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储蓄与GDP增长相关性分析

许多研究认为东亚经济增长奇迹的关键原因是这些国家的高储蓄。本文在对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的有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时发现，在中国的居民储蓄率与GDP增长率之间并不存在正相关关系，事实上，与GDP同向变动的应是居民储蓄额，并且我们发现要保证储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也需要满足一些特殊条件：居民收入必须不断增长、储蓄必须要能顺利地转化为投资。因此本文提出在政策上应谨慎看待我国居民储蓄与GDP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我国实际利率与储蓄、投资的关系研究

使用1995—2009年第1季度的季度数据对我国实际利率与储蓄、投资的关系进行研究。首先建立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但进一步对变量的ADF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不是所有的变量都是平稳的,为了避免"虚假回归",未直接采用传统的线性回归进行研究,而使用了自回归分布滞后(ARDL)模型。结果表明:实际存款利率对储蓄增长率的影响是显著为负的,储蓄增长率与投资增长率的相关关系为正,实际贷款利率与投资增长率存在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进一步对实证结果进行了分析。     

原油价格变动对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影响的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比较原油价格变动对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影响,建立了原油价格变动影响经济增长的国际传导机制模型,研究结论包括:(1)当期原油价格上涨对中国经济增长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当期原油价格上涨对西方七国增长率有正向影响,不过这个结论在统计上不显著;(3)滞后1、2期的原油价格上涨对当期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4)当期中国经济结构变动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影响西方七国经济增长率;(5)中国经济增长率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有长期的正向影响,影响时间持续3年以上;(6)西方七国经济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有负向影响,影响时期持续两年以上。根据上述结论本文认为稳定的原油价格是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共同责任,因为彼此的利益已经如此紧密相联。     

创业投资对实体经济贡献的测度:滞后与结构效应

本文利用1978—2018年的相关数据,通过实证方法检验创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表明:在该时段内创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弹性和长期弹性分别为0.234和0.649;创业投资增长率是经济增长率的Granger原因;短期内GDP对创业投资信息的标准差扰动的响应处于很低水平,但从长远角度看,创业投资对GDP存在时限更长的正向拉动效应,而且其对GDP的方差贡献率非常突出。结构效应检验发现,创业投资对第三层次的实体经济的系数最大,表明对其影响最为显著,滞后期越长,创业投资的功效越显著。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进一步推动创业投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科技创新投入与经济增长动态机制实证研究

基于1995-2016年统计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和VAR模型对中国科技创新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动态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GDP增长率和科技创新投入增长率之间存在一定均衡关系;科技创新投入增长率构成了GDP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但GDP增长率并没有构成科技创新投入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GDP增长率和科技创新投入增长率之间存在比较敏感的双向动态关系,科技创新投入增长率对GDP增长率影响更大。并提出政策建议:创造良好科技创新政策环境,稳定科技投入增长;完善创新成果激励体制;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完善创新成果保护机制。     

中国财政收入与GDP的因果关系检验

从理论上来说,财政收入与GDP的增长之间保持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那么,在实践当中是否也是如此?本文通过对二者的增长率进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后,发现我国财政收入与GDP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增长关系,但就二者的相互影响作用而言,财政hA-增长对GDP增长的影响作用不显著,而GDP增长对财政收入增长的影响作用显著.     

对需求不足与扩大内需的认识

20年来我国 GDP年均增长率达到 9.8%,绝对额由 1 978年的 362 4亿元飞跃至 1 997年的 74772亿元。经济政策与居民最终消费的紧密结合 ,使经济实现了高速健康的增长。短短的 2 0年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了满足 ,由此而出现了结构性生产过剩 ,有效需求不足成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1 999年上半年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持续下降 ,在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几次下调的情况下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进一步增加 ,银行存贷差不断扩大 ,受全球性生产过剩价格下跌的影响 ,我国外贸出口形势严峻 ,进口大幅度的增长 ,国内市场面…     

自然资源、投资与经济增长

本文阐述了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通过储蓄与投资而建立的联系。当产出分配给自然资源拥有者的比例增加时。对资本的需求将减少,这导致实际利息率和经济增长速度降低。此外分析表明私人最优储蓄增长率和社会最优储蓄增长率之间的差异随着自然资本的比例增加而增加。研究表明,自然资本通常既挤出物资资本又挤出人力资本。从而妨碍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可能间接通过延缓金融体制的发展而妨碍投资和储蓄。     

一种测算GDP的新方法：滚动加权（Chain—weighted）法

近年来美国经济结构的显著变化,特别是计算机价格的迅速下降,表明传统的固定基年的测算GDP的方法高估了近些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这迫使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开始使用一种称作Chain-weighted(滚动加权)的方法来计算经济总量的增长,并用于修订测算实际GDP水平及其增长率。这种方法更多地采用当前价格的信息,可以更精确地衡量GDP增长,从而     

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研究

本文以中国1979-2005年的每年GDP总数、GDP增长率、总就业量及其增长率为分析指标,分别从总量、就业弹性、增长率等不同的角度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利用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从总量指标上对经济增长对就业能力的拉动力进行了量化,考虑了两者在增长率上存在着不一致性的问题,得出了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步伐存在不协调性的结论。     

中日贸易对碳排放转移的影响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日贸易的不断发展,中国目前的碳排放量较十年前增长了两倍多,然而日本的碳排放量基本处于稳定状态,中日两国是否由于贸易产生了碳排放转移现象逐渐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本文利用投入产出法分别分析了1995年、2000年和2005年中国和日本由于贸易引起的相应部门产生的碳排放转移量;利用LMDI法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强度效应这三个角度分析了其在一定时期内对中国和日本碳排放转移变化量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这三年中国由于出口到日本引起中国碳排放总量的增加值要大于日本碳排放总量的增加值,中日贸易存在着碳排放转移现象。规模效应对转移至中国和日本的碳排放量在三年的变化一直起正向作用,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对中国碳排放转移变化值都由负向作用变为正向作用,对日本则反之。最后,本文结合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与耕地资源数量变化：国际比较及其启示

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阶段，有着不同的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的特征。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国际比较研究表明，耕地资源数量变化与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发达程度的相关性大体上呈现3种不同类型的特征，3种不同类型的国家GDP的增长对耕地资源数量变化影响的基础、机理是不同的。研究表明，我国建国后至1981年经历了类似于欠发达国家目前经济增长和耕地资源变化的阶段，1981年至2004年处于经济增长和耕地资源变化的第二个阶段，此阶段的前后20年耕地资源数量变化是不同的，总体特征是耕地的代价性损失增加，2018年左右我国将进入“经济低增长、耕地资源低减少”类似于发达国家的第三个阶段，此后耕地资源数量锐减将成为历史。研究结果对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与耕地资源保护之间的关系具有借鉴意义。     

北京市产业结构的节能潜力分析

北京作为能源输入型的国际性大都市,其能源消费深刻影响着区域能源生产和供应格局的变化。北京市"十一五"规划提出"十一五"期末全市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比"十五"期末降低15%的战略目标,因此,正确地把握北京市能源消费及其增长变化是关系到能源节约总体战略实现的第一要务。论文运用结构演进-能源消费和结构演进-单位能耗两个基本判断模型,分析北京市能源消费行为的规律,前者通过分析产业结构演进与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变化两者运动的轨迹,从整体上揭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一次能源消费变化的基本特征。后者则通过产业结构演进与单位GDP能耗变化的相关分析,判断产业结构演进的节能效果和变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市产业结构演进和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以及单位GDP能耗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其中,在1952~2004年间,单位GDP能耗先升后降,产业结构演进的节能效果明显,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呈下降趋势,产业结构的升级是北京市"十一五"时期完成节能降耗目标的主要途径。     

贸易开放、城市制度改进与经济增长

"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谋发展"是中国推进开放的一个重要依据,然而鲜有文献专门考察贸易通过制度渠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以中国各城市为对象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本文首先构造城市出口制度密集度指标以衡量世界市场对城市的制度需求,接着本文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出口制度密集度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城市对外贸易带来的外部制度需求会通过促使城市制度改进来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并且,本土公司的一般贸易在贸易通过制度渠道促进城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     

中国节能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与最优节能路径选择

本文设计了两种节能政策(固定额度的节能政策和比例额度的节能政策),并利用中国各省1995-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根据加入能源消费的扩展Cobb-Douglas生产函数,运用时间可替代DEA模型分析了在不同节能目标(54.4%,68%,90.5%,20%节能额度)约束下,中国这两种节能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和最优路径,并讨论了全要素生产率对潜在经济增长损失率及最优节能路径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比例额度的节能政策实施效果更好,节能目标的制定应充分考虑各省的实际情况,生产率较高的省份在较高节能目标的约束下产出损失更大,而生产率较低的省份实施节能政策反而有利于经济增长。本文的结论只能部分支持节能和经济发展双赢的环境波特假说,对于有的省份而言节能和经济增长之间还是面临着两难抉择。     

基于IPAT模型和情景分析法的山西省碳排放峰值年预测

山西省是中国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温室气体排放量位居中国前列,减排压力巨大,合理预测碳排放峰值年,有助于明晰减排目标,为有效设计减排路径提供帮助。本文采用IPAT模型,对山西省中长期能源碳排放量以及峰值年进行了预测。结果显示,在山西省当前能源与结构状态下,相较于可再生能源年替代率,年GDP增速和年节能率对山西省中长期碳排放影响更为显著,是2030年达到碳排放峰值年的关键控制指标。在GDP低速和中速发展情景下,山西省碳排放量均可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碳排放最大峰值量分别为6.6亿t和7.1亿t;在GDP高速发展情景下,预测结果显示,2015-2040年碳排放量一直增长,无法达到峰值年,上调年节能率或可再生能源年替代率0.60%及以上,方可确保山西省2030年达到碳排放峰值年。     

中国工业部门能耗碳排放分解与低碳策略研究

在对我国工业部门能源消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集中研究了影响工业部门能耗碳排放的具体因素,综合考虑能源排放强度、能源结构、能源强度和产出规模等四个要素,运用指标分解分析法中的对数平均权重分解法,建立了工业部门能耗碳排放分解模型,并对1995年-2007年的工业部门能耗碳排放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工业能源强度显现出了对碳排放明显的负影响,工业经济产出效应明显分为正影响缓慢增长的1995年-2001年和迅速增长的2001年-2007年两个阶段;工业总量增长引起能源消耗上升是导致碳排放总量迅速增长的直接原因,并且该效应已经抵消了能源强度效应对碳减排的贡献。文章最后提出了针对工业部门能源消耗的源头、过程和末端三个环节的低碳对策,特别强调了电力热力行业节能减排,调整发电能源结构对改善我国能源结构,从源头上减排的重要性。     

中国主要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及空间溢出——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实证分析

使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并分解中国主要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TFP),运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中国主要城市绿色TFP的空间溢出效应,认为前沿技术进步是绿色TFP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而环境技术效率的改善却比较滞后;城市绿色TFP显示出较大的地区差异,存在空间溢出;其中研发投入对绿色TFP的增长不仅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也具有明显的本地促进效应。人力资本对于绿色TFP的增长并不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