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水-能源-粮食耦合效率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

推动资源管理方式向“多资源”协同转变,保障水资源、能源和粮食关系的协同优化,是应对资源供需矛盾和安全风险的有效手段。基于构建的水-能源-粮食耦合协调指标体系,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前提下测度了2003—2017年各省份水-能源-粮食耦合效率,进而借助核密度估计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究了长江经济带水-能源-粮食耦合效率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关键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水-能源-粮食耦合效率均值在0.65~0.95之间波动,未达到生产前沿,仍然具有一定的提升空间;②总体时序变化呈现为“下降—上升—下降”波动特征,且各省份呈现一定差异,2010年之后江西、湖南、贵州和云南呈现下降趋势,上海、浙江、安徽和四川趋于平稳,江苏、湖北和重庆呈现较大波动;③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有所增强,两极分化现象初显,高值地区集中分布在长三角和川渝地区,而低值地区则不断向长江经济带上中游转移;④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产业结构是推动长江经济带水-能源-粮食耦合效率提升的重要正向因素,而经济发展和信息化水平的正向作用尚未显现;此外,空间计量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邻近地区水-能源-粮食耦合效率的优化对本地区也有积极的正向影响。因此,除了要根据各省份的实际情况制定差异性的政策,还要加快创建“多资源”协同管理机制,充分发挥区域间的正向溢出效应,实现区域水-能源-粮食耦合效率的全面提升。     

1998-2012年中国省际灰水足迹效率测度与驱动模式分析

水资源短缺与污染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提高水资源效率是解决两者的必然选择。在测算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1998-2012年灰水足迹及其效率的基础上,本文基于扩展的Kaya恒等式和LMDI模型定量分析了效率效应、结构效应、经济效应、禀赋效应、开发效应及技术效应对灰水足迹效率的影响,最后利用LSE模型按驱动效应的绝对贡献率将各省份进行了分类。分析结果显示：研究期间中国平均灰水足迹为4814.30亿m³,灰水足迹效率由1998年的16.30元/m³增加到2012年的89.32元/m³,整体上呈现经济发达地区高于落后地区的特征;效率效应、经济效应、开发效应及技术效应对灰水足迹效率的变化起正向驱动效应,结构效应与禀赋效应对灰水足迹效率的变化起负向驱动效应,其中效率效应、经济效应是影响灰水足迹效率变化的最主要因素;中国灰水足迹效率空间驱动类型主要包括双因素支配型（Ⅰ、Ⅱ）、三因素主导型、四因素协同型（Ⅰ、Ⅱ）、五因素联合型等6种类型。研究结果可为水资源利用效率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同时为区域水资源的合理利用提供理论支持。     

长江经济带水资源-能源网络特征

经济发展与水资源和能源密不可分,研究水和能源两种资源在宏观经济系统各部门之间的流通特征,挖掘其内在规律,对地区水与能源的高效及可持续利用至关重要。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为例,运用复杂网络理论创建资源网络模型,从水资源-能源的双重节约和双向节约的新视角发掘资源网络特征。结果表明：①长江经济带水-能源相关要素资源网络具备小世界性及无标度性,网络中关键部门的变化将显著影响整个网络。②江苏的化学产品业、金属冶炼和延加工业、建筑业等部门因具备较大点强度而对长江经济带的水-能源的双重节约作用显著。江苏的化学产品业、金属冶炼和延加工业、电气机械和器材业以及湖北和湖南的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等部门的节水带来的节能效应和节能带来的节水效应可快速传播至其他部门,对水-能源双向节约作用显著。③研究区内各省市资源流通量大体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江苏、湖南和湖北地区资源流通量较大,云南、贵州和重庆资源流通量相对较小。④对重庆（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重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重庆（建筑业）→重庆（其他服务业）、四川（建筑业）→四川（其他服务业）3条贸易路径中的部门进行合理的资源调控可以显著影响整个网络的资源流通量,从而实现资源节约。本文探究地区水-能源网络特征,旨在为资源高效利用提供有益参考。     

黄河流域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协同演化及预测

水、能源、粮食存在互相依赖的纽带关系,黄河流域作为三者矛盾突出且集中的典型区域,实现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协同演化,是保障流域资源安全、维护生态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基于协同学原理,按照序参量-子系统-复合系统的逻辑,从流域层和区域层,对2010—2019年黄河流域的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协同演化进行实证分析及ARIMA预测。结果发现：①从全流域看,3个子系统有序度演化近10年来均有上升,但三者间纽带关系演化长期处于低协同状态,其中,水-粮食协同度略高于能源-粮食协同度和水-能源协同度;②分区域看,上游和下游各子系统有序度演化近10年来升降各异,而中游各子系统有序度演化不断上升,3个区域中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演化均长期处于低协同状态;③根据ARIMA预测,纽带关系短期仍处于低协同状态,水资源相对于能源和粮食仍是首要约束。最后,从流域层提出“以水为刚性约束,多要素互动”,从区域层提出“生态位错位发展,多区域协同”等政策启示。     

中国海洋资源消耗强度因素分解与时空差异分析

基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内涵,测度中国沿海省区1996—2015年海洋资源消耗强度,揭示其时空演化特征,运用改进的对数均值迪式指数分解法（LMDI）建立因素分解模型,分析中国海洋资源消耗强度变动的因素贡献并进行差异比较。结果表明：①1996—2015年,中国海洋资源消耗强度总体呈先上升后稳步下降的态势,第一产业资源消耗强度平稳下降,第二、三产业资源消耗强度与中国海洋资源消耗强度变动趋势基本同步;空间格局演化上,海洋资源消耗中高强度省区逐渐减少,低强度省区逐渐增多,区域差异逐步缩小;②技术进步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区域规模效应对我国海洋资源消耗强度下降的贡献率分别为78.224%、18.334%和3.442%;沿海各省区的因素分解效应差异显著,其中福建以技术进步效应为主,浙江、山东和海南以技术进步效应和区域规模效应为主,天津、河北和江苏以技术进步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为主,辽宁、上海、广东和广西则是技术进步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区域规模效应共同推动海洋资源消耗强度下降;③从海洋三次产业来看,技术进步效应在第二产业内部贡献最大,累计占比为77.118%;产业结构效应在第一产业内部贡献最大,累计占比为314.547%;区域规模效应在三次产业内部无明显差异。各省区推行海洋三次产业资源集约利用技术或措施时应有所区别和侧重。     

中国渔业生产系统隐含碳排放结构特征及驱动因素分解

面对新的发展形势,传统的渔业生产方式已不适应当前社会转型要求,面临着发展方式粗放、效益低迷及影响生态环境等诸多挑战。渔业经济的低碳化发展是中国渔业可持续发展必然选择,是保障国家食物安全、促进农（渔）民增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对于从根本上推进中国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义重大。基于投入产出模型和扩展Kaya恒等式,对2002—2017年中国渔业生产系统隐含碳排放变动趋势及结构特征进行研究,并对隐含碳排放的驱动因素进行分解。结果表明：①中国渔业生产系统隐含碳排放整体呈现上升—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变化趋势,渔业第一产业始终处于渔业隐含碳排放首位,但渔业第二与第三产业的隐含碳排放占比在逐渐上升。②渔业养殖与捕捞、水产加工和水产流通是渔业隐含碳排放的主要产业;渔业三大产业及所包含的12个细分产业的单位产值隐含碳排放水平都呈现下降趋势。③渔业经济增长、一般渔业技术进步对渔业隐含碳排放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渔业经济增长是拉动中国渔业隐含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渔业人口和低碳渔业技术进步效应对渔业隐含碳排放具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低碳渔业技术进步效应是抑制中国渔业隐含碳排放的最大因素。因此,调整渔业产业结构,转变渔业增长方式,提升渔业低碳技术的应用水平是有效抑制中国渔业隐含碳排放、实现渔业低碳发展的关键。     

流域生态补偿政策下受偿地区碳减排效应——以新安江流域为例

作为中国治理生态环境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正逐步探索由单一水环境治理向流域综合环境治理的转变之路。现如今,流域补偿政策能否实现碳减排效应,在碳达峰、碳中和双重挑战中发挥积极作用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本文基于2006—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将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视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对受偿地区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①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显著降低黄山市碳排放总量,抑制效应为4.9%;②补偿政策的外溢效应与政策效应的作用方向一致,且该溢出效应随着距离的增加而衰减;③碳减排效应机制分析结果验证“流域生态补偿政策—产业结构转型—推进技术进步—碳排放下降”正向传导机制成立,且该政策并未通过抑制经济增长实现碳减排。最后,从逐步开展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实现补偿模式多元化、警惕污染产业就近转移等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需求侧视角下中国隐含能源消费量及强度的影响因素

当前中国对能耗总量和强度实行了“双控”,在需求侧改革背景下,分析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与能源强度变动的影响因素是制定有效能源政策的基础。基于最终需求视角测算了2012、2015和2017年中国5类最终需求的隐含能源消费及其强度,使用结构分解分析（SDA）和双层归因分析探究影响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强度变动的因素,并针对求解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零值与负值问题给出了两种处理方法。结果表明：①中国近一半的能源消耗是由于满足资本形成需求而产生的,资本形成和出口的隐含能源强度是全国能源强度的1.2倍以上,而消费的隐含能源强度低于全国能源强度;②能源效率效应和生产结构效应分别是导致2012—2015年和2015—2017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及强度下降的主要因素;③第一层归因分析发现各影响因素主要通过影响资本形成需求进而影响全国能源消费总量及强度;④第二层归因分析发现重制造业和建筑业是影响资本形成需求变动的主要行业。因此未来从需求侧控制能源消耗具有更大潜力,经济增长模式需要进一步从投资和出口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变,加快促进国内大循环。同时要注重优化居民消费结构,推动其向绿色化、低碳化和节能化转变。     

基于需求场理论的浙江城市水资源利用强度时空格局及演变

基于城市水资源需求场理论,选取2002—2013年浙江省32个城市定量计算了不同类型城市“水（需求）场”强度,绘制“水场”强度等值线图、“水场”强度演化趋势、“水场”方向分布图,并对城市“水场”强度时空演化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浙江省城市“水场”强度呈现东北强、西南弱的空间格局,城市规模等级越高,形成“水场”强度越强,对水资源的吸引、对周围一定区域的影响范围和强度越大;随着时间演变,研究区城市“水场”强度呈现增强趋势;② 产业结构调整和政府引导对城市“水场”强度演化有重要影响;③ 经济是浙江县级市尺度下城市“水场”强度动态变化的重要驱动力,该尺度下城市“水场”强度宏观分布受地形、水系、降水量等自然条件影响,局部中、微观分布受政策、经济、人口等社会因素显著影响;④ 不考虑“水场”各向异性时,综合各类型城市“水场”强度演变能较好地指示城市及其经济、人口发展演变规律。     

长江经济带外向型经济空间溢出效应

长江经济带在中国区域发展布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研究长江经济带分区及全局外向型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既有利于提升上、中、下游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又能为长江经济带早日实现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借鉴。基于邻近关系、地理距离、经济引力模型的权重矩阵,构建空间计量模型,从全局和分区两个层面入手,探究2005—2017年长江经济带外向型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3种权重矩阵下,长江经济带外向型经济均表现出较强的空间集聚特征,但各市域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更倾向于受到相邻市域的影响。②从全局层面来看,长江经济带外向型经济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第三产业比重提升是促进长江经济带外向型经济整体发展最显著的因素。③从分区层面看,上、中、下游地区外向型经济的主要影响因素不同。区域经济政策对上游地区外向型经济的提升作用最为显著;第三产业比重提升对中游地区外向型经济产生最积极的促进作用;交通连接度指数对下游地区的外向型经济产生最显著的正向影响。据此,提出促进长江经济带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建议。     

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绿色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长江经济带是中国重要的水资源聚集区、水生态功能区,其水资源绿色效率问题直接影响了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本文从高质量发展视角,构建了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水资源绿色效率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定基极差熵权法、超效率EBM模型和GML生产率指数以及空间面板分位数回归等计量方法,对水资源绿色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等问题进行...     

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时空演化趋势研究

文章采用超效率SBM-DEA模型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ESDA）对2004—2018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和空间相关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前期呈“倒V型”发展趋势，金融危机后呈缓慢的波动上升状态，纯技术效率是影响绿色创新效率的关键因素；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的绿色创新效率存在差异，其中下游区域的效率水平最高，上游和中游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均值在各年份期间交替领先；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格局由上游和下游高于中游的“U型分布”特征逐渐转变为“多中心分布”特征；随着时间的推进，城市间绿色创新效率的正向空间相关性愈发显著，但低效率城市聚集的规模大于高效率城市，局部两级分化现象加剧。     

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评价

城市土地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以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对2005—2015年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剔除外部环境和随机误差因素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影响之后,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显著提高,规模效率、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呈现不同幅度下降;②土地利用效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空间格局呈现下游地区显著高于中、上游地区,长江沿线以南地区显著高于以北地区的分布态势,与纯技术效率联系密切;③土地利用规模报酬空间分异明显,长江中上游地区多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而中下游地区投入冗余情况显著;④土地利用全要素生产率年均下降0.7%,前期受到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的抑制,后期由技术进步推动发展,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趋于均衡。     

长江三角洲地区用水量时空差异的驱动效应研究

量化长三角地区用水量时空差异的驱动效应,对该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采用LMDI方法,将2000—2015年长三角用水量时空差异的驱动效应分解为强度效应、结构效应、收入效应和人口效应。研究发现,从时间角度看,产业用水强度下降和产业结构调整是用水量下降的驱动因素,尤其是前者,除上海第一产业外,长三角三次产业用水效率普遍提高;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用水量下降的作用主要来源于第一产业;经济增长和人口增加促进了用水量增加。从空间角度看,用水量差异及其驱动效应与参考对象的选择密切相关;浙江第一、二产业用水效率提高促进用水量下降具有明显优势,而上海在第三产业上具有优势;上海产业结构更加高级化,而江苏和浙江的第一、二产业比重较大;江苏和浙江要努力控制人口规模,也是缩小用水量空间差异的有效途径。因此,长三角要采取有针对性、差别化的节水政策措施减少用水量,可以从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人口控制方面具体考虑,经济增长是社会前进的动力,反而会增加用水需求。     

绿色创新效率测度及时空分异特征：以长江经济带制造业为例

采用超效率EBM模型测算纳入能源要素的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并从空间相关角度,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分析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时空差异。以长江经济带制造业为例,运用2008—2019年有关面板数据构建绿色创新效率测算指标体系,实证结果发现：（1）各年份内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值均小于1,未实现有效生产,其中下游地区的创新效率最高,中上游地区的创新效率较低;（2）各省市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空间差异明显,且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格局表现出协调一致性;（3）各省市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在空间上表现出正的自相关性,存在空间集聚特征。根据研究结论,分别从提升绿色创新水平、强化空间集聚效应和推动区域趋同化发展3个角度提出促进长江经济带制造业绿色创新的对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制造业服务转型路径选择——基于微笑曲线的实证研究

以中国长江经济带的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选取其中企业数量最多的前四个分行业,将长江经济带的9省2市按照地域划分为上游、中游和下游三个区域,通过分行业分地区分析这四大分行业上市公司2012~2014年的面板数据,基于微笑曲线理论的观点,定量研究了这四大制造分行业服务转型的路径选择问题,绘制出这四大分行业服务转型路径的微笑曲线图谱,给出了长江经济带分行业分地区上市制造企业服务转型路径的选择方向及其转型策略.     

长江经济带财政科技投入绩效及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超效率SBM模型和ML指数对长江经济带9省2市2007—2017年的财政科技投入绩效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进行测评,并在此基础上采用Tobit面板回归模型进一步对影响长江经济带财政科技投入绩效的外部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财政科技投入绩效地区差异显著;(2)长江经济带财政科技投入绩效并不稳定;(3)从长江经济带整体来看,市场化程度、高等教育水平和产业现代化水平对财政科技投入绩效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外开放水平对财政科技投入绩效的提升则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规模对财政科技投入绩效的提升并没有显著的作用,但这些外部因素对不同区域的影响存在差异。     

长江经济带经济集聚对工业废水排放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与门槛特征

经济集聚促进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影响环境质量,为探讨经济集聚对工业废水排放的影响效应,本文基于2003—2017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空间计量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等方法,考察经济集聚与工业废水排放的空间分布与聚类状况,解析经济集聚对工业废水排放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并验证其门槛特征。结果表明：①经济集聚、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和排放强度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长三角地区经济集聚与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多呈现“高-高”型聚类,长江上游地区多为“低-低”型聚类,且保持较为稳定的态势;而工业废水排放强度的聚类状况则呈现出较大差异;②经济集聚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且抑制工业废水排放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较为显著,集聚过程中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二产占比和交通便利度提升会对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产生正向影响。技术水平和对外开放对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的影响不显著,但对排放强度却有抑制作用;③经济集聚对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和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当经济集聚度跨越门槛值后对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和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均有所减弱。最后,建议在促进经济集聚过程中应充分关注空间因素及其独特特征,针对工业废水减排可同步实施区域内针对性治理和跨区域协同治理的策略举措,切实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探讨了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创新性地引入旅游收入作为工具变量处理环境规制的内生性问题,进而考察了强化环境规制对制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化会诱发制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波动,但其通过提高技术创新和管理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起到间接补偿效应;环境规制对传统产业的影响力度明显高于非传统产业;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力存在地域异质性,对长江中、上游的影响显著高于下游。据此提出相关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