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40年代延安“新秧歌”运动的文化阐释

延安整风运动和＂讲话＂之后,中国共产党更加强化了意识形态对思想文艺领域的规范和控制,也对文艺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领域所独具的地位及作用有了更为明确的要求。因此,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发生及其对民间传统艺术自内容到形式的改造和利用,均使之成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借助文艺形式实施文化革命的一种资源和策略。而文艺＂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要求不仅规定了＂新秧歌＂创作的题材和主题,而且影响了这一艺术形式的总体表演风格和审美倾向。被赋予全新艺术职能和审美要求的＂新秧歌＂,作为40年代革命文艺的一种代表性形式所具有的范式意义,对之后共和国文艺新秩序的建构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国家节日的仪式在场及规约——延安新秧歌运动的文化阐释

在传统民间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中,庆典或节日仪式作为一种文化表演,是基于一定文化传统对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加以程式化的表述性行为。但相对而言,前者具有一种阈限期娱神亦娱人的释放或调整功能,后者则强调特定话语场域政治目标指向中的节制与规范。延安时期的新秧歌运动已经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了这一特点。伴随新生共和国的建立,陕北秧歌从农村而及城市、从西北边地而及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逐渐成为代表共和国政治文化的红色仪典。新秧歌的这一发展轨迹及其作为国家仪式在一系列革命节日中的在场与规约,不仅凸显了其在国家政治文化和民众节日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也深刻地反映了权威政治话语的力量和上层文化对民间文化的影响,以及特定政党意识形态的文化建构理想。     

论抗战时期延安新秧歌的历史传承与发展

抗战时期,由民间传统秧歌改造而来的新秧歌一经兴起,便迅速在陕北黄土地上闹腾了起来,成为了民族战争时期宣传政治、宣传抗战的重要工具。而在新秧歌的历史传承与发展中,秧歌的功能、内容和形式上的种种变化则现显出民间秧歌的审美空间已被边区意识形态彻底改写,红红火火的新秧歌热潮也已不再是民间意义上重在娱神娱人的传统秧歌,而是带有强烈意识形态性的革命秧歌。     

互动与制衡——40年代延安“新秧歌”运动的文化阐释

在上一世纪40年代的延安“新秧歌”运动中,对民间传统秧歌的改造转换,使原本民间的狂欢衍化跃升成为寄予特定意识形态话语诉求的红色仪典和建构革命文艺新秩序的重要资源,其演变过程,呈示了政治权力之于民间、以及特定民俗活动的深刻影响.其中,各分层文化之间、政治话语、革命叙事与民间伦理之间不可避免的碰撞、拒斥甚或对抗与制衡,也深刻地反映了特定时代语境下政党、民间、知识分子在其所共在的话语场域中彼此互融互动的复杂关系.     

论延安解放区新秧歌的意识形态性特征

抗战时期,由民间传统秧歌改造而非自然传承来的延安解放区新秧歌一改传统秧歌戏谑调笑、自在不羁的特色,而成为新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激励鼓舞民众战斗激情的武器。作为意识形态的直接产物,新秧歌应时而生的意识形态特质已将民间秧歌的本质内核彻底改写,其在创作观念、文本内容和形式等方面都体现出与传统旧秧歌截然不同的鲜明的意识形态性特征。     

关于延安“新秧歌运动”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发生与特定地域的民间文化传统存在直接渊源关系,更与特定历史时期政治意识形态的诉求及其规约密切关联,是陕北传统秧歌与借助民族民间艺术形式,表现工农兵生活、实现文艺大众化,进而进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建构的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策略相遇合的产物.它的发生、发展及其深刻影响,无不决定了其作为一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然而,由于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学术界关于该论题的相关研究,却走过了一个极其艰难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因此,对延安"新秧歌运动"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既足关于一个特定历史事件及人们认识过程的回顾,也是关于学术研究方法及价值取向的一种反思.     

新秧歌运动中延安知识分子话语的消解与重塑

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并在解放区广泛开展的新秧歌运动,不仅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动员、建构解放区革命文艺新秩序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也对改造民间社会及其民众思想,特别是整合知识分子的情感方式和价值观念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新秧歌运动的工农兵主体文艺指向,在使延安知识分子发挥自身职能专长参与革命文艺秩序建构的同时,开始了角色的转变与思想改造过程.特定政治权力和大众意识的双重趋迫下知识分子话语的缺失及其文化性格的重塑,在这场以改造置换乡土民间艺术使之适用于特定意识形态文化建构的文艺运动中得到了富有意味的呈示.     

中庄秧歌的调查与研究

秧歌,这门通俗易懂、深受老百姓喜爱的民间说唱艺术形式具有独特的地方色彩,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润城镇中庄村的秧歌具有典型的黄河流域民间秧歌艺术特征,2011年被山西省政府正式授予"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文通过对中庄秧歌的调查与研究,对于其在晋东南地区表演性秧歌的典型性、代表性给予充分剖析,从而对其加以保护并拓展其更大的发展空间,使得这一经典的民间艺术形式得以延续,促进本土的精神文化建设。     

浅谈胶州秧歌独特价值与发展

胶州秧歌,以其秧歌小戏在多种创新形式秧歌群体中独树一帜,是一种传统的民间艺术形式.2006年,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胶州秧歌的传统小戏日渐式微.本文通过分析比较我国秧歌多种创新形式与传统胶州秧歌的异同,阐释胶州秧歌多元内涵与秧歌小戏民间原生性的独特价值,以此为基础,对胶州秧歌进行传承定位,寻求发展思路,对非遗保护工作十分重要.     

水上白鹤惊飞鹭 稻禾千里尽秧歌——“定州秧歌戏”探析

定州秧歌戏,又称"稻秧歌"、"苏秧歌"、"大锣腔"、"干板秧歌戏"等,是发祥于定州黑龙泉一带,并流传于河北省及周边县市的乡土戏曲形式。它那独特的唱腔风格、诙谐的唱词、风趣的化妆无不渗透着当地人的审美情趣及民间文化,成为当地传统文化的固定传播方式。文章从定州秧歌戏的音乐本体入手进行分析和讨论,为进一步探讨、研究这种独特的地方戏曲艺术形式提供参考。     

汉族民间舞的风格特征及教学

中国民间舞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在五十六个民族的大家庭中,汉族分布最广,民间舞蹈的种类也繁多,主要有东北秧歌、云南花灯、安徽花鼓灯和山东胶州秧歌等。由于这些舞蹈风格特征明显,因此深受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喜欢。     

山西太谷秧歌的研究

作为拥有百年历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山西太谷秧歌的传承和发扬正面临着很大的困境。正是缘于此,才更应该重视其文化研究。文章从太谷秧歌的渊源与名称、艺术特征、民俗、晋商文化、艺人群体及其秧歌的传承与发展等诸多方面入手,对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究。     

传统舞龙运动的创新与发展

龙狮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体育活动,是中华民族传统民俗中最优秀的文化遗产.本文通过分析我国舞龙运动的发展历程以及我校舞龙运动的开展状况,探究舞龙运动的创新与发展,提出相应对策,以期为这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继承与弘扬提供一些参考和建议.     

皖东“秧歌灯”审美意蕴之探究

秧歌灯是皖东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项民间艺术,它是集民俗、音乐、舞蹈为一体的民间歌舞。秧歌灯有独特的原生态道具、服饰造型、色彩和舞韵,有朴素的审美格调和象征意义,这些民间元素对现代设计有重要启示。     

试析我国北方四大秧歌的风格特征

秧歌是我国汉族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民间舞蹈形式,在北方以陕北、河北、东北、山东等地最为盛行,参与群众最广泛。这四大秧歌各有不同的风格特征,反映了当地的文化底蕴和风土人情。     

多重文化力量的融合与交锋——歌剧《白毛女》诞生的文化语境

《白毛女》之所以选择"民族新歌剧"的艺术形式,与延安构建新文化秩序的语境密切相关。这个新秩序是一个以民间文化为基点,融合其他"合法"文化资源,向着革命而现代的方向聚拢的等级序列。秧歌运动是重构文化秩序的初次尝试,改造后的秧歌剧成为新文化实践的重镇。在创新冲动的驱使下,延安不满足于业已发展成熟的大型秧歌剧,转而渴望更新型的"民族新歌剧"。"白毛仙姑"传说恰在此时流入延安,便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历史的选择。     

对贵州彝族舞蹈“恳合呗”的传承和保护的思考

贵州彝族传统舞蹈“恳合呗”,是一种古老的民族文化艺术,长期以来一直流传于彝族人民的婚姻、丧葬及节日活动中,并得到了较好的传承和发展。本文对之进行研究,目的在于全面了解贵州彝族丰富多彩的民间舞蹈文化,弘扬彝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用以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进一步推动民族传统文化的开发与保护。     

试论中国民间舞蹈节律的内在性

以中国民间舞的内节律为切入点,从人身心节律的内在冲动和人文表达出发,论述了它对民间舞的源起以及延展性和艺术性,同时它有着民间舞蹈传统文化艺术基因的复制性,它触动了中国民间舞蹈艺术中枢的同时,有着传统文化的内在活力,而且在身心与艺术合一的内外节律中构成我国民间舞艺术的灵魂,对它的重视和研究将有助于我国民间舞蹈教学健康而有序的发展.     

台湾狮舞文化初探

狮舞是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一项民俗活动。在台湾,狮舞俗称弄狮,由舞狮活动组成的团体,被称作狮阵或狮团。台湾的狮舞文化是由中国闽粤等省传入并自成系统。现今的台湾舞狮已成为台湾地区唯一在各乡镇县市都有的狮阵。如今,不论在台湾本地的各类庆典、机关团体举办的文化活动、以及学校社团的展演,都可看到台湾狮舞文化的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