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土地利用冲突识别与协调的“三线”划定方法研究——以常州市金坛区为例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建设“美丽中国”的要求下,科学合理地划定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城市开发边界和生态保护红线（“三线”）对统筹协调“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高效配置土地资源、优化城市景观格局等具有积极意义。本文在对“三线”内涵解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三线”协同划定的分析框架和协调策略,选取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为案例区,通过构建“生态-耕作-建设”三种利益导向的土地适宜性评价体系,分析了不同目标导向下各类土地利用适宜性程度,综合各适宜性评价结果识别土地利用冲突区,基于生态优先、集中紧凑、邻域和谐和空间识别的原则,对各类冲突区进行耦合协调,以期为“三线”划定提供新思路。研究结果表明：金坛区的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主要包括西部的茅山片区、北部的天荒湖湿地以及钱资湖、长荡湖等区域,总面积260.63km²;基本农田主要分布在茅山片区及低山丘陵的东侧,中部冲积湖积圩田平原和东部的高亢平原,总面积303.57km²;城市开发边界圈定了中心城区可扩张的最大范围,总面积69.43km²。     

能源富集区经济韧性演化过程及影响机制——以榆林市为例

科学认知能源富集区经济韧性演化过程与规律,是推动能源富集区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在演化韧性视角下构建能源富集区产业结构演替与经济韧性响应分析框架,采用区域经济韧性测度和分解模型,从主导产业动态变化、三次产业结构演替和区域经济韧性转化3个方面,研究1990—2019年能源富集区榆林市经济韧性演化过程与机制。结果表明：①榆林市经济韧性演化经历了“重组-开发、开发-维持和维持-释放”3个阶段,区域经济韧性呈前期和后期弱、中期强的倒“U”形曲线;②1990—1999年第一和第三产业竞争力与结构素质是影响榆林市经济韧性的主要原因,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路径突破能力,2000—2019年榆林市经济韧性的剧烈波动主要由第二产业竞争力的快速“增强-下降”所引起,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性显著增强;③能源采掘业竞争力波动是榆林市能源化工产业韧性演化的主要动因,能源加工业和化工产业对能源化工产业韧性演化的作用日益增强。研究结果有助于为增强区域经济韧性,探索能源富集区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路径提供科学依据。     

自然保护地旅游承载力多情景核算——以云南泸沽湖为例

确定旅游承载力是处理自然保护地人地关系的重要手段,也是影响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关键。以云南泸沽湖省级自然保护区为例,综合多源数据,利用“双评价”、容量转换等方法计算旅游承载力。结果发现：①泸沽湖具有“三区合一”的典型特征,由自然保护区、社区、景区3类空间叠加而成。自然保护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等于社区人口负荷与景区旅游承载力之和。空间供给、资源消耗、设施提供和管理水平共同影响旅游承载力,其中空间供给是关键的制约因素;②依照“确定总量—减去存量—计算余量”的逻辑思路,计算出自然保护区适宜土地面积,获得特定建成情景下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减去社区人口负荷得到保护区承载力余量,可进一步转换为景区旅游承载力;③维持风景旅游型城镇建成环境条件下,泸沽湖高适宜的土地面积仅为298.54 hm²,占保护区总面积的3.67%;资源环境条件可支撑19920人,承载力余量为15918人,经过转换后可得旅游承载力为11938人/日;④针对短板的限制作用,提出采取倾斜木桶、延长长板等措施,为景区旅游承载力扩容提供思路。研究可为“三区合一”型自然保护地旅游承载力测算提供技术支撑,有利于保护地科学治理。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61个地级市的事件史分析

厘清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动因能够加速政策落地,进而改善城市环境治理。本文以261个地级市的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包含问题需求、政策企业家、合法性以及能力4个维度的政策扩散影响因素模型。结果发现：①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在时间上呈现S型曲线样态,在空间上则凸显区域示范和邻近效应;②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受多重因素综合作用,同级竞争压力、财政能力、上级强制压力以及问题显著性是该政策扩散的主要动因,流于形式的政府注意力则有可能阻碍政策扩散;③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存在时空差异,财政能力和上级强制压力,同级竞争压力和财政能力,以及同级竞争压力分别是2003—2011年、2012—2016年和2017—2020年时段的主要驱动因素,而促成东、中、西区域政策采纳的影响因素组合亦有所不同。因此,地方政府政策采纳应主动结合辖区治理实际“量体裁衣”;亟需发挥政府主体在政策议程设置和政策执行中的关键作用;最后还需辩证看待上级强制压力对于政策扩散的强驱动效应,辅之以激励考核机制以营造“竞相争先”的创新氛围。     

基于“点-面”特征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形态识别

城乡转型发展进程中的农村居民点用地调整应加强对其空间形态的系统认识与分类研究。本文从“点”-“面”耦合的角度构建农村居民点空间形态概念模型,基于“2+3”式抽样法选取山东省不同区域的5个典型乡镇及其内部的15个典型村庄作为研究对象,分别应用“点”属性的规模、形状和密度指标划分农村居民点类型,利用“面”属性的生产、生活和生态指标剖析农村居民点功能,进而通过对比分析揭示农村居民点“点-面”形态耦合特征。研究发现：①在“点状”形态上,典型乡镇的农村居民点规模差异较大,密度相对集聚,形状偏于不规则;经济落后地区和山区的农村居民点组合类型比较单一,经济发达和平原地区的农村居民点组合类型多样。②在“面状”形态上,农村居民点整体表现为“生产功能较好,生活功能差,生态功能一般”的特征;随着镇域内区位优势的衰减,典型村庄的生产功能逐渐降低并趋于均衡化,生活功能逐渐降低但分化程度更加剧烈,生态功能也逐渐降低但缩减幅度相对均衡。③在“点-面”形态耦合上,大规模-集聚型农村居民点的生活和生态功能偏强,小规模-分散型农村居民点的生活功能稍强,大规模-分散-不规则型农村居民点各项功能均较弱,这种组合类型和功能关系之间的关联性是外部性要素导向下农村居民点内部要素自组织演化的体现。     

流域生态补偿政策下受偿地区碳减排效应——以新安江流域为例

作为中国治理生态环境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正逐步探索由单一水环境治理向流域综合环境治理的转变之路。现如今,流域补偿政策能否实现碳减排效应,在碳达峰、碳中和双重挑战中发挥积极作用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本文基于2006—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将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视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对受偿地区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①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显著降低黄山市碳排放总量,抑制效应为4.9%;②补偿政策的外溢效应与政策效应的作用方向一致,且该溢出效应随着距离的增加而衰减;③碳减排效应机制分析结果验证“流域生态补偿政策—产业结构转型—推进技术进步—碳排放下降”正向传导机制成立,且该政策并未通过抑制经济增长实现碳减排。最后,从逐步开展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实现补偿模式多元化、警惕污染产业就近转移等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对中国沿线城市绿色转型的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是新时代背景下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推力。本文以“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为切入点,以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绿色转型水平,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对2004—2017年中国沿线城市绿色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显著推动了沿线城市的绿色转型,但存在城市类型和地理区位异质性,“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城市绿色转型的推动作用主要存在于中心城市、非资源型城市、特大城市、中部地区城市和（0,200]地理圈层内城市。②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科技创新效应尚未显著促进沿线城市绿色转型,但结构优化效应和资源整合效应发挥了积极作用。③结构优化效应和资源整合效应的发挥均存在门槛现象,当城市第三产业比重、大学生人口数量和外商直接投资额超过临界值时,结构优化效应和资源整合效应才能发挥推动城市绿色转型的正向作用。根据以上结论,在“一带一路”倡议建设过程中,建议政府继续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推动沿线城市进一步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加强技术创新,激发科技创新效应对城市绿色转型的驱动作用;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实现对政策红利的高效利用。     

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环境库兹涅茨效应——基于跨国面板数据

随着经济全球化概念越来越深刻地体现在国际分工专业化和经济增长模式中,全球价值链（GVC）的深化将如何影响环境这一问题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思考。本文立足于GVC的视角,利用1995—2018年64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依托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理论体系,探究了参与GVC对于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关联性的影响,分析各国参与GVC是否会影响EKC的“拐点”。研究结论表明：①GVC参与度的提高将显著延后EKC“拐点”的到来,这一“延后”主要源于后向GVC分工的驱动,而前向GVC分工的提升将有助于EKC“拐点”的提前。②参与GVC对EKC“拐点”的影响存在国家异质性,环境规制严格的国家参与GVC将助其更早迎来“拐点”,实现经济发展意义上的碳达峰;而规制宽松的国家参与GVC则可能沦为“污染天堂”。③GVC参与度对EKC“拐点”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其中技术密集型行业前向GVC参与度的提升将有效推动EKC“拐点”提前到来。④GVC参与度与CO₂之间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本文的发现丰富了全球价值链在经济和环境效应方面的实证应用,为协调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约束提供了新思路。     

病死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研究——基于中外立法脉络的视角

病死畜禽属于农业废弃物,简易处理是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前提,资源化利用则是推进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根本。国外立法实践表明,柔性专门法律预设是实现病死畜禽资源化利用的基础,而在中国现有法律体系中尚属缺位,学界对该领域整体、系统、深入的研究也相对较少。回顾中国病死畜禽资源化利用相关立法进程及政策演进,相继经历了以环境污染防治为主的“末端治理”阶段（1995年之前）、以废弃物治理责任延伸至生产者为主的“无害治理”阶段（1996—2015年）、以病死畜禽资源化利用为主的“循环治理”阶段（2016年以来）。考察当前病死畜禽资源化利用相关法律,存在立法目标有偏离、规则体系不完备（主体不明确、客体不清晰、关系不确定、责任难落实）及保障制度有缺失等诸多问题。适应养殖业从线性经济向循环经济转变的发展要求,采取过渡性立法策略,在上位法修改中增加相应条款,适时制定部委专门规章,以明确立法目标、构建规则体系、完善保障制度是扭转当前现状的科学路径。     

1980—2018年中国水稻生产变化的时空格局

水稻对于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水稻生产和消费国,改革开放以来水稻生产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其生产变化完整过程的时空格局尚不清楚,特别是对于阶段性特征及区域差异的认识有待提高。本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中国1980—2018年水稻生产的时空变化,剖析播种面积和单产对总产量的贡献。研究表明：①1980年以来水稻总产量年际变化呈现3个阶段：波动上升时期（1980—1997年）,除广东省显著下降外,大部分省份显著增加;显著下降时期（1998—2003年）,南方地区下降较快;快速上升时期（2004—2018年）,东北和长江中下游省份显著增加,东南沿海三省（浙江、福建和广东）和四川盆地显著下降。②近40年中国水稻总产量显著增加,由13.99×10³万t增加至21.21×10³万t,增加了51.61%,空间上呈现“南北齐增”格局;单产与总产量变化相似,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增加;播种面积则不同,呈现出“北增南减”的态势。③全国水稻总产量变化总体上以单产贡献为主（64.29%）,播种面积贡献为辅（28.57%）,1998年以来水稻总产量逐渐由单产主导转为播种面积主导,随着单产可能或者已达到增长瓶颈,政策调控对于稳定和提高水稻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尤为重要。本文结果可为政府部门粮食安全政策的制定、宏观农业规划和结构调整提供科学支持。     

沙漠化土地及其治理研究推动北方农牧交错区生态恢复和农牧业可持续发展

土地沙漠化问题在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区尤为突出。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奈曼沙漠化研究站(以下简称"奈曼站")围绕北方农牧交错带典型区科尔沁沙地的土地沙漠化治理和农牧业经济持续发展,长期开展荒漠生态系统协同保护和合理利用的机理研究、过程监测、技术试验与示范等工作,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经过30多年的发展,奈曼站已经成为我国农牧交错地带荒漠化土地治理的野外观测研究平台,提出的"奈曼沙漠化土地综合整治模式"及其相关理论和技术不仅被国内同类沙漠化地区的生态治理实践广泛采用和借鉴,还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以及联合国其他相关机构作为长期培训教材和科普推广内容;同时,奈曼站坚持研发农牧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技术并示范应用,引种适地丰产作物及林草果蔬植作物品种,提高农牧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质量,为农牧交错带土地沙漠化趋势"初步得到遏制和整体呈现逆转态势"作出了贡献。1998年,奈曼站获得联合国环境署和粮农组织联合颁发的"拯救干旱区土地成功业绩奖"。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及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土地利用压力持续增加,该区域出现了可利用水资源减少、区域生态资源过度开发、得到治理的沙漠化土地再次退化等新问题。针对新的问题,奈曼站的观测与研究工作将重点围绕水资源制约的关键因子开展植被-土壤系统协同演变机理研究,研发水分、土壤与生物资源有效利用和区域农牧业持续发展的关键技术与模式,构建新的符合区域生态环境建设、可持续土地利用与管理以及社会发展的科技支撑体系。     

地质公园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效益耦合协调度研究简

定量评价地质公园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效益的耦合协调度对完善新一轮地质公园规划修编、指导地质公园建设管理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本文将耦合协调度理论引入地质公园这一微观研究领域,得到了如下成果：①分析了地质公园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效益耦合协调度的内涵和作用机理,在借鉴相关领域评价指标体系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对多处世界级和国家级地质公园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现状的实地考察,从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两大子系统构建了地质公园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指标体系包括2个子系统层和14个评价指标层,详细说明了每个指标选取的内涵和意义以及数据如何获取和测算;②为了更准确地评判地质公园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效益的交互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借鉴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模型,构造了耦合协调发展系数评价模型,制定了耦合协调发展的类型划分和评判标准,将地质公园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效益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划分为耦合与不耦合2个大类、6个小类和18个基本类型;③以嵩山世界地质公园为例,对评价指标体系和模型的合理性进行检验,研究结果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嵩山世界地质公园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效益耦合协调发展的演化趋势,表明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模型对地质公园耦合协调度评价具有良好的普适性和合理性,耦合协调度研究为地质公园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分析与反馈机制。     

我国区域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及驱动因素分析

通过探讨区域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的耦合协调机制，构建二者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以及空间计量模型，对2008—2017年我国30个省域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耦合协调发展程度、时空格局及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各省域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优化水平，以及两者耦合协调度均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区域间差距不断扩大。各省域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均值在0.299~0.654之间，大部分地区仍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整体显现出“东高、中平、西低”的空间格局，以及“高高—低低”集聚的空间关联性。产业结构生态化水平、市场竞争程度、政府科技创新支持、环境规制、区域城镇化率等因素对我国省域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并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据此，基于这些驱动因素的异质性影响，提出了促进区域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差异化政策建议。     

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以黄河流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模型,定量测度了2005—2016年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以及二者同步发展的状态;通过构建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对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及生态环境子系统,以及耦合协调度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②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均值在0.34~0.70之间,整体上处于拮抗阶段和磨合阶段。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均值处于0.20~0.60之间,整体处于低度协调和中度协调阶段;③黄河流域超过78％的地级市为生态滞后型城市,在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背景下,生态环境的压力凸显;④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能力、科技投入等对于耦合协调度产生积极影响,对外开放程度、工业化水平对于黄河流域上游和中下游地区的耦合协调度产生不同的作用。在加快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背景下,摆脱区域发展的路径依赖对于推动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具有重要意义,黄河流域要针对上游和中下游地区采取差异化的策略来推动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发展。     

基于非期望产出的不同职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分异及驱动因素探究

研究非期望产出条件下不同职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分异特征及其驱动因素,对于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DEA中改进的EBM模型,测度了2004—2015年中国五大类268个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并运用灰色关联模型探究了其主要驱动因素。结果发现：①忽视城市土地利用过程中的生态负效应,会引起对土地利用效率的高估,而考虑非期望产出,能更加真实地测算出土地利用效率;各职能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均存在较大差异,说明按城市职能类型来测度土地利用效率的科学性。②在不考虑非期望产出条件下,各职能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值曲线相对陡峭且周期性变化较多,而在考虑非期望产出条件下,效率值曲线变化相对平缓且周期性变化较少。③综合型城市主要受产业结构、土地市场化程度和环境治理能力的影响,资源型城市主要受产业结构、对外依赖程度和政府规制的影响,工业型城市主要受产业结构、土地市场化程度和地区能源结构的影响,文娱型城市主要受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治理能力的影响,地方型城市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和政府规制的影响。鉴于此,在提升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时,应充分考虑土地的非期望产出和城市的异质性,制定出差异化的土地管理政策。     

中国省域科技创新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其互动关系

科技创新是引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首先,基于修正后熵值法分别评价中国30个省（区、市）2004—2018年的科技创新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水平;其次,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探析二者的耦合协调状态;最后,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佐证二者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①2004—2018年,中国省域科技创新水平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呈波动上升态势,二者的均值分别由2004年的0.197和0.337上升为2018年的0.206和0.363,且均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②研究期内,中国省域科技创新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处于基本协调状态,且耦合协调度均值表现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空间分布格局;③科技创新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不仅具有强自我发展惯性,且二者存在显著的良性互动关系。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推进,及科技创新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协同优化提供一定借鉴。     

粤港澳大湾区对外贸易与科技进步的耦合协调及时空分异研究

采取回归分析及熵值法,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自相关Moran指数研究2010—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对外贸易与科技进步耦合协调度及空间分布的演变规律.结果发现,虽然区域内对外贸易与科技进步耦合基础优越,但耦合协调度差异较大,科技进步水平滞后严重,整体良性耦合协调水平仍待提升;此外,二者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各...     

中国水资源-能源-粮食绿色发展耦合协调效应及其空间效应

将经济、环境系统与水资源-能源-粮食系统相结合,以从三元到五元系统的绿色发展视角研究中国不同区域2005—2019年之间关于水资源-能源-粮食绿色发展综合指数的时空差异、耦合协调效应和空间效应。结果显示：（1）研究期内中国各省份五元系统绿色发展指数总体不高,发展趋势较为平稳,显示出明显的区域差异;（2）大部分省份的五元系统耦合协调度都在濒临失调与勉强协调区间,耦合协调度水平还比较低;（3）五元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在大多数年份内都呈现出显著正向的空间自相关,表现为正向的空间集聚现象;（4）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影响因素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溢出。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各类资源与环境、经济系统的特性及其综合发展水平、各类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并考虑到每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对耦合协调度空间上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以提升本区域和邻近区域整体绿色发展水平。     

绿色发展视角下中国西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环境耦合协调研究

本文基于绿色发展的视角,使用TOPSIS熵值法测算2004-2018年中国西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环境保护耦合协调度,在此基础上归纳演绎耦合协调发展模式,分析其区域分化特征与动态演进趋势。研究结果显示：(1)西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环境保护耦合协调度呈波动中小幅上升态势,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有所提升,以2007年为分水岭先后经历了震荡衰退期与恢复攀升期;(2)西部城市耦合协调度发展分为高水平耦合协调发展型、波动同步耦合协调发展型、衍化趋同耦合协调发展型和单轮驱动耦合协调发展型4种模式;(3)西部城市耦合协调性的区域差距呈扩大趋势,西南城市滞后于西北城市,改进重点在于释放中心城市外溢效应以强化城市间的趋同性。     

土地利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来自中国282个地级市的经验研究

统筹协调土地利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排放的关系,对贯彻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助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及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构建“土地利用-经济高质量发展-碳排放”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2006—2019年中国282个地级市3个系统综合发展指数及耦合协调情况,并结合面板Tobit模型探究3个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2006—2019年中国“土地利用-经济高质量发展-碳排放”系统呈现“低发展水平、高耦合度、低协调度”的特点,3个系统综合发展指数均呈现先下降再上升的趋势,耦合度呈现曲折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度总体上由失调衰退阶段向协调阶段转变。②3个系统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均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经济发达地区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相对更高,绝大多数城市的耦合度处于高水平耦合等级,但耦合协调度没有达到协调发展阶段。③经济实力、外部制度环境和金融规模对3个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消费能力、环境规制、政府能力及金融效率则不利于3个系统的协调发展。研究丰富了“土地利用-经济高质量发展-碳排放”系统协调发展的理论内涵,对助推3个系统的协同发展演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