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本文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的影响。本文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劳动力就业,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扩张劳动力需求、拉动就业的强劲驱动力。在影响机制方面,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市场规模效应、经营范围效应和生产率效应三条途径促进劳动力就业。基于异质性的研究发现,对于高科技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就业促进效应更加明显。最后,本文还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高学历人员占比和高技能人员占比,优化企业的劳动力结构。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准确评估数字化转型的就业效应,为实现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充分就业和高质量就业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融资约束、税收激励与企业研发投入——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11—2013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融资约束与税收激励2个因素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融资约束显著影响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民营企业研发投入主要依赖于债务融资,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主要取决于股权融资;税收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对国有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不显著;税收激励效应有效缓解了融资对民营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企业所得税税收政策较增值税更能促进民营企业的研发投入。     

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企业绿色创新和数字化转型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较少有研究将环境不确定性与之纳入同一框架,为此作出探索,从宏、微观视角总结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包括经济政策、行业环境和投资者、供应商不可预测行为以及资本市场中的业绩异常波动等一系列因素,以沪深A股2016—2020年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托宾（Tobit）回归方法检验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路径,并探索数字化转型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环境不确定性的持续攀升会通过降低管理层信心与提高融资约束等削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积极性,由此显著降低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但此消极作用在重污染行业中并不显著;数字化转型能抵御环境不确定性给企业绿色创新带来的消极影响,有助于企业提高绿色创新能力,尤其在民营企业和数字金融水平较高的地区这种调节作用更为显著。因此,企业应将绿色创新作为长期的发展战略,而政府也应提高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以及服务深度、完善数字金融监督体系,激励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     

人口老龄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

在政府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但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却进展缓慢的背景下,厘清阻碍数字化转型的因素并探寻可能的解决方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人口老龄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抑制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人口老龄化通过降低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减少数字化转型补贴以及加重超额税收负担,阻碍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对数字化转型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而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增强银行业竞争程度可以减弱这一负面影响。本文在理论上丰富了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和人口老龄化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在实践上不仅为减轻老龄化的不利后果提供了决策参考,也为促进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积极启发。     

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1—2019年中国284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超效率SBM模型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值与工业绿色转型水平,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模型以及空间模型等多维度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特征。结果表明：(1)通过排除宏观系统性环境影响以及引入工具变量的稳健性检验,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驱动工业绿色转型;(2)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3)在区域异质性上,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等东部发达地区相较于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等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红利更大,对工业绿色转型作用更为显著。为此,应加快建设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搭建“数字基建”一体化布局,充分发挥数字经济辐射带动作用,并依据地区比较优势,实施差异化发展路径。     

增值税转型促进了企业研发投入吗

增值税转型旨在通过减税促进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后者在微观企业层面的重要表现是研发投入,但目前检验增值税转型对研发投入影响的文献却很少。并且现有税收政策与研发投入研究也主要以企业所得税为对象。理论上增值税转型会通过缓解企业内源融资约束来刺激研发投入,但这一作用发挥受企业异质性的影响。本文基于集团视角,系统分析增值税转型对不同类型企业研发行为的影响及差异。结果表明在不区分组织形式的情况下,没有发现增值税转型对研发投入有显著影响;考虑集团因素后发现,与非集团公司相比,增值税转型明显刺激了集团公司研发投入;在集团公司中,民营集团研发投入显著高于国有集团;对民营集团进一步分析发现,代理成本抑制了增值税转型研发效应的发挥,而增值税转型中民营集团的研发投入增量使其长期回报率的增长显著高于其它企业。本文不仅丰富了增值税改革文献,也能为我国正在实施的“营改增”改革提供参考。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需求的影响

将数据要素引入C-D生产函数,建立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劳动要素投入模型,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规模效应、生产率效应、工资收入效应及替代效应影响劳动需求的理论机制。利用文本分析方法构建反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指标,基于2011—2019年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需求的影响强度和机理。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整体上显著促进了劳动需求,在采用工具变量法、匹配-双重差分法等识别策略控制可能的内生性后结论依然稳健。其中,对于资本技术密集型和高市场集中度行业企业、外部融资约束高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劳动需求,尤其是中高技能劳动需求的促进效应尤为显著。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源于规模效应和生产率效应,部分受到工资收入效应影响。     

数字技术能提升企业业绩吗?——来自中关村海淀科技园的微观证据

本文基于2015—2019年中关村海淀科技园企业数据集,探究数字技术提升企业业绩的效应与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的应用显著提升了企业业绩,并且多项数字技术融合应用的乘数效应显著,尤其是大数据与云计算平台的深度融合对企业业绩的提升效果最佳。该结论在经过倾向匹配得分、工具变量等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机制研究表明,优化人才结构、提高创新能力、改善成本结构以及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是数字技术提升企业业绩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技术对企业业绩的提升效果在大型企业、中国港澳台及外商控股企业表现更好,并且行业异质性使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效果存在明显差异,因此企业应根据自身特点合理规划数字化转型路径。本文为数字化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微观证据。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有企业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提高市场化程度的重要举措。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背景下,国有企业能否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赋能数字化转型,值得探索。本文选取2008—2021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借助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混合所有制改革能显著促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2)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抑制管理者短视和提高战略激进度两条路径实现;(3)在中央企业、国有股东相对控股和所属行业竞争程度较高的国有企业中,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本文丰富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揭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作用机制,为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创新绩效的中介效应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必然选择。借助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也是 “十四五”规划的重要战略。本文以2008—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资源基础理论的视角,运用逐步回归分析法,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创新绩效在数字化转型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中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果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明显。本文的研究为我国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相关启示。     

技术型管理者认知对数字化生产力工具创新突破的影响

在数字情境下，管理者认知成为生产力工具创新突破的来源，他们不能再沿用过去的认知和经验来判断数字化带来的可能性，而要在数字化价值与数字化本质方面拓展认知边界。依据技术型管理者认知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本研究从知识与社会化互动视角分别选择知识场活性与组织情绪能力作为技术型管理者认知对数字化生产力工具创新突破影响的资源基础路径与动态能力路径。研究基于389名数字化赋能企业中高层管理者的问卷调查，运用层次回归分析、Bootstrapping、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检验发现：(1)技术型管理者认知通过知识场活性与组织情绪能力双路径影响数字化生产力工具创新突破。(2)在高数字意义建构情境下，知识场活性与组织情绪能力的中介效应会更强。(3)虽然数字意义建构能够强化知识场活性、组织情绪能力的第一阶段中介作用，但这一效应并非总是有效，而只有当数字意义建构大于特定阈值时，其中介效应才更有效。本文结论不仅拓展了数字创新优势来源的边界条件，而且为管理者指导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了参考借鉴。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技术创新

自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在宏观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企业创新抉择更具挑战性,企业是否会以创新作为企业应对环境不确定性与动荡性下的行为选择以及相应的内在机理仍然有待进一步检验。本文基于2011-2017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重点从企业社会责任的工具竞争逻辑的视角探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发明专利)的影响更为显著,体现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激励效应;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企业社会责任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产生部分中介作用,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竞争工具效应得到支持。进一步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在政策不确定性与创新补贴与税收优惠之间产生中介作用,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创新之间的战略竞争工具(寻租工具)效应进一步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本文的研究有助于重新审视企业社会责任在环境不确定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的战略竞争工具价值,为进一步促进企业在外部运营环境不确定性加剧背景下履行社会责任,为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提供更大的利益相关方网络资源提供经验启示。     

数字金融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出口产品质量既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中国经济核心竞争力的外部体现,同时也是抵御外部竞争实现价值链升级的关键所在。基于2011—2015年工企数据库、海关数据库以及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及其3个子维度)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其中数字金融覆盖广度的促进效应最显著;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对东部地区企业以及民营企业的促进效应更强;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数字金融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水平的提高产生积极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绿色创新与碳绩效——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与公众环境关注度的调节作用

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利用数字化优势助力企业绿色转型已成为“双碳”背景下的必然趋势。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信号理论出发,以2014—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碳绩效,并探讨了绿色创新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和公众环境关注度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碳绩效,并通过绿色创新正向影响企业碳绩效水平。同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与公众环境关注度均能发挥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碳绩效的促进作用在非高新技术企业和高市场竞争程度的情境下更为明显,但产权性质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结论厘清了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创新进而提升碳绩效的驱动机制,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实现绿色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数字技术应用、经济不确定性与绿色创新

以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2009—2019年的相关数据为观测对象,实证检验在经济不确定性背景下数字技术应用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应用对绿色创新呈现显著倒U型影响,证实了数字化悖论现象;经济不确定性在数字技术应用影响绿色创新的过程中发挥显著调节作用,其中,政策环境中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市场环境中的环境动态性、环境敌对性起到负向调节效应,而市场环境中的环境合宜性则起到正向调节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基于资源基础观和信号理论,数字技术应用可以通过降低融资约束,增加研报数量作用于绿色创新;目前,数字技术应用情境有助于绿色创新成果的市场价值转化,但未能充分提高环境效益。     

金融科技发展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融资约束纾解与创新促进的中介传递

基于文献梳理及理论演绎,提出相应假说,利用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考察金融科技发展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效应及其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发展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呈现全域促进效应,但就不同性质的企业而言,该效应差异明显,高科技企业、非国企和东部地区企业相对显著。进一步中介机制检验表明,金融科技发展可有效纾解融资约束、实现财务稳定、降低杠杆水平、提高研发投入等,进而传递驱动企业行为选择并实现数字化转型。本文研究结论蕴含了实施差异化政策以充分发挥金融科技促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价值。     

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及其时空效应

在中国“双碳”目标背景下,关注数字经济减碳效应在农业领域的影响。利用2010—2020年中国区域面板数据,引入社会化服务角度,通过回归分析模型实证检验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机制,并从时间和空间两维度刻画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的动态效应和溢出效应,以期为依靠数字化路径实现农业低碳转型和“双碳”目标、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提供量化支撑和理论依据。结果发现：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强度有显著抑制作用,且通过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这一路径会间接影响该抑制作用;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影响确实存在滞后效应,对将来的农业碳排放强度仍存在较强抑制效果;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其他省份农业碳排放强度也存在显著抑制作用;数字经济发展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的作用由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增强,呈现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基于此,提出要提升相关农业社会化服务数字化水平、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的时间红利等建议。     

企业数字化转型:“随行就市”还是“入乡随俗”? ———基于制度理论和认知理论的决策过程研究

核心产业的数字化培育、地区数字经济新基建,是地方政府刺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两种手段。基于“行业/地区制度环境——管理者认知——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一逻辑,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制度前因及认知过程。借助双向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和机器学习的量化文本分析法,研究发现：第一,产业数字化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但地区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未得到验证。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更多的是“随行就市”（迎合行业制度）而不是“入乡随俗”（迎合地区制度）。第二,地区数字经济正向调节产业数字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也即是地区数字经济起到助推作用。第三,决策者数字化注意力在“制度环境——企业决策”中起到正向传导的中介作用。研究探讨了不同的制度压力是否及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为政府数字化建设的政策方向调整,以及企业决策者的认知管理提供了参考建议     

数字经济赋能企业绩效的内在机制、经验证据和路径选择

企业绩效的提升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经济模式,对企业绩效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基于2007—2019年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内在的作用机制,并提出相关数字化治理路径选择。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企业绩效,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该研究结论依旧成立。第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东部地区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绩效的提升,对中西部地区企业和国有企业绩效不具有显著影响。第三,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提升企业研发投入,提升了企业绩效,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路径选择。文章为数字经济赋能企业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丰富了企业绩效提升和数字化治理效能的相关研究。     

产业政策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本文以2001—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非平衡面板模型研究产业政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产业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绩效,且该影响具有延续性和累积效应,相对于国企,非国企中产业政策效果更佳。进一步检验产业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合理性检验发现补贴、信贷、税收以及创新激励是产业政策的重要传导机制,而市场竞争机制仅在非国有企业中有效;具体到各机制的传导效果,信贷、税收以及创新激励均能促进企业绩效提升,市场竞争仅正向影响非国有企业绩效,政府补贴效果不显著;市场化程度对产业政策经济效果具有正向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