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李善注引《诗》《骚》之文学精神发覆

《文选》李善注在大量征引《诗》《骚》文本及其研究《诗》《骚》之有关论著的过程中,从词句承传之渊源生态、以事析典之解读方式及比兴艺术之广泛运用等三方面,充分体现出《文选》李善注的文学精神.这些对唐代士子的科举考试与诗歌创作,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与促进作用.《文选》李善注的文学精神与之所以如此自觉产生,是因为李善注能够自觉奉行《文选》“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选文标准的结果.     

唐代诗论(札记之一)

唐朝,是我国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诗论虽不如创作,但亦有特色。可从“选本”,“诗格”、“评论”三个方面探讨。先说“选本”。选诗就是一种文艺评论的形式。选家总有一定标准和眼光,是通过     

论苏诗的“自然”特色

诗歌极为繁富,“自然”是苏轼诗的特色。内容的“自然”表现在哲理诗？景物诗、政治诗中,事与理、景与情融合无迹,真实自然。艺术方面的“自然”,不论其风格、用语还是表现手法都有所体现。本文还试着从他的禀赋、学识和经历方面探讨苏诗“自然”成因。     

诗论三诘

诗,应有共同的审美标准：诗所抒写的内心世界,贵在真诚,而此“真”又应同善与美有联系;诗应有丰富深厚的情感、思想内涵;诗必须能飞人读者(不必是所有读者)的心灵;分行排列及语言运用,应多“推敲”。诗创作并不是从“灵感”而是从感受及与之相联系的创作意念开始。     

禅·诗意·生命主体

中国向有“学诗如学仙”，“学诗浑如学参禅”之说，禅与诗的联系十分紧密。但既往的论者只一般地论及禅与诗联系紧密而未深一层地论及为何紧密？本文试图穷根究底，从生命主体的心理生活中去寻找根源，更本质地去探讨禅与诗的联系与区别，并从“禅与诗都是生命内在的运作”、“禅与诗都需要心理生活的自由”、“禅与诗都需要灵感顿悟”、“禅与诗同根不同实”等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论中国古代诗画关系

诗与画的关系是中国古代艺术美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诗与画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具有本质的不同,在中国画中却有机地融合为一体。本文认为诗与画的融合从外在形式上表现为“以诗为画”、“以画为诗”和“诗画一体”三种形态,在内在关系上具有同一性,中国古代哲学艺术精神及文人画是这种同一性的根源。     

《红楼梦》与诗文化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诗是一切文学艺术的核心本质。诗的教养,诗的精神,是中华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点。对于《红楼梦》中出现的如此多的诗词,西方读者殊难理解,甚至觉得多余———这就是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隔阂与“冲突”。而频频出现在《红楼梦》中的诗词,在曹雪芹笔下,则不仅仅是为了表现书中人物的气质与才华、生活与情趣,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反跌后文———借诗为伏线,为暗示。如果只以“空无依傍”的“一般标准”来欣赏品论,自然“失其泰半”。至于邢岫烟、李纹、薛宝琴三位新来加入大观园群芳行列中,分韵作“试帖体”三首,看似可有可无,实有深意在焉。表面上同咏红梅,骨子里是分题钗、黛、湘三位女主角的收缘结果的“诗谶”。在曹雪芹为小说人物安排的诗词、灯谜、酒令中,无不如此。这是雪芹独到的小说诗词的特种艺术手法,从古未有,以后也无人能知能悟,能学能仿。诗词,在雪芹笔下的奇妙作用,宜乎用心体识,用志覃研。     

从诗序看苏轼对“以文为诗”的发展

苏轼的诗歌中有一百二十多首有序言,其诗序的实质就是直接以“文”的形式作为“诗”的一部分,就是“以文为诗”。苏轼的诗序内容丰富、具有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同时,诗序与诗歌正文在内容、用韵、意蕴、风格方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只有在诗歌整体中,超越诗序与诗歌正文的内容意义与审美风格才会呈现出来,诗序只有在诗歌整体中才能实现其价值与功用的最大化。“文”成为“诗”中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苏轼就这样以诗序的形式对“以文为诗”作出了发展。而苏轼笔下的诗序之所以有如此风貌,既根源于宋代的文化思潮,也是苏轼精神主体之彰显、内在素质自然流露的结果。     

李白酒诗的审美精神

中国古代诗与酒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李白的酒诗具有独特的审美精神。诗与酒交融的审美精神是“放”的生命精神。“放”是生命诗性的释放,也是放松和生命的放飞。李白诗歌中的明月构成了他生命的诗魂。明月是李白酒诗中的诗性内核。诗与酒的融合展现了李白的那种天真自然的生命精神。     

叶燮《原诗》的诗法论

《原诗》是古典诗歌发展后期具有总结性质的重要诗学文献,对于从江西诗派到明代七子派热衷的诗法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其中“在物者”的理、事、情和“在我者”才、胆、识、力的论述都与诗法论有关。从“在物者”方面,他指出诗法是“虚名”与“定位”的统一,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上阐述了吕本中以来的“活法”观念。从“在我者”方面,认为诗法从依托于主体神明发挥作用,在创作诸因素中并不具有优先性,对诗法的汇聚融通可生成创作才能,“识”正是融会传统以建构主体才能的中介。《原诗》的诗法论从“法”赖以确立的理、事、情和“法”得以发挥其效用的才识两方面展开,对古代诗法论具有理论总结之价值。     

另寻天涯：汉语新诗的“漂木”——论洛夫的“天涯”美学

在对汉语新诗的研究中,不能否认与忽视的一点是,百年来的汉语新涛诗路的发展态势是多元立体而非线性的。在此中,一种由离散主体所创作的诗歌——姑且以“天涯”离散诗歌为名,因跨越地理、历史、文化而获得了异质化的意义呈现。洛夫诗歌作为这种“天涯”离散诗歌的典型经典,充分体现了“天涯”美学从自我否定、另寻天涯、多方返照的哲学意义与美学内涵。     

在现代经验和美学形式的张力场中——新诗标准的探讨

面对繁复的中国新诗现实,它的评判标准不是本质化的定义,从承担现代经验和张扬诗歌美学形式的张力场中,可以离析出的理论问题是,在历史主义的视界中,较为成功的新诗评判框架的建构,均没有脱离现代经验和美学形式这两个需要通盘考量的维度。     

台湾"创世纪"诗歌精神散论

台湾“创世纪”诗社的诗歌历程,在现代汉语诗歌的大中华版图上,已成为一个颇具影响性的重力场,成为中国新诗在新的世纪的进程中,可资借鉴的重要资源与传统。这种可称之为“创世纪诗歌精神”的诗歌传统,可归纳为三个层面:其一,“现代版”的传统文人精神;其二,优雅自在的“纯诗”精神;其三,多元开放的探索精神。     

“一体”、“两象”、“三关”和“四要”——新诗“标准”的现实构建策略

目前新诗标准建设已成当务之急,一定要重视诗体、想象与意象。新诗标准应该分为“写什么”的标准与“怎么写”的标准两大部分,但是后者远比前者重要。好的新诗应该是艺术地表现平民性情感的语言艺术。新诗应该在内容（写什么）上放开,实现真正的多元,形式（怎么写）上做适度限制,必须重视诗家语和诗体等诗的基本文体特征,重视诗的艺术性。没有好诗人就没有好诗,与其对新诗提出标准不如对新诗诗人提出标准,应该适度提高新诗行业的“准入”难度,新诗诗人应该过语言关、诗的知识关和诗的技巧关,诗人要重视学养、技巧、难度和高度。诗人写作需要重视“想象”和“意象”。     

《离骚》"落英"词义探求

《离骚》“夕餐秋菊之落英”中“落英”一词,历来有不同解释,该文根据词义、诗意、语言的社会性以及菊花的类别等方面,论证“落英”应为“飘落的花”,而不是“始开的花”。     

简析汉大赋讽劝矛盾形成的原因

两汉文士的创作集中于辞赋，以文学侍从之臣为主创作的体物大赋，从一定意义上说，已经成为两汉文学的重要标志。汉大赋的主题有其特殊性，文章作一简要分析，以说明这种特殊性形点的原因。     

论旧体诗词的文学史书写问题——从李遇春《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说开去

学界对旧体诗词能不能人史一直论辩不止,迄今没有达成共识,而实际上,一部分文学史家早已将其编写入史。需要讨论的不是旧体诗词能不能人史的问题,而是应该如何入史的问题。这意味着文学史如何书写旧体诗词才是更具有挑战性的难题。而李遇春的《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在这个问题上予以了新的思考和回答。《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以新文学名家的旧体诗词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有助于重塑现代作家的当代文学史形象,有助于重织新诗与旧诗、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之间的纽带,还有助于重构新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述史情节。     

现代诗的虚拟性与真实性例说

现代诗通常是一种“伪陈述”,即它所描述的不一定是现实中所发生的真实的生活事件或客观存在过的事象,而多半是诗人凭空从心灵里构造出来的事件,是诗人的内心呈现出来的事象,诗歌陈述这些心造的事象与事件不是它的目的,目的是用这些去对应另一种被忽略的真正的且是严重的事实以引起对它的正视。现代创造的是心灵的幻象,本质上是虚拟的,但它揭示的却是现代人生存或存在的本质,它虚造的事件比实际发生过的事件有更高的真实性。     

试论陆象山的诗文创作

后世论象山，多注重其哲学和教育思想，而对他的诗歌、散创作关注较少。其实，象山精通学。象山主张诗从心里流出，作须领会本心，提倡自由创作：象山的诗歌工于用典，多绘景精细之作。象山的散析理精微，善于从细微处提炼出哲理，在宋乾道、淳熙年间坛足具代表性。象山先生诗自具风格，足成一家，颇值得我们重视与探究。     

历史性的认知及其逻辑——关于当下“诗歌标准”的问题

新诗的标准问题历来是新诗史研讨的重要课题之一,同时,也是新诗生存的“基础”。为了能够更好地把握新诗标准的界限及其可变性,我们采取回顾历史、梳理概念的方式,将这一问题作为一个历史的动态问题,进行现代意义的考察。新诗的特点及其变化一直离不开其存在的历史空间,在正视历史之后,讲求诗歌的写作伦理、外在的认识型构,以及规范的复杂多义性,正是建构“新诗标准”的重要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