直大夫苏州知府史应选官刻重版的59卷本《资治通鉴纲目》和27卷续编本《续资治通鉴纲目》，在秘藏尘封了370多年后，于近期在甘肃省永登县被首次发现并面世的消息，经《兰州晨报》、甘肃电视台等传媒连续报道后，引起普遍关注。该书现被甘肃省永登县政府部门的一位公务员珍藏。     

何绍基及其所书《顾夔墓志》

西安碑林所藏清代碑学大家何绍基的一件书迹刻石——《顾夔墓志》，虽然称作墓志，却并非墓中之物，而是以书法欣赏为目的，将所书志文、志盖另行刻石，与书法刻帖无异。     

三方刻铜墨盒

我自幼喜爱书法，对刻铜墨盒情有独钟，现将我珍藏的三方铜墨盒介绍给读者。     

镶嵌刻铜墨盒

我们现在见到的刻铜墨盒，盒体大多为黄铜，少数白铜，个别为紫铜。紫铜者稀贵；白铜以质优和视觉效果好而招人喜爱；黄铜者相对不受欢迎。相比之下，最受青睐的为两镶或三镶的墨盒。     

四铢半两传形钱

古钱上的钱文位置有时会互换，抑或会写成反书，泉家谓之传形。传形钱是工匠刻范时的错误造成，如半两钱文应是自右至左。反之则成了传形者。汉初吕后掌权时期禁止民间私铸钱，所铸的八铢半两和五分钱都是官铸，管理较为严格，传形钱较少。     

明代万历乙未年三十两权衡砝码

历朝历代的铜权、权衡砝码与金银均有着密不可分的、直接的内在因果关系,也是钱币学、金银称量相关的研究物。流传至今的明代权衡器,有砝码,又有称砣（权）和等秤,还有錾刻自重的各式银锭。特别是银锭,与权衡砝码的内在联系更是密不可分,明代权衡砝码所铸（刻）的各种铭文,对权衡砝码与银两的量制极为重要,对研究明代的权衡制度、单位量值、     

陕西明清刻书举要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王勃的诗句带给了多少人对唐都长安这片土地的无限遐思。长安自古帝王都,历来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宋代以降,政治中心东移,到明、清时陕西已非昔比。但陕西作为西北的重镇,明太祖朱元璋设秦藩、立秦王,建布政司,辖陕、甘、青等地区,清政府也将陕西作为管理西北的中心和枢纽,社会相对稳定,文化发展,雕版刻书事业逐渐成熟并形成了特有的风格。     

江西明藩王墓出土青瓷器

正1368年大明王朝建立,朱元璋总结历代帝王亡国的教训,认为要使王朝长治久安,就要防止皇族内部发生争权夺位的斗争,要加强中央集权,效法先人实行分封制,以"屏藩帝室""外卫边陲、内资夹辅""镇固边防、翼卫王室"。于是,朱元璋将自己的所有皇子分封到各地为王,即藩王。明朝分封在江西的藩王有三:宁、淮、益。20世纪50年代以来,江西发现了近50座明代     

明代兰亭集序端砚

现存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的“兰亭集序砚”为明代端砚。砚体上刻有人物、山水、诗文，长27．5厘米。其石质细腻坚致，造型古朴典雅，保存较为完好。砚底内凹，阴刻王羲之《兰亭集序》全文（图1），凡11行，刀法娴熟洗练。砚棱上有划痕和磨损的痕迹。砚的四侧及砚面采用浅浮雕手法刻兰亭故事，有人物40余人，神态各异。并刻亭阁台榭、小桥流水等，毕现古时兰亭自然环境和景物，意境清丽淡雅。     

＂福寿康宁＂藏秘诀

在武当山南岩的峭壁之上雕刻着四个均为6尺高的巨大红色摩崖——“福寿康宁”。其中，“寿”字为明嘉靖十六年（1537）七月礼部儒士王颐所书，“福康宁”三字为嘉靖二十年（1541）八月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夏言所书。在“寿”与“福”之间又竖刻着“明嘉靖二十年岁次辛丑八月望日刻石”的落款。“福寿康宁”四字虽非一人所写，亦非一时所书，但其摩崖的时间和工匠，则应是同人同时所刻，字迹中隐含着和谐、清静、淡泊的蕴意，默默地向人们昭示着道家修炼的千古秘诀。     

科技助力智能健身:发展机遇、实践经验与案例启示——基于乐刻运动的分析

运用案例分析、文献资料等研究方法,分析了科技助力智能健身的发展机遇以及乐刻运动对科技助力智能健身的实践经验与相关启示。研究表明:O2O健身模式、IOT智能设备、SAAS管理系统、大数据等科技都助力了智能健身的发展。乐刻运动更是利用O2O平台、大数据、新零售模式、智能运动设备、连锁+融资模式成为我国业内科技助力智能健身的典范。基于乐刻运动的案例分析,借鉴其实践经验,提出如下启示:线上线下双轮驱动,突破智能健身发展瓶颈;硬软件迭代升级,夯实智能健身发展基础;调整服务产业结构,延伸智能健身服务价值链;精准定位消费人群,实现健身消费升级。     

巴蜀石刻造像之中的体育文化成因研究

为探究巴蜀地区石刻造像之中体育遗迹的文化内涵,通过文献资料、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对四川、重庆等地的石刻造像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得出了巴蜀石刻造像之中的体育遗迹是受到了唐宋时期军事战争、宗教文化、统治阶级与社会意识形态等四个方面的重要影响而形成的。巴蜀石刻造像中的体育遗迹是古时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重要反映。     

透过《金瓶梅》热细说奇书《金瓶梅》

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产生于明代,清代时曾多次遭到禁毁,但却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在四百年后的中国形成了一股出版、争睹此书的热潮。八十年代《金瓶梅》热建国以来,《金瓶梅》一共印刷过五次,除了第一次是在1957年由文学古籍刊行社将《新刻金瓶梅同话》影印了2000部外。其余的四次都是在1985年以后,并且全部是内部发行。 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删掉书中近两万字有关性描写的文字,铅印出版,共印制了一万册     

天启通宝背十·一两白铜大钱

天启通宝是叫熹宗朱由校在天启年间（1621～1627年）所铸。朱由校是光宗朱常洛长子，光宗在位只有一个月，因服食过量丹药中毒而死，由年仅16岁的朱由校继位。熹宗自小由乳母客氏带大，客氏得宠后，被封为“奉 夫人”，又提拔客氏的“对食”相好魏忠贤为司礼监秉笔太监。两人处处讨好小皇帝，逐渐揽权干政，     

奏刀如飞 神合古人——郭希安刻《蕴真堂帖》

在影印技术出现之前，碑帖对中国书法艺术的传播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期以来，人们重视的多是书者、撰者、集刻者以及刻立年代、版本等，而较少关注最终将墨迹或拓本摹勒并上石或锓木的镌刻者。     

文玩最是核雕奇

核雕可谓是微雕艺术园地一支古朴绮丽的奇葩。据说两宋时期即有精于核雕的艺人,但确凿见于著述的出神入化之最早核雕作品,则是明代之物。《清秘藏》记载明代宣德年间有个叫夏白眼的,“能于橄榄核上刻十六娃娃,眉目喜怒悉具。或刻子母九螭,荷花九鸶,其蟠屈飞走绰约之态,成于方寸小核”。明人魏学(氵甲)作《核舟记》,描述明代天启年间核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