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前因组态研究——基于TOE理论框架的分析

数字化转型是推动我国制造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TOE理论框架，构建了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模型，并运用fsQCA方法探究6个前因条件与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复杂组态效应。研究发现：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并非由单一因素驱动，而是技术、组织、环境条件协同作用的结果。制造企业高数字化转型存在4条驱动路径，根据核心条件不同可归纳为“全要素驱动型”、“技术导向型”、“规模优化型”和“内外联动型”;而非高数字化转型仅存在1条“要素缺失型”路径。研究结果不仅从组态视角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而且也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路径参考。     

基于组态视角的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模式研究

数字化转型是我国制造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研究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TOE理论框架，以江苏省内128家正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必要条件分析（NCA）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从组态视角研究“技术—组织—环境”层面的6个因素如何协同作用影响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结果表明：上述6个因素均不足以独立成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多个前因条件协同作用的结果，具有多种前因组态；制造企业高制造过程数字化水平的前因组态包括数字技术推动型和数字生态主导型；制造企业高商业模式数字化水平的前因组态包括全价值链数字化型和数字生态孕育型。同时，本文亦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非高水平前因组态进行了分析，发现数字技术和业务数字化的不足分别是导致制造过程和商业模式数字化非高水平的关键原因。本文不仅为数字化转型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也对我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了一些有益启示。     

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的组态效应研究

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是制造企业智能化。基于TOE理论从技术、组织和环境层面构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模型,借助爬虫技术归集基期企业年报中“数字化转型”特征词,筛选出175家开展一定规模数字化转型的制造企业作为样本案例,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组态视角探究6个前因要素如何协同驱动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发现：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多重前因变量协同发力,任何单一因素均无法作为结果产生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制造企业高数字化转型组态主要有4条,进一步可归纳为技术-组织主导型和全要素驱动型,具有“殊途同归”的特点;各组态之间存在重叠和潜在替代关系,其中数字技术创新和知识密集度是推动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揭示了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多重驱动因素之间的复杂组态效应,对制造企业数字化具有理论和实践参考价值。     

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组态路径研究——基于“技术-组织-环境”的理论框架

基于“技术-组织-环境”理论框架,构建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模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收集汇总的27份先进制造企业数据进行组态分析。研究发现：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组态路径主要有4条,分别是技术-组织主导型、技术-组织-环境协同主导型、技术-组织主导环境协同型以及组织-环境主导型。在此基础上对比分析路径之间的异同,发现组态路径之间存在重叠路径并且某些要素之间存在潜在替代效应。     

数字原生企业与非原生企业数字化转型组态路径研究——基于“技术-组织-环境”理论框架

基于TOE理论框架构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模型,并运用fsQCA方法对收集到的26个数字原生企业和数字非原生企业的数据进行了组态路径分析。结果发现：数字原生企业数字化转型组态路径主要有三条,分别是环境-技术主导组织协同型、技术-环境主导组织协同型和技术-环境主导型;非原生企业由于缺乏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和经验,只能通过两条不同的技术-环境主导型路径实现数字化转型,且不同路径之间还存在着重叠路径和潜在替代关系。     

影响中小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资源配置组态及其作用机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对于资源匮乏的中小制造企业而言,如何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数字化转型是实践中的重要问题,但资源配置的组态如何影响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还未得到充分研究。以资源基础观作为理论基础,基于数字化战略与企业内部资源协同的视角,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数字化战略、人力资本、企业规模、发展潜力、盈利能力、数字化团队6个方面,对北京38家中小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组态前因进行分析,识别出中小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资源配置的4种组态形式。结果表明,中小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资源配置组态效应客观存在,具体表现为数字化战略和企业多种资源协同联动作用,其中数字化战略和资金要素对中小制造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具有关键作用。因此,政府应加强对中小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资金支持力度,而企业自身更应注重数字化战略和资源的协同联动。     

中小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资源配置组态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对于资源匮乏的中小制造企业而言,如何基于自身资源实现数字化转型是实践中的重要问题,但资源配置的组态如何影响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还未得到充分研究。本文以资源基础观作为理论基础,基于数字化战略与企业内部资源协同的视角,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数字化战略、人力资本、企业规模、发展潜力、盈利能力、数字化团队六个方面,对 38家北京中小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组态前因进行了分析,得到中小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资源配置的四种组态形式。本研究证明了中小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资源配置组态效应的客观存在,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选择及资源配置提供了启示和参考。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专精特新”企业双元能力提升组态路径研究

关注数字化情境下的组织双元问题，同时突破传统净效应和单案例研究的局限，以及拓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问题研究边界，结合我国“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现实背景，运用组织双元理论，从结构双元、领导双元和情境双元3个角度出发，通过理论演绎和文献梳理，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从技术、组织和环境3个层面的5个前因条件对145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双元能力提升组态路径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数字化水平、企业家精神、创新资源、政府补助和市场竞争都不是“专精特新”企业提升双元能力的必要条件，企业实现高双元能力是技术、组织和环境多层面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2）“专精特新”企业提升高双元能力的组态有3种（共4条关键路径）：创新资源主导型、技术与管理协同驱动型和政府支持下的自我驱动型，其中创新资源均为核心条件、具有普适作用，同时市场竞争均为非核心条件；（3）导致“专精特新”企业非高双元能力的组态有4种（共5条关键路径），均包含创新资源缺失。由此可见，我国中小企业应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加大创新资源投入，多层面分析自身现实基础，选取不同的等效组态路径提升双元能力，同时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     

数字经济背景下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组态路径研究——基于“技术－组织－环境”的理论框架

基于“技术－组织－环境”理论框架,构建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模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收集汇总的27份先进制造企业数据进行组态分析。研究发现：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组态路径主要有四条,分别是技术－组织主导型、技术－组织－环境协同主导型、技术－组织主导环境协同型以及组织－环境主导型。在此基础上对比分析路径之间的异同,发现组态路径之间存在重叠路径并且某些要素之间存在潜在替代效应。     

“技术—组织—环境”因素联动对互联网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基于TOE框架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与必要条件分析

数字创新作为数字经济的源头活水,已成为催生新动能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工具。如何优化企业数字创新机制及提高数字创新水平是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但以往研究多强调单一前因对数字创新的“净效应”,较少以整体框架探究技术、组织与环境因素影响数字创新的复杂因果机制,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不同前因间的联合效应。为进一步探索数字创新的影响机制,促进数字创新实践,以互联网企业为研究对象,选取沪深A股上市的20家互联网企业为案例样本,基于TOE框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与必要条件分析方法,探寻技术、组织与环境三个层面五个前因条件对互联网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单个前因条件不构成引致高水平数字创新的必要条件;（2）存在4条产生高水平数字创新的组态,可归为技术与环境协同的大数据能力赋能型（H1）、技术与环境协同的创新能力支持型（H2a）、技术与环境协同的大数据能力与创新能力联合支持型（H2b)、吸收能力与数字化情境双轮驱动型（H3）;(3)存在4条产生非高水平数字创新的组态,且与高水平数字创新组态存在非对称关系。     

数字赋能和商业模式创新如何协同推进数字化转型

基于数字赋能和商业模式创新理论,本研究结合案例研究和定性比较分析探究两者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协同机制,并追踪其转型过程的进化路径。研究发现：(1)数字赋能转型机制可分为管控赋能、价值赋能和级联赋能;(2)制造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主要有创收型和编排型商业模式,且对数字化转型具有倒推作用;（3）协同驱动路径有集群创导驱动、价值创新驱动、资源连接驱动和精益管控驱动路径;（4）在协同推动转型过程中,价值赋能、级联赋能、创收型商业模式和编排型商业模式均是推动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条件,管控赋能是边缘条件。本研究拓展揭示了数字赋能和商业模式创新对数字化转型协同推进的轨迹,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具有启示意义。     

制造企业数据驱动动态能力的形成与演化

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应用催生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新趋势。虽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重要性已被学界和产业界所认识,但是已有研究未能系统揭示数字资源零基础的制造企业是如何在数字技术动荡背景下构建数据驱动动态能力。本研究从资源编排视角,采用纵向案例研究法,以浙江泰普森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制造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动态能力的演化问题,构建了“间断-连续”的非线性动态演化模型。研究发现：在数字从属、数字匹配与数字驱动构成的数字化转型三阶段中,动态能力借由资源编排行动,从数字重组、数字捕获与数字感知三个维度逆向递进推动企业数据驱动动态能力的自指性构建;技术动荡性会触发资源编排行动与数据驱动动态能力生成的演化间断,内化关键资源是实现数据驱动动态能力“间断-连续”跃迁的核心所在。本研究打开了制造企业数据驱动动态能力演化过程的“黑箱”,对数字转型背景下扩展资源编排及动态能力理论的应用,指导中国传统制造业数字转型具有一定的意义。     

中国企业数字型跨国并购驱动机制分析——基于fsQCA方法

数字经济浪潮下,以数字技术为特征的企业数字型跨国并购在我国发展迅猛,重塑企业跨国并购活动的同时,也成为传统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与数字企业数字研发的重要引擎。然而,驱动企业数字并购决策往往是复杂的,如何考虑数字并购中多重复杂因果之间的联系,从而探究中国企业数字并购活动成为理论与实践关注焦点。对此,以探究中国企业数字并购驱动路径为切入点,基于跨国并购动因理论,以制度环境、企业异质性与资源寻求为并购分析视角,整体性地提出了由数字制度环境、企业数字能力与东道国数字资源构成的中国企业数字并购驱动组态模型。进一步,为对比分析中国传统企业与数字企业数字并购高成效组态路径的异同,使用fsQCA归纳出中国传统企业数字并购高成效的5条组态路径与4类战略,分别是S1（数字能力驱动型）、S2（制度环境驱动型）、S3+与S4（制度环境+数字能力耦合驱动型）与S5（战略自发型）。结果表明,数字制度环境+数字能力耦合驱动型是大部分传统企业数字并购的成功路径。其中,数字能力是其所考虑的重要因素,这与传统企业通过数字并购加快数字化转型目的相吻合。数字企业实现数字并购高成效的共有4条组态路径与4类战略,分别是C1（数字制度...     

中国情境下数字化转型前因组态和提升路径分析

我国“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但目前数字化转型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单一维度分析,情境与实际不符,因此从组态视角,比较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多重影响因素的组态效应,为揭示我国企业高数字化转型强度的多元路径及其作用机制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以2010—2020年沪深两市中100家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大数据文本识别手段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检验资源基础、动态能力、行业竞争强度、环境不确定性、高管风险偏好、企业文化6个条件及不同条件组态对转型成效的效应,分析多重因素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复杂因果机制。结果发现：（1）单个数字化转型要素条件并不构成数字化转型高成效的必要条件;（2）存在5条驱动企业高数字化转型的路径;（3）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要素对动态能力要素有一定的替代性,动态能力要素对资源基础要素有一定的替代作用,行业竞争强度要素对动态能力要素有替代性。最后根据研究发现,对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出优化环境评估体系、增强环境识别能力,创新企业文化体系、提升高管领导力,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企业动态能力等建议。     

什么决定了区域数字化发展？ ——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的联动效应分析

为进一步揭示数字化差异化发展的机理,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结合区域数字化发展的前因条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中国31个省份为例,分析各省份数字化发展背后的驱动机制,得出推动区域数字化发展的组态路径。研究发现：（1）区域市场化水平是影响区域数字化发展的单一必要条件;（2）高区域数字化发展水平的4条驱动路径分别为环境主导型、组织-环境型、均衡型和组织主导型,多以财政资源供给和技术市场发展水平作为核心因素;（4）区域数字化高质量发展需要多个条件变量发挥协同作用,单一或少数变量难以对发展绩效产生影响;（5）各组态间的条件变量均存在潜在替代关系。根据研究结论,最后提出发挥财政资源供给的基础作用和完善技术交易市场体系建设等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下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组态研究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以261家制造业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协同理论，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索企业外部因素（数字环境、融资环境、技术环境）和内部因素（内部管理能力、资源获取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对制造业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多重联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单个因素并不会构成高企业转型升级的必要条件，但自主创新能力对推动国有企业转型升级具有普适作用；数字环境主导下资源与创新驱动型、数字环境助力下自主创新驱动型和企业内部自主创新驱动型三种组态可以促进高企业转型升级，不同组态代表着不同内外部环境下转型升级的多重实现方式，尤其对于一线城市来说，数字环境与企业内部环境对企业转型升级存在协同效应；非高企业转型升级也包含三种组态，它们均显现出自主创新能力缺失的问题，再次印证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对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并从整合视角挖掘了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内外部协同机制，从而推动了数字经济背景下国有企业的转型升级研究。     

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数字经济背景下,科学衡量我国区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并深入探讨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和主要驱动路径对于区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从数字化技术转型、数字化创新能力转型和数字化效益转型三方面构建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指标体系,并将改进熵权法和灰色关联模型相结合,对各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法,从技术、市场、政府三个维度的“组态效应”研究数字化转型的路径选择。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区域发展不平衡,但总体仍遵循东、中、西梯度空间分布格局。各地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驱动路径有5条,可将其归纳为资源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两种模式。研究结果揭示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背后的多重因素间复杂本质,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实践启示。     

双向FDI视角下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实现路径——基于动态fsQCA的研究

双向FDI对于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着重要作用，企业应如何通过合理的IFDI和OFDI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是一项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同时，由于政府环境政策以及企业冗余资源等方面的差异，现有研究针对双向FDI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结论并不一致。基于此，本文依据资源依赖理论，构建了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要素联动模型，进而运用动态fsQCA方法探讨了“十二五”规划和“十三五”规划期间我国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实现路径。研究发现：“十二五”规划时期存在“资源紧缺—双向搜寻”和“政策联动—外资融合”两种充分条件组态，“十三五”规划时期则存在“压力驱动—双向搜寻”和“环保补助—双向搜寻”两种充分条件组态，由此形成的绿色技术创新实现路径在构成要素上存在差异；同时开展IFDI和OFDI能够在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方面发挥较为普适的作用，但并非为必要条件；对于开展双向FDI但冗余资源欠缺的企业而言，在不严格要求高水平政府环保投资的前提下，环境规制的积极作用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日益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绿色技术创新前因要素动态联动机制的相关文献，能够为制造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提供借鉴。     

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工业数字化的组态路径——基于“技术-组织-环境”的理论框架分析

工业数字化是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力。本文基于新兴技术应用的“技术-组织-环境”（TOE）理论框架,构建驱动工业数字化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并运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进行组态比较分析。研究发现：欠发达地区工业数字化高水平发展的驱动路径有3条,发达地区工业数字化高水平发展有2条;且两类地区有相同的通用性驱动路径,也有各自不同的专用性驱动路径。此外,两种地区工业数字化高水平发展的驱动路径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条件不同,且技术、组织、环境条件之间的替代关系也不一样。该研究结论,有助于理性揭示区域工业数字化背后多重因素间复杂互动本质,并为经济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工业数字化高水平发展带来有益的实践启示和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装备制造业升级路径研究

中国装备制造业正处于从传统制造向数字智造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研究数字经济如何驱动装备制造业升级对于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基于中国装备制造业上市企业100强的问卷调查数据,从外部环境、内部能力以及链接内外的战略与组织三个维度提炼出九个关键影响因素,进而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其对装备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路径作用。研究发现,外部环境、内部能力、战略与组织均对装备制造业企业升级具有路径影响,按照这三个因素的作用形式,将装备制造业企业升级路径划分为内部推动升级模式、外部促进升级模式、内外部融合升级模式三种类型。研究提出,要从优化外部环境、强化内部能力、重构战略与组织等方面持续加强,以推进中国装备制造业企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