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影响力交易罪的基本构造与转化适用

影响力交易罪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一种新型腐败犯罪,是贿赂犯罪的外围犯罪,目前我国刑法中尚无任何与之对应的罪名.建议在刑法分则第8章"贪污贿赂罪"中增设对有影响力人员行贿罪和有影响力人员受贿罪,以实现该罪的国内法转化.     

完善介绍贿赂罪的若干思考

介绍贿赂罪是我国刑法中贪贿犯罪大家庭中的一员.现行西方刑法中很少有规定介绍贿赂罪的,但我国刑法把有介绍贿赂罪和行贿罪的犯罪主体认定为一般主体,可谓有着鲜明的特色.在我国经过激烈的“存废之争”后,立法机关最终选择了保留介绍贿赂罪.本文通过对介绍贿赂罪的概念、“存废之争”和介绍贿赂罪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问题的探析,从而提出新时期完善我国介绍贿赂罪的立法建议.     

“性贿赂”的刑法规镦——以女性贿赂为角度

“性贿赂”作为贿赂犯罪的一种新形式,近年来有愈演愈烈之势。但目前刑法对性贿赂尚无明文规定。使性贿赂成为法律的死角,无法予以惩治和打击。性贿赂危害极大,必须在法律中尽快加以规定。在性贿赂的犯罪过程中,女性多为犯罪载体,原因在于社会风气的熏染、女性面临的社会困境、腐朽观念的影响以及充当性贿赂工具女性自身的原因。由于性贿赂隐蔽性的特点,对性贿赂定罪、量刑和取证很困难,但这些性贿赂无法入罪的理由缺乏法理基础。性贿赂符合犯罪的基本特征和犯罪构成。我国古代就已将性贿赂纳入法律调整范围,国外和港台地区关于性贿赂的成熟的立法经验也可供我国内地借鉴,将性贿赂纳入刑法调整的时机已经成熟。性贿赂入罪可采取刑法修正案或司法解释的形式,分别以受贿罪和行贿罪定罪量刑。作为有别于普通的贿赂犯罪,性贿赂的受贿罪和行贿罪的各种情形法律可予以较详尽的规定。对于涉案妇女,则分别以刑法中的行贿罪定罪处罚或以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制裁。     

浅谈目的犯

目的犯是以特定的犯罪目的为构成要件的一类犯罪,但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目的必须限于刑法的明文规定。尽管我国目前刑法理论界的通说是作为目的犯的特定犯罪目的不以刑罚的明文规定为限;但是基于罪刑法定、打击犯罪、司法操作等反面的考虑,绝不能不能从理论上任意扩大目的犯的范围。对于目的犯之目的的本质,犯罪动机说已为我国很多学者所采纳,而且也有不同于犯罪目的说的其他学说兴起。犯罪动机的本质属性在于其是一种纯主观的心理需求,它不能直接观察测量,只能根据刺激或反应去推测,不具有客观性。作为刑法明文规定的目的,其本质只能是可以外化的,可以衡量的具有客观性的犯罪目的。     

关于性贿赂罪的立法思考

本文将视角聚焦在贿赂罪研究的前沿上，指出了我国现行刑法中贿赂罪的立法缺陷，介绍了当前法学界关于性贿赂罪立法的不同观点，提出了性贿赂犯罪的立法主张。     

重构我国刑法分则体系若干问题探讨

刑法分则中"毒品"、"淫秽物品"等概念的解释性规定,按照总则与分则的关系要求应该纳入总则规定;刑法分则体系应改"大章制"为"小章制"的分类方式;并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的妨害婚姻家庭罪应当独立成章;增设侵害环境罪专章,将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独立成章;贪污贿赂罪涵盖的内容应当加以扩展,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等几个罪纳入第八章规定的"贪污贿赂罪"。     

行贿罪之司法困境与立法完善

目前我国行贿罪案件数量远远低于受贿罪,行贿罪的处罚量刑认定上远远低于受贿罪,体现出行贿罪与受贿罪处罚失衡的司法困境。这些问题既与行贿罪的立法的法理原因有关,也与行贿罪的立法的法律原因有关。因此,破除行贿罪的司法困境,从根本上应完善行贿罪的立法缺陷,以立法效果论为方法论,注重刑事一体化,并在受贿罪中增设特别自首条款,方能在《刑法修正案(九)》出台的大背景之下对行贿罪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非法占有目的"理论探究

非法占有目的是取得罪中独立于"故意"的特殊主观构成要件,这种观念是我国刑法理论中的通说.但近年来,一部分学者对该通说提出了质疑,甚至进而否认了刑法的目的犯理论.笔者认为,"非法占有目的"适用范围并不以法律明文规定为限,故应当承认非法定目的犯的存在,且非法占有目的属于开放的构成要件.本文拟通过对刑法中非法占有目的理论的探讨,达到为通说辩护的目的.     

论刑法中的“以营利为目的”和“以牟利为目的”

我国刑法分则中分别有条将以营利为目的和牟利为目的规定为犯罪的构成要件，章认为两的刑法含义上并无本质不同，立法上宜统一规定为以牟利为目的，并对以牟利为目的的司法认定略作探讨。     

赋予商业贿赂犯罪刑事立法独立地位

商业贿赂罪从97刑法制定伊始,即附随于公职贿赂罪,缺乏独立的地位,《刑法修正案六》并没有解决该问题,而从本质上看,它却是解决商业贿赂犯罪之首要。商业贿赂罪是侵犯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犯罪,应将其设置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八节的扰乱市场秩序罪中。区分商业贿赂犯罪与公职贿赂犯罪的根本标准是权力(权利)的属性。     

试论经济犯罪的防控简

经济犯罪的危害严重,它不仅牵涉千家万户的利益,更是影响国家的经济、政治安全和社会的稳定。虽然长期以来对经济犯罪奉行重刑主义的打击策略,但现阶段经济犯罪仍呈现高发态势。深刻思考经济犯罪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可以寻找到控制经济犯罪的良策。经济犯罪产生的原因很多,其与国家的管理有很大关系。从国家管理的层面而言,应当通过实施科学、规范、严格的管理,达到控制经济犯罪的目的。     

略论计算机犯罪的构成特征

笔者在论述计算机犯罪概念的基础上，指出其犯罪主体既有一般主体，也有特殊主体，侵犯的是复杂客体，既可由故意，也可由过失实施计算机犯罪的作为或者不作为两种行为。     

侵占罪的犯罪主体与主观方面的研究

侵占罪是我国1997年刑法新增设的罪名。侵占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单位应当是该罪的犯罪主体;侵占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其中非法占有的目的可以产生在持有之前或持有之后。     

论走私犯罪案件中身份犯的认定

尽管在理论上有单位身份犯,但单位走私犯罪不是身份犯。在走私犯罪活动中或在案发后正在查处中国家工作人员有受贿情节,只受贿不枉法的,只定受贿罪;海关工作人员受贿后放纵走私的,按照牵连犯的处罚原则,在受贿罪与放纵走私罪中,择一重罪从重处罚;非海关的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放纵走私的,在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中,择一重罪从重处罚;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又直接参与走私的,应当分别定受贿罪和走私犯罪后实行数罪并罚。单有放纵走私而没有受贿情节的,海关工作人员定放纵走私罪;非海关的国家工作人员定滥用职权罪     

论教唆犯罪的犯罪未遂

根据我国刑法理论之规定,教唆犯罪是隶属于共同犯罪的一个下位概念,因此,教唆犯罪是被作为共同犯罪来加以界定的。但实践中,并非所有的教唆犯罪都能构成共同犯罪。鉴于此,我们对教唆犯罪未遂形态的研究应建立在把教唆犯罪划分为独立教唆犯罪和共同教唆犯罪的基础之上,且由于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使得刑法典有关教唆未遂处罚原则之规定缺乏合理性,违反了刑法基本原则,也放纵了犯罪。文章以此为切入点,对教唆犯罪的未遂形态进行重新界定和阐释。     

单位犯罪主体认定中的若干疑难问题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单位犯罪,但什么样的组织才能成为刑法中的单位犯罪主体,则值得探讨。对于私营企业,一概否认或承认其单位犯罪主体地位都是不正确的,应当根据其人格的独立程度来确定是否可以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单位的分支机构在主体资格上符合刑法中的单位的特征时可以成为单位犯罪主体;单位的内设机构,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单位犯罪论。筹建中的单位如果具备了法律上的人格,且其实施的犯罪与单位筹建事务有关联,是单位犯罪。境外公司、企业,如符合我国刑法中的单位的认定标准,应当以单位犯罪论．     

侵占罪与盗窃罪区分之相关问题

侵占罪与盗窃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故意侵犯他人财物所有权的犯罪。二者在许多方面都有共同点。目前对侵占罪本质的理解,对“持有”的性质,对遗忘物的认定,对在特定场所犯罪的界定等问题都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司法实务中认定具体罪名时也遇到了相当多的问题。     

网络色情犯罪的法律控制

随着网络如旋风般席卷世界，我们的生活也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改变。网络作为一种科技手段被运用于各个领域，而网络犯罪则成为法学的热点问题，这种犯罪具有新的特征和形式，网络色情犯罪就是新的产物之一。那么，如何界定网络色情犯罪？它和传统色情犯罪有何区别？对于网络色情犯罪造成的愈来愈大的社会危害，我们应如何运用立法、司法及相关手段进行控制或防治？这些正是本文要探究的问题。     

试论绑架罪的犯罪构成

绑架罪是一种社会危害性极大的暴力犯罪,法学界对于该罪在理论上存在一些重大的分歧,特别是该罪的犯罪构成。文章对绑架罪的犯罪构成进行系统地阐述,以期对绑架罪的立法完善有所裨益。     

经济犯罪中单位与自然人共同犯罪研究

在以数额为核心内容的经济犯罪中，往往存在个人犯罪与单位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不一致的情况。由此引出在单位与自然人共同犯罪的场合，以个人标准为准还是以单位的标准为准的问题，这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点。对此，理论界争议也较多。本文在分析各种观点的基础上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就法律相关规定的适当性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