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太平洋战争前美国远东政策的两重性

由于美国传统的远东政策原则:倡议和支持门户开放政策,但拒绝为维护此政策而战。阻碍其对已变化了的远东权力格局及带来的美国在其中的角色的认知,由此又缺乏正确的对日本破坏远东平衡行为的因应战略,使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之前执行了一条充满矛盾的、两重性的远东政策。此政策的结果,不仅使美国对中国的道义及经济支持大打折扣;而且因美国的对日绥靖,在经济上充当为日本积累和储备战略物资的"帮凶"角色,实际上纵容和刺激了日本扩大侵略,并最终也把美国引向战争之路。     

论太平洋战争前美国远东政策的两重性

由于美国传统的远东政策原则：倡议和支持门户开放政策，但拒绝为维护此政策而戏。阻碍其对已变化了的远东权力格局及带来的美国在其中的角色的认知，由此又缺乏正确的对日本破坏远东平衡行为的因应战略，使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之前执行了一条充满矛盾的、两重性的远东政策。此政策的结果，不仅使美国对中国的道义及经济支持大打折扣；而且因美国的对日绥靖，在经济上充当为日本积累和储备战略物资的“帮凶”角色，实际上纵容和刺激了日本扩大侵略，并最终也把美国引向战争之路。     

日本学校仪式的教育史研究

战前日本的学校仪式形式上与江户时代藩学"释典"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但性质上已成为以"日章旗"、"君之代"、<教育敕语>、"御真影"为要素的天皇制教育训练臣民的工具,是战前日本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教育中的最重要环节之一.战后,美国利用天皇制的占领政策以及日本政府维护天皇制的国策,使学校仪式中天皇制教育毒素未能彻底清除.冷战终结后,以"日章旗"、"君之代"法制化为标志,日本出现了复活战前的学校仪式的征兆.     

论华盛顿体系下的美日和平与冲突

一战后,美国和日本在华盛顿体系建立的机制下维持了十多年的和平态势。但是,由于美国与日本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政策方面有着根本性的冲突,所以在华盛顿体系建立的和平中也透露着种种冲突,这也为以后美日在太平洋上走向战争埋下了伏笔。本文拟就华盛顿体系建立到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这段时期的美日和平与冲突作简要的论述。     

涩泽荣一的日美联合开发中国论及其尝试

在向中国推行经济扩张的过程中,日美两国的矛盾日渐突出。日本为此采取了"日美提携"的政策,以缓和这一冲突并试图进一步利用美国的力量控制中国。财界领袖涩泽荣一是日本主张联美开发中国的代表性人物。他极力鼓吹日美双方要在中国问题上化解矛盾、共同开发、互利双赢。然而,通过考察其设立日美对华银行的尝试发现,日本寻求与美国合作的原因更在于避开中国的抵日浪潮。美国人也看出了这一点。虽然涩泽对此进行了辩解,双方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合作,但合作的基础却极不稳定。     

论战后日本首相吉田茂的亚太经济政策

二战期间,以武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把日本引向不归路,惨败的日本战后在保守派首相吉田茂的率领下,自主选择了“日美基轴和经济外交”战略,在亚太经济政策上主张:追随和依靠美国,以美日同盟为基轴,复兴日本经济;以“战争赔偿”重新进入东南亚市场;服从美国冷战战略,对中国实行“政经分离”原则,维持以贸易为主的事实上的关系。吉田茂的亚太经济政策为日本经济在战后十年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基础,但过分依赖美国,使日本不得不面对“半独立”、“半媾和”等日美关系问题,也延缓了对苏、中、东南亚政策问题解决的步伐。     

战后美国对日本战争赔偿政策的转换及其严重后果

二战后日美国家间战争赔偿经历了惩罚性的“拆迁赔偿”与象征性的“协议赔偿”两个阶段。战后初期，美国远东政策的战略目标是：彻底根除日本的战争潜能，使之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以“拆迁赔偿”的方式．强制日本把被指定的工业设备赔付给曾被日本占领和破坏的国家．重点是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以遏制苏联对东亚的影响。但随着中国解放战争形势的变化和美、苏冷战的加剧，美国一改先前对日本打击的政策为利用和扶植日本，对日本的赔偿政策也转换为旧金山《对日和约》中规定的“协议赔偿”。美国对日战争赔偿政策的转换，严重损害了被日本侵略过的亚洲国家的利益，使原来战胜国对战败国之间的惩罚性赔偿变为日本和索赔国之间对等的象征性协议赔偿，致使赔偿性质和赔偿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而导致战后日本经济重新对外扩张、军国主义重新复活、拒不承认战争加害和战争责任、战争史观日益右翼化、亚太地区形势长期紧张等严重后果。     

试论1941—1945年美国对华政策及其演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由于美国与日本的经济联系,以及两国在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争夺和勾结,对日政策构成美国远东政策的中心。而中美关系是不密切的,美国对华政策也不甚积极。大战的爆发,美日交恶,使中美关系发生最大变化,美国对其在华利益及前途的估计大大增高,从而导致美国远东政策中心转向中国,新的对华政策形成。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日本政府的“两个中国”政策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日本政府一直以"政经分离"为幌子,推行"两个中国"政策。1960年代,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关中国问题的"对策"和"意见",使其"两个中国"的政策达到顶峰。日本政府的这些"对策"和"意见",既有追随美国推行亚洲战略的成分,也有出于日本国家利益的考量而不同于美国对华政策的部分。在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苏交恶及中美关系缓和的国际大环境下,日本政府的"两个中国"政策也最终宣告失败。     

从艾森豪威尔到肯尼迪: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

1960年日本"安保危机"之后的困局促使美国对日政策从"占领者"心态向"平等伙伴关系"心态转变。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美日关系虽然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变,但是,美国对日政策仍带有很强的"占领者"色彩。肯尼迪时期,美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着手调整对日政策,采取了"单边"贸易自由化、美日事前协商框架等政策,开始向"平等伙伴关系"转变,试图重构美日关系。     

吉田茂的“中国观”

上世纪50年代初,日本首相吉田茂在决定日本对华政策时,曾试图在大陆和台湾之间搞＂平衡＂。但是,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依附美国,选择与台湾＂建交＂是日本的最大＂国益＂。本文通过对吉田茂的＂中国观＂进行剖析,揭示出当年日本政府选择与台湾＂建交＂,并不是吉田茂＂心甘情愿＂的。但为了日本的国家利益,他宁愿＂牺牲＂自己的个人想法。充分说明,在制定国家政策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一·二八事变期间国民政府对日政策评析

国民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的基本出发点是：首先实现中日停战,然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为此,国民政府在军事、政治与外交方面多管齐下。显见,此时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与九一八事变时期相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既折射出中日民族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也说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微妙的调整。然而,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核心仍是基于依赖国际调停的方式来解决中日争端。国民政府对日态度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日本民间力量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作用探析

20世纪550年代针对中日官方外交难以启动的情况,中国政府基于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从民间外交入手实现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对于这段历史过去多从中国的角度研究,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日本民间力量对两国邦交正常化同样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对该问题作进一步探析,以期再次唤起人们对民间交流的关注,进一步拓宽两国民间团体和个人的交流与合作。     

论“一·二八”事变期间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兼与“九·一八”事变对日政策比较分析

国民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的基本出发点是首先实现中日停战,然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为此,国民政府在军事、政治与外交方面多管齐下。显见,此时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与“九·一八”事变时期相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既折射出中日民族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也说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了微妙调整。然而,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核心仍是基于依赖国际调停的方式来解决中日争端,国民政府对日态度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甲午战争与台湾问题

日本近代幕末"尊皇攘夷"的代表人物之一吉田松阴,是日本近代对外扩张的"设计师",而吉田松阴的得意门生、有着"日本陆军鼻祖"之称的山县有朋,继承了吉田松阴的扩张主义思想体系,通过内阁确立了日本近代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并将包括我国台湾在内的东亚地区作为其"利益线"。甲午战争之后中日两国签署的《马关条约》,第一次以政府间条约的形式,将中国的台湾割让给日本,成为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的缘起。可以说,是甲午战争改变了台湾的命运,是甲午战争开启了台湾问题的序幕。     

李大钊的对日外交思想

李大钊早期对日外交思想，主要是抨击日本的侵华政策，揭露其实质；提出抗日主张，号召政府与国民协力抗敌。从1919年开始，李大钊一方面继续揭露日本侵华政策的本质和罪恶，另一方面，在反侵略策略上，不再把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而是强调人民的力量；同时提出把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分开看待，提倡中日民间友好。李大钊的对日外交思想具有鲜明的特点：从国际局势的角度考察中日关系；从中国政治局势变化考虑对日外交关系；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JET青年"与中日教育交流

“JET青年”是对参与日本政府实施的“日本交流与教学项目”(The Japan Exchange andTeach ing Programm e)的外国青年的简称。“JET中国青年”的工作增进了日本同中国的相互理解、交流与合作,在中日两国各地区的国际化进程中,特别是在推动中日两国间教育交流事业的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JET中国青年”回国后,基本处于松散状态等原因,致使许多人的优势未能充分发挥。因此,加强“JET中国青年”会员组织的构建,给予这一群体以适当的扶持,对推动中日交往、特别是教育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中美关系中的日本因素

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美日关系组成了中、美、日间不均衡的三角关系。日美之间是同盟关系,而中日两国关系自建交以来就一直是起起伏伏,时好时坏,日本是中美两国交往中都可以借助的因素。     

日中构筑新的合作体制与改善国民感情

三十多年来中日关系逐步正常化,但是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还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文章首先探讨如何就以下方面巩固和增进国民感情:改变日本国民对中国的看法;衡量和处理日本国民对中国的不安全感、威胁感;还有媒体的态度.其次,文章分析了双方的让步妥协的努力.此外,文章研究展望了构建新的中日合作体系的构想.     

“济南惨案”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欧美外交

南京政府成立后国民党一直以维护中日关系的稳定为重要外交策略方针。即使在“济案”爆发之初，蒋介石仍然希望通过阵前交涉解决军事冲突。由于日本有意扩大事态，南京政府转而求助西方，选派王宠惠、伍朝枢、胡汉民等前往欧美争取国际联盟和英美法列强的支持，南京政府的外交格局由此发生重大变化，即外交策略重心由日本转向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