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在清代的发展

司马迁“发愤著书”理论在清代的发展主要有三个方面：１－ 鲜明的时代性。清初,许多作家借“发愤”说发民族之义愤;鸦片战争以后,发仇恨帝国主义、振兴中华民族之感情。２－ 范围的拓宽。不少作者从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结合上,把它应用于小说创作中。３－“发愤”之作冲破“中和”思想,表现出与世抗争的精神。清代发愤说,对“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心理美学内涵探析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在继承屈原“发愤以抒情”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文艺心理学命题。它蕴含着强烈的心理内驱力,是司马迁完成《史记》的心理动力;它隐含着内心巨大的自我表现欲,成为司马迁实现人生超越的心理基础;它饱含着深切的情感体验,透射出司马迁在《史记》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心理根源。     

承先继圣 惜死立名——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及其对中国文学的深远影响

司马迁及其《史记》在中国文学史中享有空前绝后的崇高地位，不仅在于《史记》所具有的高不可攀的史学和文学价值，更在干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伟大斗争精神和人格力量。本文分析了司马迁“发愤著书”说产生、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认为这一思想不仅包含有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雪耻、成一家之言、显身扬名的个人功利目的，更体现了他网罗天下散佚旧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进而探析了其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深远影响。     

发愤亦发奋也——也看司马迁《史记》的创作动因

关于司马迁《史记》的创作,大多研究者是持“发愤著书”的观点的。文章从司马迁创作的主观愿望和客观遭遇看认为《史记》的“发愤著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个人遭际的怨愤基础上痛定思痛之后思想认识的深化,二是希望有所作为的发奋著书的信念。     

试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的历史命运,大概也同他本人的惨痛经历一样,是相当坎坷不平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那些正统文人由于从体现这一理论精神的《史记》中闻到了一股离经叛道的浓烈气味而交相指责,有的斥之为“是非颇谬于圣人。”有的把书中的篇章指为“妄人”所录,有的则肆意谩骂:“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为谤书流于后世”;只有极少数有识之士才作了一点持平之论,其中的佼佼者更进而继承和发扬司马迁“发愤著书”     

《史记》中的赋话与赋论

司马迁是最为杰出的辞赋理论家之一。司马迁为辞赋家立传并在其传中大量录入辞赋作品。“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最重要的文学思想，只有联系屈原屈作，才能全面理解“发愤著书”说的丰富内涵与深层意蕴。《史记》中首次出现了“楚辞”的名称。考察《史记》中“辞”、“赋”、“辞赋”、“楚辞”等概念的使用有利于我们了解辞赋名称在汉代的演变情况。在辞赋的功用问题上，司马迁明确地表达了自己重于讽谏的观点。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背后

本文试图从“发愤著书”的理论来源、司马迁个人的生存状态及创作观、《史记》中的人物塑造三方面论证司马迁和《史记》所承载的并未为董仲舒等人改造过的儒家理念和因此而造成的深沉浓郁的悲剧意识。一、“发愤著书”的理论来源话题还是要从那个被大家谈烂了的“发愤著书”谈起。而所有论及“发     

试论“发愤著书说”的创作动力意义

以“诗言志”为“开山的纲领”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虽然是从“文以载道”“感物缘情”两个不同的方面拓开了自己的道路,却又始终统一在“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里,具有共同的基调。这里面,有一个不同凡响的声音,它就是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发愤著书说”,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创作现象首先被司马迁提出来,上承孔子“诗可以怨”,下接刘勰的“也积乱离,风衰俗怨”,又因韩愈的“不平则鸣”引起巨     

欧阳修与司马迁

在我国历史上,欧阳修是继承司马迁最有成就的文史大家。在人格精神方面,欧阳修继承了司马迁硬骨头精神,不屈不挠从事史书写作;在史书修撰上,继承了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在文学思想方面,既继承发展了司马迁“发愤著书”说,提出“穷而后工”理论,又深得司马迁文学创作的神韵。     

论司马迁对蒲松龄的影响

本文主要从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两个方面 ,探讨司马迁及《史记》对蒲松龄的影响。在文学思想方面 ,蒲松龄继承了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精神 ,提出“寄托孤愤”理论 ,并把它应用到小说创作中 ;在文学创作方面 ,《史记》传记体结构影响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立论依据的粗浅考察

<正>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见于他写给友人的回信即《报任安书》中，同时也出现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报任安书》是中国古代散文中的一篇经典之作，作者发语酸楚沉痛，将叙事与说理融为一体，语言上交错使用长短句，并以排比、对偶句穿插其间，使文章更富于感情色彩。其中表达“发愤著书”说的一段文字，历来为后人所称道，为下文论述方便，此处不妨照录如下：     

试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援引古今中外文学实践和理论,论述司马迁“发愤著书”说这一文艺理论思想产生、发展的历史渊源,在文学史上的深远影响及现实意义;强调该类文学作品的战斗性和社会批判意义,具有不朽的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肯定了司马迁在古代文论建树上不可忽视的地位。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再认识

“发愤著书”历来被视为司马迁创作思想的核心．且多据此认为史迁将自己的愤懑与不平发泄于《史记》之中。究其实．“发愤著书”乃是挫辱之下的发奋振作．是士人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特殊方式。     

对“发愤著书”说的再认识

关于文学创作的动力,我国古代的文论家有很多说法,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其中的代表学说之一,除此之外,还有"自娱"说、"娱己"说、"遣兴"说、"畅神"说等,后面的这些说法可以概括为"著文自娱"说,"著文自娱"说可以说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很好的补充.这两种学说在中国古代文论史和文学史上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发愤著书”辨

一发愤著书的由来包世臣曾在他的《艺舟双辑》中说: “(司马迁)实缘自被刑后所为不死者,以《史记》未成之故。是史公之身,乃《史记》之身,非史公所得自私。史公可为少卿死,而《史记》必不能为少卿废也。”这是包世臣对司马迁发愤著书的如实理解,可以说是知音之言。的确,司马迁在被刑后而不死者,是“以     

“发愤著书”说在唐宋时期的新发展

“发愤著书”说在唐宋时期的新发展。以韩愈的“不平则鸣”、欧阳修的“穷而后工”影响最大。陆游、辛弃疾以自己的创作实践给“发愤著书”说注入了爱国主义精神     

再探《史记》的创作动因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到《史记》的创作动机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并提出著名的＂发愤著书＂说,故此古今学者以＂发愤著书＂为《史记》定论,并把＂李陵之祸＂作为＂发愤著书＂的缘起,甚至有学者把《史记》的成功归结为＂李陵之祸＂。但从＂发愤著书＂说提出的时间、《史记》前后思想内容和感情基调的不同来看,这种观点又有不妥之处。《史记》的创作具有多种动因。     

司马迁之“发愤著书”考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联系历代贤圣之遭际与其作品产生的关系来印证,从而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发愤著书”说．以达到表现自己的志向和警戒社会、启发人心的作用。     

语言规范化的标准及评估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历代都有与之一脉相承的理论论述。在具体的语境中,这一理论有它的合理性,它揭示了作家的痛苦经历与创作才能、创作成就之间的关系。     

“诗言志”系统理论的发展和递进层次

“诗言志”是中国诗论的“开山纲机”。从屈宋的怨尤悲愤,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到建安风骨的“梗概我气”,中唐新乐府的“风雅比兴”,以至明末遗民的亡国之痛和晚清救亡之志士的抒怀,“言志”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诗言志”系统理论的三个递进层次：“诗以言情”说、“发愤著书”说、“穷而后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