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城市群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效应及影响因素——基于产业转移视角

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发展背景下,城市间产业转移频繁,伴随经济和碳排放的连接,对城市碳排放强度产生的影响成为区域低碳发展需要考虑的重要战略问题。本文采用动态偏离-份额模型测度城市间产业转入和转出量。基于空间全局自相关、反距离空间权重和经济地理权重矩阵下的空间杜宾模型,对2005—2017年26个长三角城市的产业转移动态、碳排放强度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研究,在空间溢出视角下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②长三角城市群内频繁转移的产业多数为非能源密集型产业,产业转移并未产生显著“碳减排”效应。值得注意的是,产业转移的经济影响开始显现,产业转移实际上不利于长三角城市群整体碳排放量减少。③人均GDP与碳排放强度呈现“倒U型”,技术水平与碳排放强度呈现“U型”,存在“技术进步的反弹效应”,人口数的增加降低了碳排放强度,二产比重正向作用于碳排放强度。因此在制订碳减排计划时,需要考虑不同区域生产效率、能耗强度、人力资本等因素,做好产业转入、转出的碳排放强度监测,避免盲目进行产业转移;壮大优势产业,改善产业结构,培育新增长点,发展符合城市自身禀赋的低能耗产业。     

中国县域碳排放脱钩关系及其时空特征演变

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脱钩关系影响着碳减排目标的实现与经济增长模式的选择。本文基于Tapio脱钩模型与空间自相关,探究2002—2017年中国1741个县级行政单元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关系的时空演变特征与空间聚集格局,并运用马尔科夫模型在时空双重维度分析县域碳排放脱钩的空间趋同效应。研究发现：①县域碳排放脱钩关系以强脱钩、弱脱钩、扩张负脱钩为主,强脱钩聚集于东部沿海、南部沿海等地区,负脱钩数量逐渐增加且向东北及西北地区集中;②县域脱钩具有空间正相关性,空间分异特征在经历局部聚集、“东正西负”分异后,呈现“南正北负”的聚集与分异并存格局;③县域脱钩趋于稳定和向好发展,存在空间“俱乐部趋同”现象,大部地区呈现理想脱钩聚集,东北、西北呈现县域邻域均向下转移的团状聚集。因此,中国应聚焦县域碳排放与经济发展脱钩关系的状态不稳定与区域不均衡,落实差异化的控碳策略,扭转空间分异的脱钩格局。     

中国省域农业碳生产率的空间分异特征及依赖效应

科学测度农业碳生产率并探究其空间关联状况是构建兼具差异化和协调性的碳减排政策的基石。本文对2001-2012年中国31个省（市、区）的农业碳生产率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相关性指数对其空间相关性、聚类状况进行考察,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农业碳生产率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及空间效应。结果表明：①2001-2012年中国各省区农业碳生产率均呈现较为明显的提升趋势,除个别省域外,省域农业碳生产率与其所属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基本一致;与此同时,农业碳生产率区域间“异质化”与区域内“均质化”的趋势显现,且以地区间农业碳生产率的“分化”与“极化”的现象较为严重;②省域农业碳生产率存在着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各省区农业产业结构对本地区农业碳生产率具有负向影响,农村教育水平和农业开放程度对其具有正向影响,而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受灾程度和农业公共投资对其影响不甚明显;此外,省域农业碳生产率在空间上存在较为明显的溢出效应,其中一省区农村教育水平和农业开放水平对邻域农业碳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正向带动作用,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对其则起到抑制作用,而农业产业结构、自然灾害和农业公共投资对周边地区农业碳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明显。     

中国城镇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对CO2排放的影响——基于独立效应和联动效应双重视角

研究城镇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对CO₂排放的影响效应,对于促进CO₂减排,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2000-2014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基于独立效应和联动效应双重视角,在对城镇化“质量效应”与“扩张效应”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由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结构红利”而产生的“经济服务化”趋势,实证分析了城镇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对CO₂排放的影响机理。结果发现：①独立效应视角下,中国城镇化尚处于发展阶段,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带来基础设施的扩建,最终导致城镇化的“扩张效应”占主导地位,“质量效应”的CO₂减排作用尚不明显,因此城镇化与CO₂排放存在正相关关系。产业结构高级化所带来的“结构红利”促使经济发展表现出服务化特征,以及产生的技术进步与技术替代效应都有利于CO₂减排,因此产业结构高级化与CO₂排放存在负相关关系;②联动效应视角下,产业结构高级化提升了城镇吸纳能力与现代城镇化水平,促进了城镇化“质量效应”的发挥,因此产业结构高级化带来的这种“结构红利”有助于弱化城镇化“扩张效应”所带来的高CO₂排放现象,但是弱化功能存在空间异质性。     

流域生态补偿政策下受偿地区碳减排效应——以新安江流域为例

作为中国治理生态环境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正逐步探索由单一水环境治理向流域综合环境治理的转变之路。现如今,流域补偿政策能否实现碳减排效应,在碳达峰、碳中和双重挑战中发挥积极作用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本文基于2006—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将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视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对受偿地区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①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显著降低黄山市碳排放总量,抑制效应为4.9%;②补偿政策的外溢效应与政策效应的作用方向一致,且该溢出效应随着距离的增加而衰减;③碳减排效应机制分析结果验证“流域生态补偿政策—产业结构转型—推进技术进步—碳排放下降”正向传导机制成立,且该政策并未通过抑制经济增长实现碳减排。最后,从逐步开展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实现补偿模式多元化、警惕污染产业就近转移等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基于系统耦合视角的京津冀城镇化协调发展评价

城镇化协调发展是提升区域城镇化水平的关键,对于解决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在系统耦合视域下解构城镇化内部协调发展机理,利用计量模型和空间分析工具,对2014年京津冀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空间格局分析,结果表明：①城镇化内部各维度指数空间差异显著,经济城镇化指数差异最明显,生态城镇化指数差异最小,经济和土地城镇化指数的空间差异基本一致;②综合城镇化指数呈现出“核心-外围”分布格局。由于城镇化市场机制不强,产业梯度差异较大,公共服务投入悬殊,区域协调机制不健全,导致城镇化发展“涓滴效应”不强;③城镇化协调发展度呈现出“东北部高-南北两头较低”的分布格局。东北部地区城镇化各维度指数都较高且差异较小,南部地区城镇化各维度指数差异较大,北部地区各维度指数都较低。立足京津冀城镇化协调发展现状,建议增强城镇化市场机制,打破地区分割,深化产业的上下游和区域合作,树立协调发展理念,因地制宜推动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中原经济区城镇居民消费间接碳排放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从消费视角研究城镇居民消费间接碳排放的历史增长、空间分异规律及影响因素,对发展低碳城市和居民合理消费方式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中原经济区为例,运用投入产出法测算2002—2014年城镇居民消费间接碳排放,通过空间自相关和空间面板模型分析其空间关联特征及影响因素,得到以下结论：①2002—2014年,城镇居民消费间接碳排放呈波动上升的趋势,“衣、食、住”等生存型消费碳排放增长速度较快,“交通、教育娱乐、医疗保健”等发展型消费碳排放增长速度较慢;②从空间关联格局来看,城镇居民消费人均碳排放以HH区和LL区的空间正相关类型为主;③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居民收入水平、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是影响该区城镇居民消费间接碳排放的主要因素,另外,消费结构和消费意识两个因素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需求场理论的浙江城市水资源利用强度时空格局及演变

基于城市水资源需求场理论,选取2002—2013年浙江省32个城市定量计算了不同类型城市“水（需求）场”强度,绘制“水场”强度等值线图、“水场”强度演化趋势、“水场”方向分布图,并对城市“水场”强度时空演化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浙江省城市“水场”强度呈现东北强、西南弱的空间格局,城市规模等级越高,形成“水场”强度越强,对水资源的吸引、对周围一定区域的影响范围和强度越大;随着时间演变,研究区城市“水场”强度呈现增强趋势;② 产业结构调整和政府引导对城市“水场”强度演化有重要影响;③ 经济是浙江县级市尺度下城市“水场”强度动态变化的重要驱动力,该尺度下城市“水场”强度宏观分布受地形、水系、降水量等自然条件影响,局部中、微观分布受政策、经济、人口等社会因素显著影响;④ 不考虑“水场”各向异性时,综合各类型城市“水场”强度演变能较好地指示城市及其经济、人口发展演变规律。     

水产品贸易对渔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基于中介模型与门槛模型的检验

识别水产品贸易影响渔业碳排放强度的机制与效果,是促进渔业低碳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从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3个维度探讨水产品贸易影响渔业碳排放强度的机制与效果以及渔业人均收入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①水产品贸易对渔业碳排放强度具有较强的直接促进效应,总体上提升了渔业碳排放强度。②在收入门槛约束下,水产品贸易与渔业碳排放强度间呈倒“U”型关系,收入处于高门槛区间时,贸易对碳排放强度具有抑制作用。③渔业规模扩张、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技术提高及要素禀赋都能有效降低渔业碳排放强度;环境规制对渔业碳排放强度影响的有效性存在阈值,过强的环境规制会出现“越规制,越污染”现象。因此,应加快转变水产品贸易增长模式,优化渔业产业结构,推动开放式渔业技术创新;并在充分考虑地区差异的基础上合理掌控渔业环境规制力度,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渔业减排责任。     

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区域扩容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评估与机制

在落实“双碳”目标、推进城市群战略背景下,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区域扩容,对城市碳排放强度有何影响?本文将“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扩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双重差分模型,多角度探讨一体化区域扩容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模型、调节模型分析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一体化区域扩容能够显著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且考虑平行趋势、内生性、外部冲击、差异化碳排放估算方法等的稳健性检验依然显著。②一体化区域扩容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呈现多重异质性,如时间上城市加入协调会时间越长、对碳排放强度下降促进作用越大,区域上加入协调会对苏皖城市影响呈显著负效应、浙江城市影响呈不显著正效应,城市类型上加入协调会对高等级城市碳排放强度下降促进作用强于一般城市。③加入协调会带来的市场一体化深化、产业升级加快、绿色创新技术提升、协同治理深化等,是一体化区域扩容驱动城市碳排放强度下降的重要机制,且城市市场化程度提升、产业高级化推进,能够放大一体化区域扩容对城市碳排放强度下降的促进作用。研究结论验证了通过一体化推动城市群绿色发展的可行性,但也表明推动一体化城市协同发展的政策制定、实施应“因地制宜”。     

中国高碳制造业碳排放时空演变及其驱动因素

中国高碳制造业碳排放研究有助于推进中国工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本文采用中国省域制造业能源消费数据,利用IPCC碳排放系数法、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析2006—2015年间中国30个省（市、区）（除港澳台、西藏外）高碳制造业碳排放时空演变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除北京和上海外,其他省域高碳制造业碳排放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碳排放“热点区”集聚在渤海湾、华北平原等区域;②高碳制造业碳排放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以及空间溢出效应;③经济规模扩大是造成高碳制造业碳排放量增加的首要因素,而产业结构调整是造成其碳排放减少的重要因素;④资源禀赋水平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增强会促进高碳制造业碳排放的正向空间溢出,导致邻省碳排放增加,而技术水平提高、产业结构调整、对外开放度提高、外商投资增加,则有利于邻省高碳制造业碳排放减少。因而,在高碳制造业碳减排过程中,各省应突破省域界限,形成联动协调机制,通过优势互补、打破技术创新瓶颈,突破原有认知锁定,解锁不合理产业政策,在完成碳减排目标的同时实现整个工业绿色化转型升级。     

中国区域碳排放环境管制溢出效应研究

依据"电热碳分摊"原则测算出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碳排放量,基于EKC理论,构建协整空间DURBIN模型,研究中国区域碳排放环境管制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区域人均碳排放量、环境管制等变量存在着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区域人均碳排放量与区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EKC曲线关系;本区域能源强度、产业结构、城市化率以及环境管制对本区域人均碳排放的直接效应(弹性)分别为0.690、0.181、0.029、-0.001,对邻近区域人均碳排放的溢出效应(弹性)分别为0.090、0.024、0.004、-0.036,本区域环境管制对邻近区域人均碳排放的溢出效应要明显高于其对本区域人均碳排放的直接效应。     

长江经济带水-能源-粮食耦合效率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

推动资源管理方式向“多资源”协同转变,保障水资源、能源和粮食关系的协同优化,是应对资源供需矛盾和安全风险的有效手段。基于构建的水-能源-粮食耦合协调指标体系,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前提下测度了2003—2017年各省份水-能源-粮食耦合效率,进而借助核密度估计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究了长江经济带水-能源-粮食耦合效率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关键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水-能源-粮食耦合效率均值在0.65~0.95之间波动,未达到生产前沿,仍然具有一定的提升空间;②总体时序变化呈现为“下降—上升—下降”波动特征,且各省份呈现一定差异,2010年之后江西、湖南、贵州和云南呈现下降趋势,上海、浙江、安徽和四川趋于平稳,江苏、湖北和重庆呈现较大波动;③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有所增强,两极分化现象初显,高值地区集中分布在长三角和川渝地区,而低值地区则不断向长江经济带上中游转移;④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产业结构是推动长江经济带水-能源-粮食耦合效率提升的重要正向因素,而经济发展和信息化水平的正向作用尚未显现;此外,空间计量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邻近地区水-能源-粮食耦合效率的优化对本地区也有积极的正向影响。因此,除了要根据各省份的实际情况制定差异性的政策,还要加快创建“多资源”协同管理机制,充分发挥区域间的正向溢出效应,实现区域水-能源-粮食耦合效率的全面提升。     

信息化对中国能源强度的空间效应——基于空间杜宾误差模型

信息化的外部性导致技术溢出,促使信息化对能源强度产生空间效应。本文利用2006—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误差模型并基于区域发展的空间分异性与空间自相关性,研究信息化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大小以及不同区域间的空间效应,测度了中国30个省（市、区）的能源强度和信息化水平,揭示了信息化水平对能源强度的空间效应机制。结果表明：①信息化水平和能源强度地区空间集聚现象十分显著,中国30个省（市、区）之间相邻地区呈现出相似聚集的分布情况;②信息化水平、城镇化和能源消费结构对地区能源强度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产业结构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并不显著;③信息化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某一地区的相邻地区信息化水平提升会促进该地区能源强度的降低,相邻地区信息化水平每变动1%,空间效应使得本地区能源强度朝着相反的方向变动1.396%。建议各地区重视信息化水平在降低地区能源强度的作用;构建信息化发展推动能源强度降低的政策体系;加强区域间的协同合作与共同发展;统筹推进信息化建设与地区间合作交流;优化能源消费结构。     

新型城镇化提升了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

基于2006-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GML指数法和熵值法分别测算了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新型城镇化水平。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探讨了新型城镇化对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和门槛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而且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在经济发展水平跨过门槛值时,新型城镇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负向效应逐渐减弱,各省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不均衡性,使得新型城镇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差异性明显。     

中国交通碳排放驱动因素分析 ——基于脱钩理论与GFI分解法

识别中国交通碳排放影响因素，将其分解为能源结构、（交通）能源强度、交通强度、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土地城市化6个驱动因素，分析不同脱钩状态下各因素驱动效果尤为关键，其中，所采用的广义费雪指数（GFI）因素分解法具有消除残值、分解更完全的优势。研究发现，中国交通碳排放持续增长，但理想脱钩状态省份从0个上升到8个；经济和土地城市化是阻碍碳减排最关键因素，人口城市化、交通强度、能源结构促进碳减排；能源强度、交通强度是形成不同脱钩状态主因。构建“高效、紧凑、智能”城市交运体系有助于交通部门更早实现碳达峰。     

中国能源环境效率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

提升能源环境效率不仅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文章以1995—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非径向、非角度、双导向的窗口DEA模型测度出30个省份的能源环境效率,并利用VAR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识别中国省际能源环境效率的空间关联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社会网络分析（SNA）方法揭示中国省际能源环境效率的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省际能源环境效率呈现出显著的、复杂的空间关联网络结构。板块分析显示：东部省份主要位于“净溢出板块”,是中国能源环境效率提升的“发动机”,在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而西部省份主要位于“净受益板块”,在网络中处于边缘地位;经济发展水平、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的地区差异与能源环境效率的空间关联网络呈显著相关关系,相似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及相近的技术水平有利于中国省际能源环境效率空间关联网络的形成。能源环境效率空间关联的网络结构为中国节能提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带来严峻挑战,同时也为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能源环境效率跨区域协同提升机制的构建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